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品香方 | 入伏养生与艾香养阳
时令已入大暑节气。《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有谓“土润溽暑,大雨时行”,这是湿邪当头、逆之伤心的时候。中国医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究的就是个“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
这春夏秋冬四季中,夏季最后一个月被定为长夏,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中的脾脏,五行属土,主运化水湿而喜燥恶湿——偏偏此时却是“溽暑时雨”,暑热焖湿,脾胃受困,阴邪伤阳。脾阳受损则脾气不能正常运化,脾气不振则身体困顿、精神萎靡、食欲寡味、胸闷乏力、腹泻便秘诸证趁虚而入。
古人有谓“长夏防湿要淡补”,清热祛湿、健脾和中之物事中,瓜果蔬食之外,清品一炷艾香,一定是应季之上选。

大暑入伏,由夏而长夏,气温偏高,阳气最旺,此乃借天地之阳补人体之阳的最佳时机。一炷艾香意在温补脾阳,振奋正气。宋人窦材所撰《扁鹊心书》有云:“人于无病时常灸,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此“灸”所用,便是艾草,艾之为用,乃在保人“真气”“元气”、也即“纯阳之气”:
夫人之真元乃一身之主宰,真气壮则人强,真气弱则人病,真气脱则人亡,保命之法,艾灼第一。
热衷用艾当然不是宋人专利,唐人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说“宦游吴蜀,体上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疬瘟疟之气不能著人。”而艾香在中国文化中第一缕芬芳,一定可以包括《诗经·国风·卫风》中著名的《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渴望,我们不妨理解为日常保健养生中对于艾之倚重,西汉毛氏诗传即将之释为“艾所以疗疾”。艾之入药或灸之为疗起源甚早,不会晚于西周,春秋战国已颇为流行。《孟子·离娄》所谓“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正其明证。
但令人好奇的是,以“艾”入诗之专题,却是有宋一代拔出了一个高峰。写过《百菊集谱》的史铸甚至专为《诗经》里及艾不及菊打起笔墨官司:“一入陶篱如楚俗,重阳重午两关情。惜哉删后诗三百,菊奈无名艾有名。”(《艾菊)》。再如美味之食如艾叶饼,说的也是艾可祛湿醒脾的药用功能:
我爱郊居者,春芽艾叶长。
云舂和豆实,雾摘带麻香。
杞菊天随旧,蓬蒿仲蔚常。
近来关膈病,且得煖枯肠。
(韩淲)

但获得书写最多的,还是“灼艾”——以火用艾。以此为题的宋诗甚为壮观,包括刘克庄、陆游、范成大、朱弁这些鼎鼎有名的青史人物。期间自然不乏宋人喜欢日常生活入诗的喜好,更多则是“灼艾”之物美价廉、亲民实用深深吸引了常居南方卑下湿漉之地的宋人——无论当今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河道纵横的汴梁(开封)、还是偏安江左的杭州,两宋之国都,俨然已非汉唐关中地气刚坚、民风强悍可比。
所谓“藜苋工为祟,参苓那得钱。一笑遭秦厄,残书累腹便”(方岳)。“饱参静定推先觉”,这样的自我治疗甚至同时带上了一种身心修行的意味:
点穴不须医,针经手自披。
既云丹熟后,焉用火攻为。
简出创牵步,端居痛上眉。
闭门功行满,应有解飞时。
(刘克庄《戏郑闽清灼艾》)

既然艾能扶阳养精、通治一切虚症,对于信念坚固、追求早证金刚的行者,医事同时也成了反躬自省的良机:
幻体当如泡影观,法身清净本坚完。
四千八万陀罗臂,艾炷教君何处安。
(郑清之《臂疼,医令灼艾,戏成》)
不仅一代名相欧阳修(1007-1072)都留下了著名的《灼艾帖》,宋人之热衷用艾最夸张的例证,大概当属宋太祖、太宗之间甚至直接创造了“灼艾分痛”的成语以喻兄弟雍穆:《宋史·太祖纪三》写道,
“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无意争颜呈媚态,芳名自有庶民知,这种低调质朴的民间性格,或者就是艾如此深得被誉为传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转型的宋代时人喜爱的内在原因了。《本草从新》有云:
艾叶苦辛,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治百病。
艾香辛温走窜,能通达诸经,舒经通络;能调和阴阳,通理气血;能行气驱秽,激发正气。艾药用价值最好的时期一般为保存三至五年的陈艾。散去生艾燥烈之性,生温熟热,可升可降,一缕纯阳,可入足太阴、厥阴、少阴之经。
长夏入伏,溽暑当体,香艾一线之功效,正与灼艾相辅相成。古谚所谓“家有三年艾,医生不用来”,外邪客气弩矢张,君言扶衰艾火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