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堂录》评注：修身XXX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古太学以经分科。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曰：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这是毛泽东1913年读师范预科时的一则笔记，记的是本校教员杨昌济先生所讲修身课讲义中的一段文字。杨先生该讲的主题是帝师，故而举了汉朝光武帝刘秀的老师严光的例子，盛赞他“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杨先生的这一教诲，毛泽东并不苟同。在毛泽东看来，严光应该像刘邦的老师张良一样，在刘邦做了汉高祖之后，继续当宰相辅佐他。关于此点，他曾与学长萧子升争辩了整整一夜。萧子升同意杨昌济老师的观点，认为严光传教即已“高尚不可及”，不必亲自出来“办事”，有光武帝刘秀“出而办天下之事”就行啦。

萧子升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评<严先生祠堂记>》，评述的是宋朝名臣范仲淹为严光祠写的碑文《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在文中盛赞严光和刘秀相互成全，谱写了帝师造就明君、弟子尊师重教的千古佳话。范仲淹写道：“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继而大发感慨，写下了千古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杨昌济、萧子升师徒对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观点深深服膺，毛泽东却另有想法。对于传教之帝师，毛泽东自然敬畏有加，但他更欣赏能够既能“传教”又能“办事”在曾国藩。国难当头，即便是“位卑”如师范学校的学子，也应“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以天下为己任”。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愤而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9年8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并且勉励大家为国奋斗：“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三十年后，他和同志们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站在他身边的，有一位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并教过毛泽东修身课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徐老前辈没有像严光一样，归隐富春江，稳坐钓鱼台。他积极为新中国的文教事业献计献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也是一道极美的风景。毛泽东曾以诗赠柳亚子，戏言“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像徐特立老前辈这样的教育家，也当得起这样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