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No.7 《宅兹中国》

"宅兹中国"出自何尊铭文，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而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2011年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现将书中自己较为感兴趣的内容整理摘抄如下。

引言

♦ 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一个浩瀚无边的“帝国”，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

♦ 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和西方中国学，逐渐形成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的格外关注，他们不再把中国各王朝堪称是笼罩边疆异族的同一体。强调政府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

♦ 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而是本来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那么，历史学家是否要考虑与欧洲历史不同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尤其是汉族文明的同一性、汉族生活空间与历代王朝空间的一致性、汉族传统的延续与对汉族政权的认同，是“偶然的”和“争议的”吗？中国是一个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吗？

♦ 实际上西方语境中的“人类历史”其实只是欧洲历史，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既无所谓传统“文艺的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

♦ 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理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拓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

♦ 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一、 历史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不必以现代中国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

二、 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

三、 政治意义上，王朝等同于政府，但政府不等同于国家，不能简单用政治认同去覆盖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

⭐️ “中国”意识在宋代凸显

♦ 宋代始终处在异族的威胁下，对于异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天理”与“道统”说，都在从各个角度凸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 那个时期的汉族中国，在越来越变得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变得焦虑、紧张，这也些深刻影响了精英观念和思想世界，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而这种观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 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

♦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些想象的和记实的资料羼杂在一道，并糅成真假难辨的异域形象，在利玛窦来华之前的中国知识世界中，共同构建了“想象的异国”。本来这样的知识应该由于旅行的范围渐宽而愈加增多，但观念世界的“异域想象”却并不如此，挟着本土的想象去看异域生活，总把一些恐怖怪异、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空间里。

♦ 从利玛窦时代到乾隆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古代中国对于异域（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知识，才从“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

⭐️ 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 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但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地图的地理想象，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和文明的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历史里隐藏着很多观念的历史，因此它是思想史的内容。

♦ 整个传统时代，除了佛教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文明挑战，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尽管古代中国人了解地理也有高明的绘制地图的技术，但仍然从观念上去表述华夏文明中心观念，想象的四周国家不仅是地理空间小，更是文化价值小。

♦ 16、17世纪之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给中国造成了极大震撼，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更颠覆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想法，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个隐形的、巨大的危机。而当年佛教的冲击，随着佛教逐步中国化后，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世界观。直到已经充分世界化了的16世纪，西洋人来到中国，这种情况才真正发生了。

⭐️ 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

♦ 对于东面邻邦的戒惧和警惕，虽然自明代中叶的倭乱和明代后期的朝鲜壬辰之变以后，中国也曾有过，但大多数中国人直到清代中叶依然没有这种意识。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已经分道扬镳了，即使在号称盛世的乾嘉年间也仍如此。那个在汉唐宋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已经渐渐崩溃，而现在一些人期盼的新文化共同体“东方”，恐怕还远远没有建立。

⭐️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 “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它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

♦ 毫无疑问，在晚清一直到民国初年间，相当多的中国知识人对于日本是相当佩服的，日本明治维新给中国的刺激，现在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它激起传统中国自强的决心，然而这种艳羡的价值基础恰恰是对西洋文明以及近代性的认同，并非来自对日本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更何况中国历史和传统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和四夷意识并未被遗忘。

♦ 因此，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亚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亚洲”作为一个地理学的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

⭐️ 国家与历史之间

♦ 至晚在初唐时代，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丽已经生根，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传入高句丽、百济等国。而日本受到百济文化影响甚深，不仅儒家经典是由百济传入，道教也可能由这一路线，相当早地传入一海之隔的日本。

⭐️ 边关何处？

♦ 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之际，日本对“满蒙回藏鲜”研究的兴趣与东洋史学形成——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动机之一：与欧洲争胜；清国非国论：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意图的历史研究，在二战前后继续发展并在日本历史学界形成帝国主义性质的战略资源和论述话题。

♦ 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就是在构建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

♦ 日本学界关于“满蒙回藏鲜”的研究热情，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是一种重新构建“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而在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史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学术追求与政治倾向。

♦ 对我们的启示：把传统中国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周边”，了解“异族殊文”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不仅是对现代学术的追求，而且是在重新书写和确认一个统一的“中国”。

⭐️ 从“西域”到“东海”

♦ 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它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

♦ 中国右翼的“东海”，与由异而同的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中国以及越南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带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变得更加风雨诡谲莫测。

♦ 由于西域研究之中心在中古，而东海研究之重心则应当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重叠”，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化”。对“中古西域”的研究，仿佛是面对一些古老的典籍和一个寂静的遗址，有思古之幽情；而近世东亚海域的研究，却不仅很难摆脱历史记忆与情感纠葛，也常常受制于现实国家与政治的立场。

⭐️ 结论：预流、立场与方法

♦ 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由于对外交通的困难、汉文明传统的强大和外来文明无法形成巨大冲击，中国仿佛处于一个没有镜子的时代，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体制”。

晚明西洋人逐渐进入东方以来，特别是晚清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全面向西转之后，中国人认识“自我”，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他者”，从此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一面镜子的时代”。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看似普遍同质的时代，我们有可能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从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的认识中，重新确立他者与自我，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 近代以来我们习惯了东西文化对比，从最初“西学中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争论和“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之争，最后到如今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都是在“西方”这个巨大而朦胧的“他者”北京下立论的。

♦ 与中国周边这些曾经亲密接触、看上去有些“同质”的文明体相比，那个“异质”性似乎太大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胧含糊的铜镜，虽然看得见整体中国文化的轮廓，却怎么也看不清具体文化中国的细部。我们从“周边”的反应来观察一个历史上文化与传统曾经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国”，其实也是试图对“现实中国”自身有一个新的认识，可能恰恰是多面洞烛细微、使中国认识更加准确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