1953

鼠疫是从一个小孩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刚从蒙阳过来，还没开始整编。整个岛暂时分成三个营区。我们跟着第一兵团，在松代岛北面平了一片营区。我们到达的那天是1月25日，腊八节。法军让我们出舱的时候，我们还很小心，很怕出现在眼前的会是漆黑巨大的矿坑，或者是绵延的橡胶园，但是我们在甲板上的战友并没有发出之前约定的信号。我们搭着身边人的肩膀和胳膊，从充满排泄物和呕吐物的臭味中走到甲板上。人挤着人，海风把阳光吹在身上。我看到余晖拖在远处的海面上，发着光。我使劲呼吸着潮湿而新鲜的空气，觉得过去的五天就像是一场梦。我们在梦里呕吐，在梦里想念祖国和亲人。有时候会有人唱歌，但我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在五天漫长的航行中很少想起战场上发生的事情，甚至都没想到死在我怀里的连长。我们都担心会沦为劳工，但很快我们就被昏暗发臭的船舱所击溃，我想，我们作为人的思想正在慢慢消亡。我们只想活着。有人唱起了歌。每个士兵，每个军官都跟着唱了起来，边哭边唱，跟我们一起过来的地方团队和学生也跟着哼起来。歌声混着哭声和尖叫。看守我们的法军把步枪移到胸前，紧张地注视着我们。站在我跟前的是个摩洛哥籍法军，他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发白的指尖特别显眼。我们全都朝着北方，朝着祖国的方向。歌声越来越大。在沙滩上清点人数的时候，我们都很配合法军。

这次来的总共有五百零八人，面朝沙滩站了二十多排。法军命令我们脱干净去海里洗澡，之后给每个人发了一粒维他命。有人小心地用塑料包起来藏在身上。我们排成四列纵队，朝着松代岛腹地前进。没走多远，我们就看到了早已废弃的日军机场。建筑和路面都被盟军的轰炸机摧毁。跑道的尽头，有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在运输机残骸上玩耍。他们看到我们后，从飞机上跳下来，朝着远处跑开了。我们意识到，岛上是有原住民的。走了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原住民的聚居区。天边的余晖变得浑厚且黯淡，看起来很快就会散去。我们站在原地，感受到从那些木屋和栅栏的缝隙里透过来的目光，不用看我也知道他们是一副什么神色。早在12月中旬，我们穿越边境之后的第一个落脚地就是当地人的村落。我们刚刚被追了几十公里，枪支和弹药就像要陷进身体里一样。雨水接连下了几天，法军送来的配给很快就被吃光。有人饿的实在受不了，去一个越南人家里偷了点玉米出来。当时我们那里最大的官是第一兵团的副团长史杰，史杰枪毙了那个人后，我们就不再敢偷了，转而去换越南人的食物。越南人什么都收，除了枪支弹药，但都贵得很。我用一块浪琴表只换来刷了鱼露的两根玉米和一碗米饭。李治用我的半碗米饭去其他连队换回来两张外国泳装美女的画像，是他们从画报上撕下来的，也用塑料包着。接着，李治用着两张美女从越南人那里换来了两碗米饭。吃饱饭以后我们就开始想那两张美女了。

在松代岛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丢了五个人，到最后也只找回来两个人。当天晚上，史杰命令我们就地休息。校级以上的军官都去了从原住民那里征来的房子里，而我们则躺在地上。等大家都躺下后，我跟李治爬起来，弯着腰跑到原住民那里，抽了几块用作栅栏的木板。我们把木板放在地上，又搓了好多叶子铺在上面。

我们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在蒙阳的时候，我们的枪支被法军没收，整天担心会被法军交出去，各种谣言传来传去，每个人都信了。26军越过边境的时候怎么都不愿交出武器，还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后来弹药没了粮食也没了，才放下武器，被法军送到了莱姆法郎。那段时间总是下雨，天气阴冷，我们的鞋都灌满了泥水，浑身上下没一块干燥的地方。我和李治并排躺着，树叶的味道很好闻。过了一会，地上响起了鼾声。我在鼾声中听到远处森林里传来不知名的吼声。我坐起来，靠着树，感到肚子很饿。我从身下拿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我们被四野围在钦州的时候，有很多个这样的夜晚。那个时候我们早已经败了。对于战争，我们也不再抱有热情，但这跟失败无关。夜里很静，活人跟死人一样。我们蹲在战壕里，不敢睡觉，生怕炮弹会在某个时间突然冲到头顶。兄弟部队溃逃的消息不断传来，叛逃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史杰来前线调整布防，正好有连队趁着夜色往对面跑。史杰让我们开枪。我们都没动。连长抽出手枪，大声命令我们。在灰白的月光下，我看到手无寸铁的战友们猫着腰快速前进。我为他们感到不耻，但也觉着没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只不过是不想在战争的结束阶段丢掉性命。我也是。我把步枪架在石头上，开了第一枪。那个人倒了下去，我打中了他的腿。其他的人像石头底下的虫子一样四散逃开。接着我又开了第二枪，身边的人也扣动了扳机。那个人再也没站起来，他有可能爬到了对面，或者死在了路上。李治问我为什么要开枪。我说我是军人。很长时间以后，他说他在战前的时候想要当个兽医，但他现在已经不想了。他说：“我实在是受够了。”我们见过受伤的、死去的、烧着的人和马，有时候会看到狗或者牛羊之类的家畜。我明白李治的感受，但我不会让战争影响我。我在战前想当个木匠，等战争结束后，我还是要当个木匠。

我伸直了腿，在黑暗中想象刨子在木料上推动的情景。当木匠有个好处，就是老了的时候可以收个徒弟，让他去干活，而我只要在旁边喝着茶指挥就行。那天晚上，我就是这样睡着的。第二天早上下起了雨。我们站在雨中点了名，发现少了五个人。史杰去跟法军通报，但法国人并没在意，他们没有多余的兵力去找人，也不放心我们自己去找。他们说，松代岛上有越共的间谍。

原住民的村子正好在山脚下，看上去有五六十户人家。事实上，这些人只是岛上原住民很少的一部分。后来，我们知道，松代岛上总共有三千多人，这些人只有不到一半是原住民，剩下的都是明末从广东和海南逃过来的人的后裔。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兴奋，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被带到远离村落一公里的地方，法军给了我们一些工具，让我们自己搭建营房。尽管雨势很大，我们还是带着创造生活的热情在干。在蒙阳滞留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地上插上四根树杈，上面系着衣服或者塑料，睡觉的时候爬进去或者挪进去，往往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树杈都已经被压断了。有时候我起得早，站起来看着周围横七竖八躺着的人们，觉得跟打了一场惨烈的胜战一样。可以说，我们把松代岛上的这片土地当成了日思夜想的家园。我们自发分配好工作，法军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军用帆布。我记起刚上岛时路过的那个飞机场，那里还有一些散落的铁片。我找到一个中尉，跟他说了我想去拿一些回来。他又去找了史杰，史杰去找了法军的少将，他们说，这个少将进过德国人的集中营，在里边丢了一条胳膊。后来，中尉带着一个黑人士兵走过来，说他跟着我们去机场。我叫了李治和陆森雷，张一峰也跑过来说要跟我们去。我不敢惹张一峰，就答应了。

黑人士兵来自摩洛哥。他会一点英语，但他那时候跟我们还不太熟。他板着脸跟在我们后面，枪口一直对着我们。张一峰是淞沪会战时期就跟着史杰的老部下，但他一直是个士官长，连个尉官也没混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不好惹，而且性情暴躁，除了战争，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他热爱的事情。后来在台北，我参加研讨会的时候遇到了他，他说他信了教，在立青农场干活。研讨会结束后，我找到立青农场，那里的负责人说并没有张一峰这个人。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白天的松代岛看起来比傍晚的时候大了很多。在我们营区的北面和东面，是一大片深绿色的森林，在雨中显得危险重重。路上我们遇到一些越南人，看见我们就远远避开。我们在雨中感到越来越冷。张一峰回头朝摩洛哥人笑着，先是倒着跑，后来就转过身快跑起来，边跑边叫，跟昨夜森林里的吼声差不多。陆森雷叫了几声，抹了一把脸，也跟着跑起来。摩洛哥士兵说了一句法语，又用英语说了一遍。他站定，瞄准，雨滴打在枪身上，打在他黑色的手上。我举着手，朝他摇头。他看着我，嘴唇紧闭。他的手指贴在扳机上。我用手指了指前面，对他说：“Go，no shoot！”我朝他笑笑，开始追着张一峰和陆森雷跑。李治喊了我一声，我没回话。我不知道摩洛哥人会不会开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跟张一峰一样发了疯。我们胡乱地喊叫着，朝着机场进发。我想起当初在斯州集训的最后一天。也是雨天，教官说我们全都通过考核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场上互相追逐奔跑，摔倒又爬起，胸中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如今在奔向机场的途中，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但我们什么都没战胜，而身后还有一个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开枪的法军。

还没到达机场，我们就听到海上传来了枪炮声。我们都停下来。摩洛哥人追上来，也在我们旁边站住。陆森雷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开始还以为是打雷声，后来我们就看到了雨雾中急速爬升又坠落的炮弹，还有模糊的运输船边上发出的火光。张一峰让我回去报告，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陆森雷。陆森雷巴不得离开，他甚至没跟摩洛哥人打招呼就往回跑。

我们继续往前跑了一段，认出那是法军的三艘登陆艇，是从莱姆法郎过来的126军和46军的人。有人从船上跳下来，往岸边游。登陆艇离岸边至少有两海里。枪声持续了几分钟后就没了。我们跑到沙滩上。从船上下来的人说是遭到了越共的伏击。关于越共，我们听到了太多传言。蒙阳、莱姆法郎、金兰湾，甚至是西贡，哪里都有越共的影子。法国人正在失势。除了跳船淹死的三个人，越共只杀死了一个人。46军的参谋长马东早年曾在法国留学，跟随船法军交涉了很长时间。船上的人还没全下来，我们就又遭到了攻击。我们在沙滩上完全没有掩体。我们跟着46军的人回到海里，争相往登陆艇上爬。子弹是从200米外的一片椰林打来的。从枪声判断，大约只有二三十人。我们蹲在登陆艇里，抱着脑袋。法军用登陆艇上的机枪还击。这次战斗结束得也很快。从登陆艇上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右腿有点疼，我以为是蹲麻了，直到李治提醒我，我才看到右腿膝盖正流着血。

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地。期间因为感染，我昏睡了两天两夜。医院极其简陋，一百多张病床，只有三个法国医生和一个越南医生，护士倒是挺多，都是越南人。我从昏睡中醒来的时候，眼前站着一个戴口罩的越南女人。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差点把她当成我妈妈。我闭上眼睛，感到眼皮发烫，我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已经记不太清妈妈长什么样了。亨利医生过来给我检查了一遍，告诉我医院设施不全，我的腿能够保住，但不会彻底痊愈。他说我们能在岛上做出足够的拐杖和十字架。

“这洋鬼子说话不好听，但还挺有意思，躺在旁边病床上的人告诉我，“关于十字架，他跟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十字架。”这个人叫赵大万，是126军炮兵师的一个排长。陈大万跟我讲他是如何参军以及他名字的来历。他的话实在太多，而我也不想说话，就一直听他讲。

赵大万说：“在湖南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吃。军粮都让当官的一层层剥了，到我们嘴里的都不够塞牙缝。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赢不了了，跟45年的德国一样。我们没吃的，到处去找，去挖，去偷，去抢。有一种虫子，当地人叫干爹。只要你逮到一只干爹，你就能逮到一窝干爹。这种虫子特别的地方就是，只要有干爹死了，其他闻到气味的干爹马上就会跑过来，一来一大群，密密麻麻。比蚂蚁大一点，但是很胖，圆滚滚的，水煮的不如火烤出来的，要是有盐，那更好吃。当地人从来不吃干爹，说它们对庄家有益，而且他们说干爹是天下人的干爹，连人类都没法做到一个人死了，所有人都来祭拜的。他们懂什么呀，连枪都没摸过的人。我们都要饿死了，哪顾得上干爹干娘。我们在的那个村子没半个月也被吃光了，当地人的粮食都藏起来，说什么都不卖。我们去抢，枪毙了几个人后就没人抢了。我们就去演戏。让两个人在晚上的时候去抢，我们装作侦缉处的人跟在后面，等那两人被村民抓到后，我们就登场了。演戏是演戏，但打是真打，要不然村民也不会信，他们精着呢。我们把那两人打到半死，我们是避开要害的，那些人不知道，往往还是会不忍心，最后都会拿一点吃的出来的。也有落空的时候，那两人就白挨打了。我们就抓阄，几根长棍，两根短棍，抓到短的去演坏人。你知道我们管这个叫什么？我们叫‘去看干爹’。那段时间总有人喊：‘有没有人要去看干爹？’哈哈哈哈笑死了，现在想起来也好笑。你要不要去看干爹？”

我说：“我这个样子去，用不着打，干爹就会给我吃的。”

“不会的。他们可精明了，粮食就是命根子。给你吃一口，他们就得少吃一口。少吃一口，说不定就饿死了。”

我想喝点水，靠到墙上，发现木板上的破碗里只有几个空药瓶。

赵大万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我拧开，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赵大万把食指贴着嘴唇，低声说：“别让亨利医生知道。”

我以前是从不喝酒的，但上了战场后就开始喝了，一次都没醉过。离开松代岛后，我去过军方的戒酒协会，反而更加大量地喝酒，尤其是在晚上。我那时候总是梦到自己被身后陌生的枪手击倒。在戒酒协会，我遇到很多酗酒的士兵，他们很多都是因为接受不了不再身处战争的事实。更准确地说，他们对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日常生活无处下手，因为那是已经消失的不会再次变得完整的一部分。在战场上，即使部队打得只剩一个人，即使战友们都倒在了血泊中，他们依然在幸存者的心中。当幸存者从战场撤出，那些炮火和呻吟会跟随他一生，而他早已无法战斗。他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于是他转向自己。我跟他们不同。我从不试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平衡。我努力把自己看做是一件工具。

护士走进病房，我把军用水壶伸到床下面，拧好盖后塞到被子下面。

赵大万告诉我，跟在护士身后的那个法国军人是随军牧师。我看到牧师手里拿着的黑皮《圣经》。他们走到角落的一张病床前，有能动的病人围了过去，护士几次都没撵走。我听到牧师在说话。赵大万说牧师是跟他们一起从莱姆法郎过来的。他说在莱姆法郎短短一个多月，就有几十个人皈依了基督教。

“中国人信基督？”

“信。为什么不信？佛祖远在天边，基督的代理人就在眼前，你信哪个？关键是，大卫1928年就来中国了，他还在上海做过老师，有个中国名字，就叫卫华。”

“你信吗？”

“我什么都不信。不过我真想问问上帝，他老人家对这场战是怎么看的？”

“你可以去问问大卫。”

很久以后，我问过大卫上帝对战争的看法。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圆有法师。圆有法师是岛上鱼骨寺的大法师。他并不是一个好法师，贪婪而又虚荣，他把这些解释为他自己的局限。他说佛教讲的是对个人的点化，任何人都能成佛。关于战争，他用业力来解释。当我跟他说起那些战争中惨死的平民和牲畜时，他用因果和无妄之灾来解释。我们那时候正遭受着岛上越共的骚扰，越共的目标是法军，但总会把我们扯进去。圆有法师也知道这些，他告诉我，“放下屠刀”里的“屠刀”不仅仅是屠刀，而屠刀也不仅仅来自身外。

至于上帝对战争的看法，大卫说上帝并不关注战争，上帝关注的是人。基督教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战争的历史。他并不认同基督教中有些关于战争和争斗的教义，但他相信将来的某一天，战争会在世界上消失，会真正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一天的到来，就是上帝信仰遍布世界的一天。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跟圆有法师和大卫聊天，试图搞清楚我脑子里那些混乱的念头。我有时候觉得战争可恶可恨，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离不开战争。我想着等回去后找些宗教书籍来阅读，但我回去后就忙别的事情了。

大卫从人群中走出来，把《圣经》装好。有两个人把尸体抬到担架上，上面盖了一块发黄的床单。大卫环视了一圈肮脏拥挤的病房，领着他们走了出去。

李治和陆森雷带了一罐牛肉来看我。我们都很高兴。尽管我并没有多少食欲，还是吃了一大部分，剩下的分给了赵大万。我们又一人喝了一点赵大万的酒。李治告诉我，西贡方面已经同意增派船只和飞机来运输蒙阳、莱姆法郎的人，并且会在汾修和介多之间修一条公路，以应付越共的骚扰。陆森雷还给我看了他随身携带的鸟笼。鸟笼用树条编成，看上去像一只倒扣的锅，锅的中部有一扇用铁丝勾住的小门。鸟笼里有一只绿色的鸟，只有足部和嘴巴是红色的。陆森雷给它起名叫陆露，说当地人从来没见过这种鸟。我逗了一会陆露，发现它并不会叫，小小的脑袋不停转动，脖颈间的羽毛反射着光。陆森雷说他要把陆露带回国。

医院位于三个营区的中心，原先是日军的仓库，外面的空地上都铺着卵石。法军改成医院后，就把空地变成了晾衣服的地方和露天病房，在医院最南面靠近汾介公路的地方修了一个小型停机坪，用来接重要的或者高军衔的伤员前往西贡治疗。从我和赵大万的位置，只能看到医院北面一大片晾衣架歪歪斜斜地插在地上，上面挂着被雨水打过的衣服、床单和绷带。越过晾衣架，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水沟。赵大万说，刚开始这里本来是有泉水下来的，但是被营区的人从山上截走了。我问他医院用的水从哪里来。他说全靠伤员轮流去山上提水。“反正不管怎样，要想喝好水，都得上到最深的山里边，这外边流下来的，倒是也能喝，但是有一些对人不好的东西，当地人是从来不喝的。”水沟后面是一小片稀疏的树林，在那里的黄土上，插着四五个十字架。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等我离开的时候，那里的树木早已被全部砍光，地上的十字架顺着斜坡往上，一排接一排，新的旧的混在一起，一直延伸到几乎半山腰上。后来他们不想再抬着死人走山路，就开始横着挖地。从远处看，紧密的十字架群就像一根木楔子嵌入松代山的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