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

与父亲在餐厅吃饭，陪他去公园走，他沉默，但我会说话。 弟弟蹲在鱼摊前，乌龟们在绿色盆子的边缘向上爬。我们坐在对面——公园的长木椅上。 我说起今天夜晚出来散步的人很多。冬天冷，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我们也是。父亲眼神呆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的唠叨，但我懂得此刻令他恐惧的心事，我们都害怕。 我尽量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让他放下心。我说金鱼，指着弟弟，他正在一排装着金鱼的小球前晃来晃去。父亲也看过去。我说小时候过年回乡下你买了三条金鱼，两条金色一条乌黑，那时候弟弟还没出生母亲也健在，那三条金鱼和你们都属于我一个人。 我停了下来，“属于”这个文绉绉的词语像针一样刺痛现实：平淡无奇的、无需修饰的现实。我痛恨自己过于完美地想象生活，忘了在真实的生活里应当尽量节制使用文学的语言。我与父亲隔得太远。 有时候风很冷，我的耳朵冻得发硬。父亲依然无精打采地靠在木椅背上，像个丢失了玩具的小孩，像小学四年级的我，因为找不到一起玩的伙伴而失落地坐在操场的石梯上。

从四年级开始，我每次回到家都会杜撰一个故事，告诉他们今天我有多愉快。撒谎太多就会忘记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但我真的不想再欺骗了。我望着父亲的侧脸，我说还记得我以前从家里拿走了一个柿子，上体育课时将它放在花台旁，结果玩累了竟然忘记了它的存在，几个星期后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种水果，我才想起那颗被忘在花台的柿子。下午放学时，我去花台看，它竟然跑到草丛里去了，长了好多霉，害我很久都不想吃柿子。 父亲笑一笑，我当然知道这是个无聊的话题，也知道他在假装配合我。如果我们都沉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愿意说话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在害怕什么。 他伸出手，看看自己的掌纹，左手，蜕掉的皮、部分茧、部分冷。我也看着自己的掌纹，像树叶的纹理。公园里的树，梧桐、香樟、云英、黄果树，低矮的灌木丛，一棵树可以生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棵树是否意识到自己在生活。我不愿继续想象。 我说起最近有部很好看的电影，现在还可以去看看，时间是够的。父亲摇摇头，我什么没看过，他说。他总是自以为是。说完后他低下了头。但是你没有去电影院看，没有和我一起去过，我说，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好像叫做什么春天。 弟弟跑了过来，他说想买一条金鱼。 我让父亲在这里坐着等我们，我去给他买，他选了一只眼睛鼓鼓的黑色金鱼，这个最好看，他说。我也觉得这个最好看，我说，我以前也有金鱼，是三只。 它们去哪里了？弟弟问。 它们死了。我说，它们被太阳烤干了。 弟弟瞪了我一眼。 它们迟早会死的，如果一直躲在水里直到死去，那它们的一生就太平凡了。 父亲站了起来，走吧，他说，复检报告应该出来了。 真的一定要面对吗？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终点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弃真相，在无知与欺骗中假装快乐呢？ 我们走过公园的大门，穿过中心街，我说其实那部电影真的很好看，尽管我没有看过，但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很多次。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看看电影，迟到一会儿也没关系。我说。 大冬天看什么电影，父亲说。 现在是冬天，我们穿很厚的衣服，等绿灯，我牵着弟弟的右手，父亲一个人走在前面。我们真的可以慢一点，甚至直接放弃，忘掉，就像忘掉一棵柿子，我们可以直接回家，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明天还会起床，吃早饭，送弟弟上学；明天的明天，我们再认真地吵架，然后我发脾气离家出走就像小时候那样；再以后，你抱怨我总是不回家吃饭，诸如此类，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发生对吧，我会继续感冒不吃药，我会到很远的地方偶尔打个电话，这一切都还等着我们去发生不是吗？十年，即使五年也好，可以吗？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永远是红灯的街道呢？我们还可以像刚才那样去公园里坐着，我们去看金鱼怎么样？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吗？ 父亲很固执地走在前面——熟悉的城市街道——固执地到了医院。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我去拿吧，你和弟弟休息一下。 他们坐在蓝色的凳子上。我想说，为什么不重头来过呢？为什么不能再有一次机会呢？我想拉着他们的手走出这家医院，看看我们多么完整，多么健康。在冬天能够吐出温热的气息，我们可以走很远的路发生许多故事…… 我叫出了名字，护士通过窗台把复检报告递给了我。我回身看见父亲的头埋在弟弟怀里，我很久没有见他哭了，“我不想死。”他说。 我知道，我也是。 “我不想。”他说。

我不想死去。 他立刻起身从弟弟手中夺走了金鱼，将小球摔在地上，金鱼在地板上弹跳起来，父亲跺着右脚，将那只黑色的金鱼踩成了鲜艳的红色，在冰冷的地板上，像一朵春天绽放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