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罗妮卡：两段生命的共振 | 这代人
鲁米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决定优雅地凝视可怕的东西，我们便可察觉它的美。——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对于戈达尔来说，拍电影只需要一个女人和一把枪；对于阿巴斯来说，拍电影只需要一个女人就够了。于是他拍出了《十段生命的共振》，阿巴斯用电影展现了“大道至简”的诗意。
我自愧于距离阿巴斯通透视角的遥远，但同时我窃喜于学习与模仿的自由，抛却繁琐的自我演绎与背书式的阐述，有时候对于一篇文字来说，将周围人只言片语有条理的简单拼凑，也许便能达成阿巴斯电影启发式结局的效果。
这两段记忆的关键帧分别来自我两位互不相识的女性朋友，也许对于她们来说将两段文字并行放置是一种冒犯，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止不住思索两个朋友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绪与状态，终于，我还是顶着绝交的风险完成这篇推文：
两个年纪，两种处境，两段经历，两生花，这代人。
——编者按
薇罗尼卡
一年级做噩梦梦见母亲的双腿被砍断，我在凌晨哭醒在被窝里，而母亲在外地工作，外婆哄着我安然入睡，那时觉得如果母亲没了，我也不活了。
三年级的一天因为我做错事被骂，委屈的我起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遗书，不小心被母亲发现，她边哭边骂着将我的遗书贴在寒假作业上，说到要死也是她先死，她去厨房拿刀，我哭着磕头嘶喊着：“再也不敢了”。那时就告诉自己：要活着。虽然那时不知为何总浮现自杀的意象。
四年级一天生病没去上课，无意间发现父母的离婚协议书，心跳漏了一拍，第一次感到心跳漏了一拍，没有想法，也知道自己会判给母亲。
初一来到继父家里，我未来生活六年的地方，那晚我哭了一整晚，觉得自己再也不是自己了。
2012年12月24日，世界末日。我在酒吧问陌生人：“你相信是世界末日吗？”他说：“没有什么世界末日啦，不过可以看看25日的日出。”就这样说了很多话，我没去看五点多的日出，陌生人也消失了踪影。
2013年2月3日，我失了身。我想报复他，包里藏了一把刀，步履蹒跚，心里竟有了爱，我惊觉有了性，便会有爱。
2013年8月5日，我又遇到了他，他是个好人，在一起了一年半。
2013年11月2日，我的猫在阿姨家死了，我哭到昏厥，它陪了我五年，母亲不屑地骂道：“只不过死了个狗而已，死了人怎么办？”
2014年3月5日，我和他的肌肤之亲被家人察觉。衣履阑珊的我被母亲拖在地上打，继父指责，舅妈说我是个婊子，我在奄奄一息时奋力推倒母亲，冲进房间预谋着自杀，刀片亲吻着我肢体，没有想象中的大量出血，只是，好疼。
第二天我拿着压岁钱出走，一部手机，一包烟，呆坐在离家不远的天桥上，车来来往往。晚上想投靠他却失了联，便初中同学的家里住了一夜，后来去亲生父亲那里待了几天，外婆逝世，顺便奔了丧，后来回了家也没有外提这件事。
2014年9月1日，来到上海。
2014年12月25日，我和上海的他在一起，他大我六岁。
2015年3月1日，“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
2015年8月5日，我遇见了另一个他。
2019年1月22日，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想死，太怂，活着，又好累。
应该不会死吧，因为我真的太怂了。
维罗妮卡
首先我绝对不是抱怨。
只是在阐述一件事实。
不知道你有没有走过迷宫，出口只有一个，却有很多岔路能令你走向不通达地死路，唯一走出迷宫的方式，你必须向后退，回到路口选择其他路径，才能够有机会走出去。
我常说，人需要一个出口，在这个出口等待你的不一定是豁然开朗，但一定有。我们都是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活着，无一例外。整个人生的过程，就像是在走迷宫，虽然出口只有一个，但我们都在寻找，哪怕兜兜转转，也是经过着走向出口的路。
前年的某一天，真的就是在现实中的一个丁字路口，我恍然产生了障碍幻觉，忘记了导航的存在和我要去的目的地的方向，我就生生站在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了将近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中，从我记事以来的很多画面如同浪潮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好似不会结束。家人朋友爱人，快乐与痛苦。一个个细碎地瞬间在大脑里逼迫重演。
那个丁字路口，就是迷宫里的一条死路，向我展现着我的当下，告诉我，不要再往前了。那些红灯警示，闪烁地对我说：“你会撞得头破血流，你越不过去的，往后退吧，孩子。”
每个人不尽相同，万事没有绝对是非，但比较构建地过程中，对自我认知的明晰我尚可一声叹息，我从未不切实际怀有梦想，反而确定我是个平凡普通人，没有才华出众也没有什么天赋可言。
我接纳着这样的自己，并一直脚踏实地。拒绝那些天真诱惑，只想普通生活着，偶尔带点自嘲地小俏皮，力争平凡纯粹。
可当我向后退了，再次走向岔路口不带思索的转弯。某天我起床出门，又开始似曾相识地内里疼痛。不同的是这次我甚至没看见死路，只是雾太大，而我踏不出脚步。
一呼一吸间，仿佛被卡住了喉咙。
就这样，我要去洗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