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圣女》阅读笔记
前言
《阿尔巴尼亚圣女》收录于《公开的秘密》。这篇小说的样貌颇为怪异，小说结尾也陡然而特别，叙事主体的几经变换，他她的模糊处理，假名和另一个假名，都使得小说在阅读中很难获得一种更为清晰的判断。而其中，关于女性主体身份的丧失、复位，脱出常轨的生活，但是又被扭向常规的探讨——也使得小说的可解度空间变得更大。这种探讨是笨拙的，我也并不能更准确地说明对这篇小说着迷的更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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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始，是已经被匿名的女性，“她是谁”这个困惑将贯穿始终——她的命名跟《白鲸》里的以内利马一样，洛塔尔，一种异族的称呼，一种误解下的假名，却最终成为她的名字。命名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后门罗开始叙述这一重新命名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导游被枪集中，她从石头跌落。我们难免在此产生一种好奇——她如何遭遇这一切？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他们把她裹进毛毯，放在马匹上——他们又是谁？这种“他们”，这种群体的称呼，似乎贯穿到了最后，女性一直是行为被施加的状态。
又是一个含混的状态，她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到达目的地，酒精般的治疗和迷醉，然后嗅觉复苏（她嗅到松木的味道），之后是变幻的星星，我们获知，她正仰面在船上，而船在湖面，所以她看见了一簇一簇、明暗不定的星星；我们知道她身体不舒服，处境糟糕，水中的小虫爬到毛毯、最终爬到她腿上——也意味着身体知觉的渐次恢复。而后她被送上岸，躺在石头小屋中，屋中只有病患和将死之人，而分娩女性的处境更为糟糕，她们在玉米田或路上生子。
她躺在草床，时间概念模糊（也许好几个星期，门罗写到），但还算舒适，照顾着她的是老妇人。而她依然是仰面的姿态，看见黑色蕾丝的窗帘（也许是死亡，或者疾病的隐喻），意识也不清晰，她在这种幻觉中怀疑照顾者是其母亲，但梦呓则透露出她过去母女之间的关系：质疑和冒犯。（你为什么不把窗帘摘下来？难看死了。）
但是视觉很清晰，厚重的蛛网，与灰尘。她的看见，并不能连贯成事情的全貌，无法获得判断。意识不清晰的时候她以为靠近脸部的是棺材板——之后才知道是十字架。我们也由此知道男性的身份——牧师，带着一把枪的牧师（一种奇特的反差），宗教所属（圣方济各会），意大利语（她少量学习过，也许家世不坏），同时一点身份地缘的泄露（她记得自己属于大英帝国，记忆并不曾彻底丧失。）
这边的人不找警察，这边属于部落，属于库拉——全知视角开启，小说忽然从有限的她视角变成了全知视角，我们在此产生一种疑虑，作者是如何获知这一切，但叙事依然在稳步展开——一开始他们射杀向导，（地址：黑山和马拉希阿马达），因为家族血仇，而这种复仇持续了很长时间，射杀女性是可耻的，而后他们子嗣的竞争，逃到了黑山，也不会避免。
叙述来自于牧师，牧师以上帝般的口吻叙述家族关系，他和这地方显然是一种亲近又隔绝的关系，她的记忆开始复苏，小说谈论到她出行的目的——去和朋友，夫妇见面，到达这个港口，预备吃饭，但是当天晚上她忽然产生了某种憎恶之情，其中有众人对她的误解，以及她和他们的格格不入。她想去往黑山的首府，为了避免被朋友劝阻，她天光初露便走上了宾馆，并幸运找到一位向导。
我们终于知道她摔下马匹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我们对于她的处境将了解更多——洛塔尔确实继承了一笔遗产，却和兄弟闹翻了，她属于加拿大。此时叙事回到松林之路上，她到达小屋前的某一时刻，因为拉基酒的作用，她看见一个布料包裹着的无名之物。
叙事中断，在我们明白无名之物究竟是什么之前，门罗从不会轻易把信息一一交代，可能是一把枪，或者一把十字架。
小说以第一人称开始说明，“我”，正是在医院从夏洛特听到这个故事。“我”去探望这位早年、迟暮的朋友，对方生病了。房间还有别人。她告诉“我”自己在构思一部电影。主角是洛塔尔。她讲到中途，坚决地中断，要求“我”明年继续前来。“我”应诺，她却似乎睡着了。
短暂说明叙事的因由之后，小说重新回到部落，我们之前的全知疑虑也得到了解释，我们正是夏洛特故事的聆听者——在这里，妇女们负责编织，劳作，清理，女孩搅拌酸奶，姑娘们宰杀羊羔，不同阶段的女性从事着自己不同的职业，而女性共同的工作是河流清洗男性的头巾，种植烟草，或者像男性那样干活，“她们看起来严肃，但是只是渴望竞争”。照顾洛塔尔的女性是个中好手，但是洛塔尔却像另一个极端。她教导她们英语，但是她们却把她当做笑话。男性以枪战和杀人为傲，女性负责后勤，并对男性的事业不以为意。一天晚上的聚餐中，洛塔尔注意到一个像男性的小个子，大家告诉她，这是圣女。洛塔尔求问牧师，牧师告诉她，圣女是不结婚的女性，她们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手枪、马匹甚至自由，过上穷困、贞洁、以及男性般的生活。
洛塔尔开始对环境熟悉，但是部落的日常事务使得逃离的想法变得奇怪。女性开始逐渐接纳她，并且告诉她传说和风俗。一个早春，她被带到椅子上，剃掉额前头发，染黑，涂粉，穿衣服，却不明白为什么。牧师到来之后，阻止这一卖给穆斯林的行为，牧师让她成为圣女。并且举行了仪式。主持人为男性。
在这部分叙事中，洛塔尔的命运再度发生了转折，在她对于这种陌生日渐熟悉之时，她似乎正在忘却和忽视即将到来的周遭风险，她将被作为商品贩卖。牧师出手挽救了她，尽管理由可能仅仅是宗教的分歧。为了在这里继续生活，她得付出一种奇特的代价，在未有任何详尽的考虑之前，她必须和情欲、以及女性身份做告别，成为“男性”般的圣女。但以其处境，显然别无选择，在买卖和贫瘠的自由之间，只能选择后者，虽然后者依然意味着女性主体身份的丧失——前者是被奴役，而后者则是抹去性别身份——在被允许参与男性的劳作和生活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男性的幕布背后，这是一个被阉割的、分裂的性别角色。
叙事再次中断，小说进入夏洛特的医院生活。上述正来自夏洛特第二天的医院讲述。护士送“我”出门，提及她的丈夫，评价其为“怪人”。“我”回忆起我们相遇的场景，丈夫戈迪汗独自来到书店，试图把书卖给“我”。“我”解释自己不想收二手书，但是戈迪汗并未甘休。
“我”向其询问夏洛特的情况，夏洛特过去经常带来礼物。在此，我们终于获得了关于夏洛特的部分外貌描述，有别于其病中书写的高热状态，日常的夏洛特在这个港口城市也显得独特：不脱去的天鹅绒斗篷，以及巨大黑伞，并借顾客之口，谈论了这个小镇多数人对他们的真实看法——小偷。
“我”注意到弯腰时刻他胸口的十字架。
在阅读中，我们的记忆忽然回来了，虚构叙事在这掉落的十字架中忽然踏步进入了小说里的现实：十字架是否正是夏洛特小说里的那一个？戈迪汗会是那个牧师吗？“我”产生了边界的困惑，并对十字架的来历产生了好奇，但是他却试图把十字架卖给“我”。他对十字架的草率态度令人觉得，我们过去的那种猜测不过是错觉，虚构和现实间仍然存在着某种分水岭。
叙事很快回到洛塔尔。众人给其安排了一座半坡上的小石屋。小说内叙事的时间节点也回来了，这是她在马拉希阿马达的一年后，按照季节，确实应该把羊群赶到更高的草地。她负责给山羊计数，夜晚射杀狼群。但是此地并无狼的踪迹。（门罗为何要加这样的句子？）她不睡在小屋，睡在外面的棚内，她不再介意虫子，不知道长钉的用途，却排上了用场。她适应了肮脏、一无所有的生活，围绕她的女性都消失了，远离母亲管束的女孩偶尔到访，调皮且充满破坏力。她们给她带来烘焙用的面粉。她可以喝奶——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羊奶是公有物，她是工人，这是一份职业——她甚至接受了这里的饮食习惯，食用发酸的羊乳。男性会穿过林子到达，但是他们会带来咖啡和烟草，教导她修理和枪支，讲述枪的来历，枪的用途和分类，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或者巫师的玩笑。
我们必须注意此地巫师的故事，将在结尾产生重要的用途——这故事讲述了巫师被捕后，向着想看他变戏法的大官要来一碗水，变出港口，房屋，教堂，以及汽艇，巫师踏进碗里，去往了美国。
但牧师否认了这一说法地真实性。我们也渐渐知道，她对牧师的好感似乎越加显眼。这种好感与宗教的誓盟似乎产生了分裂和背离，他们将继续这样下去吗？
叙事的省略，将在门罗即将施加的时间技巧中一览无余——时光流转，天气变冷，洛塔尔回到屋内，她填塞草叶稀泥准备过冬，但是男人们告诉她在这里过冬是没有可能的。雪将有半人高，羊群将被赶到山下，女性不会给她免费的白面包和酸奶。他们告诉她可以回到山下，圣女将拥有土地。但白天无人之时，牧师一个人爬上了山，告诉她自己并不信任他们，而她可能被再次卖掉。她惦记那些母羊，但牧师叫她弃之一边。她无法理解，并深感眷恋。
这个匿名的女性，接受了自己的新命名，新生活，新工作，新身份和新命运，但是牧师告诉她，你得离开这里。所以，又一次毫无选择的命运转折。同时，牧师的话似乎在提醒我们，外部的潜在风险并未消失，他们依然不可信任。
牧师带她逃离，告诉她将走一条不同寻常的林间小道，而他们在行进过程中，几乎不发一言。两人在河边停留时候，洛塔尔询问去向哪里，牧师告诉她去大主教家。她表达去牧师家，牧师说家中不允许出现女性——女人会带来麻烦。
何种麻烦？我们不得不询问，月色，女性的混加，这些暧昧的阴性形象，也许意味着道德和戒律的松弛。似乎为了和这种松动相抗，小说内部行动强度在刻意增加，牧师不允许他们的松动时间，他们昼夜不息地赶路，毫无休息。毫无休息意味着他们没有片刻的亲密和松弛，螺丝依然被不断地旋紧。
在干枯的河床边，他们开始交谈，谈话使得他们之间变得潮湿和丰润，与环境迥然相异——他用意大利语跟她交谈，而非盖格语，似乎想和过去告别，似乎说明已经前进至文明，他告诉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为何成为一名牧师，他直言不讳但又充满温和地谈论对那些野蛮人的看法：善良，忠诚，贩卖女性是出自不得已的贫穷，而非恶（“世人不知其罪”）。
谈论自己是风险的，意味着关系的打开，意味着新时空的打开，只言片语也可能是缝隙，而情欲将在这些缝隙里进入、滋生。牧师告诉他们将去往斯库台，而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不会再软弱无力，她将到达一直想去往的地方，逃离他，找到领事馆，去往过去。
他们继续赶路。结局的可能性开始分化，牧师的形象更为丰满。
“我”开始叙述书店的故事。小说时间再度明确，1964年3月之后（也许一年之后？，和洛塔尔的故事相隔几十年），地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我”来到这里，开设了一家书店，并没有听从一般进货商的建议，而是选了相对论，小说，诗歌等非功能性的书籍，并按照思维的徜徉而排布。但是这一布局并没收到当地的欢迎。人们寻找书，但购买者寥寥。“我”只能等待书籍和书店被接受的时间。
“我”讲述自己的独居生活，一种新生活，逃离之后的生活：半饥不饱，与所有人隔绝，却观察城市本身。小城位于国家的最西边，游客卖假货，令人感觉像是小说里的城市——门罗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描述，《亚孟森》里，女教师感觉自己是俄国小说里的人物，《机缘》里，白雪和松林让朱莉联想起俄国小说的景象。现实生活似乎依据某种虚拟、文学的法则存在，一种被移接的景观，一种所谓的心灵魂景。在状述这座城市之时，门罗调动了她的观察技巧：视觉，想象，历史（掺杂人群的流动，地理的越界），气味（具体的，方位感强化的气味），人的状态，以及“我”的目的，如此格格不入：并非赚钱、扩大生意，只是想放一些自己珍视的东西，寻找容身之所，最终变成地图、街区的一部分，变成记忆。
现实不会因为理想而被美化，房租依然会成为一种困窘。和故事的洛塔尔一样，“我”也获得了一笔遗产，但经济只能缓慢维系，好在境况在好转。最重要的：“我”与人交谈，而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潜台词是，夏洛特正是其一，夏洛特依然可能是一个假名。
叙事回到意大利的斯库台。这座城市充满了含混和不真实感，像被雾气笼罩，漂浮于邵泽地。他们的踏入，骤然击破了暮色的宁静。鹦鹉仿佛在用某种未知的语言在咒骂，空气里是粪便和饭菜混合的奇特味道，人们淡漠而无礼，问路被粗鲁以待。在这样的处境中，洛塔尔的逃离想法已经消失殆尽，他们的关系不得不变得更为紧密，而她对他也存在更大的依赖。
牧师终于想起主教的家门，他急匆匆赶路。但城镇之路未见得比林中狭道更为轻易，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主教家，她获得了一种拯救，以及身体的清洁，他们把她送上船。
叙事在这里被掐断，夏洛特对“我”说，也是对我们说，这部分没有意思。那么什么是有意思的？也许意味着叙事的未尽，也许说明结局尚早，“我”们还将看见洛塔尔的另一个可能。
“我”转而叙述自己到达的目的。“我”在伦敦的生活，和丈夫的关系，因为租给一对大学生夫妇而发生了质变。“我”曾经写过玛丽·雪莱的论文，这一低落时期与丈夫唐纳德相逢——这是否意味着，低落的开端意味着某种婚姻地不情愿？一开始，“我们”和尼尔森夫妇看起来相处融洽，但很快的，“我”和尼尔森开始了婚外情。这段关系中，并无凄凉，只有冷酷以及清晰的欲望，甚至欺瞒——欺瞒具体是指什么？在此或可以引用杜拉斯那句：我们得时不时地向情人隐瞒我们对丈夫的爱意。
尼尔森提出离开，一起生活。“我”未置可否。“我”依然在忙着玛丽·雪莱后期的、几乎不为人知道的小说论文。需要说明的是，作为雪莱之妻，玛丽·雪莱一度作为一个附属者而存在，她怪异且具独创性的小说，她支离破碎的婚姻关系，脆弱易碎的人生等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缓慢发现，并并成为女性文本研究的样本——或者可以说，她是一个未见的女性写作者代称。国内雪莱研究至1982年才初现端倪。在此间，门罗谈论的，比起男性，“我”更热爱读女性的书，“那些恨过、嫉妒过或者浪荡过的女性”——很难不深感共鸣。我们并不是在这些混杂了爱和绝望的故事里面，试图获得救赎或者启示，“我”们只是想了解，她们到底如何生活、写作，如何成为自身，如何明了自己诉求，我们意在寻求同类，并且获得宽慰。
西尔维娅和唐纳德深受伤害，两人离开屋子，“我”和尼尔森被留了下来。两人的忏悔很快被随之到来的爱欲吞没（这种感受门罗总结为荣耀而恐怖），“我”们谈论未来计划，并且做爱，最终“我”却在他回到自己房间后，坐火车去往多伦多，又去往温哥华。三个晚上的火车之旅——在此刻不仅仅是省钱，还有不确定中思维的厘清和清醒。“我”在雾气中走上溪谷，情绪低落，患上感冒，这种自省中的未来是清晰可怖的——婚外情并没有带来截然不同，男性依然雷同，生活的重复乏味不会因为这次婚外情改变，时间足够久，最原始的激越和悸动也会使之变成一个面容灰暗的陌生人，“我”遭到了双重打击。
之后是关于几个书店常客的叙述（虽然只是几笔速写，但无疑都很生动，这些自以为是的、怪异的陌生人），“我”对此深感失望。“我”依然给唐纳德写信，描述书店，城市以及自己难言的情感，而他已经开启新生活。“我”也给尼尔森写信，但是尼尔森换了地址。唐纳德不情愿地回信，尼尔森则始终没有。“我”改写挂号信，只为了获得他收到与否的讯息——对两个男性的同时背叛使得“我”的情感处境变得极为变动。
小说继续讲述“我”和夏洛特的结识：她与众不同的外表，她的谈吐和对书籍不无奚落、但又充满洞见的评论（还有她对另一段众所周知的婚外情的嘲讽，关于阿娜伊斯·宁和亨利·米勒），询问“我”是否愿意雇佣自己，但最终她买走了契佛的《无用的鳄梨》，同时门罗也简写了戈迪汗的样貌——两人状态的背离，以及二者某种显著的共同点：奇怪过时的服饰，以及执拗、自顾自的举止。夏洛特拒绝付税金，拿走了书籍。
未多时，两人邀请“我”参加周日的晚餐，措辞和笔记皆很正式。之后是房屋的样貌、聚餐的情况（真正的匮乏，大胆的真实将他们区别于众），第一次和他们聊起雪莱，“我”意识到自己如此渴望讲出自身的故事——每个人都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夏洛特却没有，这点似乎颇为奇怪。戈迪汗再次向“我”推销书籍，买卖和款待的混淆使得“我”产生了某种困惑与分离，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聚会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两个男性，并身感失落。似乎为了加剧这种失落，一天后唐纳德即提出离婚。
夏洛特到达商店，发现“我”雇佣了一个女孩。店员讲述了夏洛特，但是我们尚未获知店员谈什么，叙事便在此戛然而止，承接至上一个结尾——“这部分没有意思”，时间被框定——跳转到夏洛特住院的第三天下午，叙事视角与小说时间终于开始合轨。“我”认为夏洛特的故事戏剧，且混乱，并忽然产生夏洛特会死的古怪念头。在“我”询问故事的来源时，夏洛特含糊其词，仅仅表达故事来自于生活。第二天“我”到达医院，发现夏洛特已经被丈夫带走。“我”于失落中寻访，发现房子已变化模样，而他们彻底消失不见。“我”由此陷入了沮丧。感觉生活失去了支撑，并期待某种坚实的依从。
——危机自然是全方位的，失踪的情夫、彻底分离的丈夫、孤绝的处境（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不辞而别的朋友等等。或者我们在阅读中可以作为一种参照，洛塔尔在部落的生活，是否恰是一种依从——不由自己决定的命运，宗教的，精神的。究竟哪一种才是更好的生活？或者，没有永远正确的选择，只有某一个时刻正确的、或者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想象了尼尔森的人生，一种周而复始、亲近、疏远、亲近的生活。尼尔森却于此时忽然出现。又一个想象跃入现实。这里的文本嵌套值得注意——短歌（理应并非诗歌），讲述日日月月年年她和尼尔森的生活，作为“我”这一段叙事的终结——而在此，几乎毫无理由、甚至毫无前兆的，夏洛特的叙事又开始，洛塔尔离开主教的屋子，并且获得了一件他身上的长斗篷——这件斗篷是否为夏洛特身上经年不换的那件？无法确实，但依旧可以作为一种我们对故事讲述中不断质疑的回应。
她回到院门，大叫xoti——盖格语言中的首领之意，（夏洛特和xoti的音同使得我们再次产生质疑，首领似乎又征兆他们之间的关系），庭院中的光照亮牧师的脸，依然冷漠、无所求。情感存在吗？还是她的一厢情愿？那些共行的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她明白一切都木已成舟，她将被带离，回到加拿大，但是女性于此时终于获得了一次主动，在小说的结尾，她以呼唤的方式，拒绝步入被安排的生活，以绝望、但是不依不饶的姿态，而情欲的恢复正是女性主体身份的恢复象征，一次不算完整的自我复位——最终，船驶入迪利亚斯特（意大利北部港口边境城市），他正出现在码头，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又一个叙事递进和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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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作为一种后置的判断，去推测创作的诞生以及分析每一条叙事岔路的诞生，似乎并不可能，我只能在此粗浅谈及自身的理解，理解也可能全部为错。小说结尾是否说明夏洛特正是塔洛尔，牧师是否戈迪汗，都无从辨析——这是一个甚而魔幻的结尾，巫师渡船的码头汽笛，那人正在一端等待，洛塔尔是否最终破除了圣女的宣誓？牧师是否对她产生了情感？都不能得到坚实的答案。
在小说中，虚构正在成为一种现实，但现实正被模糊，充满了不可解，或者未曾吐露的秘密，一如小说里潮湿氤氲的山丘、湿地、边境交界的异国氛围。夏洛特的故事，她作为影像可能谈论的文本，里面多少为真实，很难言明，但随着叙事的推进，真实感却在不断增加。两个故事文本里，女性都存在着前后人生迥然不同的参照，塔洛尔因为逃离的偶然，而“我”则是因为脆弱、甚至荒诞的、一念之下的选择。这个选择最终被应证定为和过去并没有不同。在“我”的故事里，除了自己这段婚外情、开书店的故事，还编织进与夏洛特的交往、他们夫妇古怪的行为等等，似乎说明了塔洛尔和牧师之后的生活。结局原来早写就于开篇，但小说进行过程中，我们只能猜测和怀疑。真相是混沌、不可察的，边界是形如虚设的，我们获得的只有残片，和身披谎言外皮被泄露的瞬间真实。小说的文本正应证了我们叙事中所探讨的无边界化，而小说里，从原始到现代的女性故事，都是类寓言但又真切的，情欲、男性关系等等，都因为路障的存在而激情澎拜，激情之后，结局又能一眼洞穿，欲求永远无法获得满足，这是世界本质的痛苦。但是，女性的坠落和离经叛道无疑正是女性意识浮出被埋没的一次可能，她们不再成为男性欲望的指涉，而是成为其内心欲望的自陈，尽管这种欲望的实现最终以清醒后的寒冷来体现，甚至倒退回那种被奴役、被支配、可以依从的处境，以试图找回力量（他们依然是“尺度、价值和分量”）以及片刻的温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