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尼采的大笑

吉尔·德勒兹著，胡新宇译，选自《<荒岛>及其他文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尼采哲学全集》的出版是如何安排的呢?】

吉尔•德勒兹：问题在于将(尼采的）去世后留下来的笔记——“遗著”（nachlass）按照尼采撰写它们的时间顺序重新归类，并把它们放在同时期著作的后面。这里面相当数量的笔记在尼采死后已被用来、滥用来编成《权力意志》。由此，重要的是重建确切的时间顺序。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卷《快乐的知识》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是由此前未出版过的写于1881—1882年间的笔记构成的。借此，我们对尼采的思想及其创造方法的认识也会得到很大改变。这次全集将同时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出版。不过，文本本身我们还是要感谢两个意大利人：科利先生和蒙蒂纳里先生。

——这项工作是由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完成的，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吉尔•德勒兹：或许德国人不便完成此项工作。他们已经有众多尼采作品的版本，他们倾向于依赖这些版本，尽管其中对笔记的排列是随意的。另一方面，尼采的手稿存放于魏玛,也就是东德；相比西德人，意大利人在那要更受欢迎。最后，或许，就他们已经接受尼采姐姐编辑的《权力意志》而言，德国人同样受到了束缚。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支持所有对尼采作品的纳粹主义诠释，在这一点上，她做了一件非常有害的工作。她并没有篡改文本，不过我们知道，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用来歪曲作者的思想，只要在作者的文章中做出任意的挑选就够了。像“力量”或“主人”等尼采的概念都太复杂了，伊丽莎白式的剪裁只会违背这些概念真正的含义。

——翻译是新的吗？

吉尔•德勒兹：完全是新的。对尼采后期的著作来说，这尤为关键[伊丽莎白•尼采和彼得•加斯特(PeterGast)应为对这部分作品的糟糕解读负责]。马上要出版的前两卷《快乐的知识》和《人性的，太人性的》是由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和罗贝尔•罗维尼（RobertRovini)翻译的。这不是说此前亨利•阿尔贝（HenriAlbert)和热纳维埃夫·比扬基(GenevièveBianquis)的翻译糟糕;不过，如果最终决定将尼采的笔记和其作品一起出版，我们必须重头做起、统一术语。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尼采并不是由“备翼”而是由夏尔•昂德勒(CharlesAndler)和亨利•阿尔贝介绍到法国来的，他们代表了一整个社会主义的传统,包含其无政府主义的侧面。

——您是否认为当前在法国有一种“向尼采的回归”，如果有，原因何在？

吉尔•德勒兹：情况很复杂。或许，相对解放时期以来人们已熟稔的思想方式而言，某种转变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直以来我们的思考方式都是辩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目前，似乎辩证主义思想已经退潮而比如说结构主义则方兴未艾，当然还有其他的思想体系存在。

福柯一直在强调阐释技艺的重要性。很可能，在当前的阐释观念中某种事物已经超越了“认识”和“改变”世界之间的辩证对立。举例来说，弗洛伊德就是一位阐释者，不过以另外一种方式，尼采也是一位阐释者。尼采的观点是，事物和行动已经是阐释。由此，阐释就是对已有的阐释进行阐释，而借此，阐释已经改变了事物，“改变人生”。对尼采来说很明确的是，社会不可能是最终的权威。最终权威是创造和艺术，或者不如说，艺术代表了最终权威的缺席和不可能。从其著作的一开始，尼采就提出存在着比国家和社会等“更高一点”的目的。在其全部著作中，尼采都将这一目的放置在一个既不是历史——即便是辩证的历史——也不是永恒的维度中。这个新维度既处在时间中又逆时而动，尼采将之称为“不适时的”。正是在这里，作为阐释的生活找到其源头。“向尼采的回归”理由或许就在于重新发现了这种“不适时”,它和处于其“永恒”事业中的经典哲学和辩证主义历史观对历史的理解完全不同：它是动乱的独特元素。

——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向个人主义的回归？

吉尔·德勒兹：这是一种奇特的个人主义。或许，现代艺术在这种个人主义中能够隐约地认出自己。因为在尼采那里，这种个人主义伴随着对“自我”和“我”等观念充满活力的批判。对尼采来说，存在着某种自我的消解。对他来说，对压迫结构的反抗不能以“自我”或“我”的名义展开，“自我”和“我”反倒像是压迫结构的帮凶。

那么，是不是说向尼采的回归意味着某种审美主义，某种对政治的否定以及某种既非个人化也去政治化的“个人主义”呢？或许也不是。政治同样事关阐释。我们刚刚提到的“不适时”决不能被还原为某种政治一历史元素。不过在那些伟大的时刻，两者有时会重合。当人们在印度因饥饿而死时，这是一个历史一政治灾难。不过，当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时，总是存在着诗意举动与历史事件或政治行动的重合,这是崇高或不适时事物的辉煌体现。比如，国有化苏伊土运河的纳赛尔(Nasser)发出的大笑就是这种重合的例子，或者卡斯特罗那些充满灵感的姿势尤其如此，此外，另一个大笑的例子是接受电视采访时吉阿普（Giap)发出的笑声。这些例子会让我们想到兰波和尼采提出的律令，两者还可以和马克思叠合起来——艺术愉悦与历史斗争重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创造者，存在着创造性的运动，它们存在于历史中的某一时刻。与此相反,尼采元素正是希特勒所缺乏的事物。希特勒不是查斯特拉图拉，特鲁希略(Trujillo)也不是。不如说，他们代表了尼采所谓“查斯特拉图拉的模仿者”。如尼采所说，掌握权力并不就是“主人”。通常来说反倒是“奴隶”掌握、掌管着权力，而在掌管之中他们仍是奴隶。

尼采那里的主人正是不适时的人（intempestifs），是创造者，是破坏以便创造而不是保存的人。尼采曾说道，在嘈杂的大事件下存在着沉默着的小事件,它们就如同新世界的形成：在这里，同样是诗意元素在历史中的存在。在法国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件了。事件在远处，并且令人震惊：越南。不过，我们还拥有那些难以感知的小事件，或许，它们宣示着某种走出目前荒漠状态的出路。或许，“向尼采的回归”就是这些“小事件”之一，并且已经是一种对世界的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