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门（上）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题记

3月24日下午三点半，法航1992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i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作家，包括好几个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签了名。

我们一行外加十来个随行记者，登上机场门外法国总领事馆的专车，于4点40分出发。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来越荒凉。这基本是块不毛之地，砂石堆积成丘成山成阴郁之海，灌木野草杂陈，让人想起戈壁滩。

1990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搂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我们去过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那儿的囤垦区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1993年9月13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1995年9月28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龙，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量。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量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畅通，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先是一个紧挨着阴森森的兵营的哨卡，旁边停着坦克，前方是炮楼，射击孔像空洞的眼窝。车门吱地打开，总领事馆的代表拿着以色列国防部的特别许可证，跟大兵交涉。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过去，聚光灯刺眼。只见那个大兵又叫来他的上司，估计是个排级干部。他用步话机向上级请示。他先索去我们的护照，又上车一一查对。他很年轻，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来这儿找死？他又用步话机联络，等了好一阵，总算挥挥手放行。车没开多远，又是一个哨卡，这回耽搁的时间较短。继续向前，一个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现，他一招手，停在路边的警车启动，闪着蓝色顶灯在前面开道。我们终于进入拉马拉。

拉马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实它没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处，比那儿高出六十米，居高临下。它周围是山，泉源充足，是约旦河西岸的避暑胜地。拉马拉是拉马拉和比拉两城市的合称。拉马拉建于十二世纪十字军占领时期，而比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时代。《圣经》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传说圣母玛利亚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1984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并定居。1950年拉马拉归属约旦，而1967年“六日战争”落入以色列手中，1988年约旦把主权归还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仍由以色列统治。直到1996年以色列撤军，拉马拉成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马拉像座死城。街上无人，车少，建筑物大都黑灯瞎火。到达花园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点。主人在旅馆门口迎候。领头的是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我们是应他的邀请而来的。在记者问及我们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时，索因卡答得好：“这很简单，我是应被围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达维什之邀。大家两度盼他去领取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奖金，并和其他作家交流。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迟，然后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这次翻越边境的机会是大遗憾。由于达维什不能来，我们应该去找他，就这么简单。”

花园大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侍者彬彬有礼，在围城拉马拉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达维什围了块白丝巾。他是那种很难判断年龄的人。我想苦难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时也会抹去岁月的痕迹。他有个乐观的鼻子，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他生于1941年。七岁那年，他们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达维什逃到了黎巴嫩时和家人失散，一年后他回到故乡，那儿已被夷为平地，以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定居点。他在小学开始写诗，由于“政审”不合格，不能上中学。他蹲过班房，并多次被软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步行去参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门略有凉意，明月升起来，满地清辉。远处是灯火通明的耶路撒冷。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历史上招来多少灾难，且都是以神的名义。说来宗教作为一种想象活动，恐怕源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诗歌不同，那是源于集体的想象，势必与权力发生关系，从而被权威化制度化甚至军事化，一旦和另一种集体想象遭遇，非闹得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不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个人体验，“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行干脆就“立地成佛”。再说，想象需要空间，这空间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城极有限。而想象的传播和反馈往往导致更复杂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头一次，如闹剧。那想象首先和企图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罗马教皇的野心挂钩，又把一个法国修道院打瞌睡的隐士唤醒。他煽风于地下，点火于基层，在莱茵河畔纠集起八万贫农，向东进发。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诺是动力，可他们连圣城在哪儿都闹不清，又没补给，沿途打家劫舍，最后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说她是女高音，是业余的；我说我是诗人，也是业余的。她笑了。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一看他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洛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在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儿跟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被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多月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1927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计算机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