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谈到话语权，第一个印入我脑海的词是history，历史，拆分看是his+story，男性的历史。这个词不是凭空而来，自人类有了文字历史以来，从中国的四书五经，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第一部口述英雄史诗《Beowulf》，无论是《圣经》还是儒学、程朱理学等思想，历史文学宗教的历史就由男性书写，以男性为主演，讲述男性的故事，或者讲述男性想让人听到的故事。男性占据的主流地位、男性的性别立场对女性历史和女性作品的选择和翻译，使得女性成就被历史过滤，陷入沉默。

回看历史上的中国女性地位，我简单总结来说，经历了上古母系氏族的黄金时期--私有制男权社会的桎梏期--封建男权后期空前压抑期（中世纪、宋明理学）--近代女性运动崛起--现代平权时期。封建礼教要求女性“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观念使女性丧失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列女传》《女诫》《女则》《内训》要求女子遵循不合理的道德规范，宋朝用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牌坊、三寸金莲、禁止再婚再嫁等道德手段禁锢妇女思想，同时促进娼妓业的繁荣把玩弄妇女合法化，《大明律》中再婚再嫁如同犯罪，追夺并离异的法律彻底剥夺女性的婚姻自由和生活自由。女性这个词汇也附带上了性别歧视的色彩，在英文中，female和woman对应中文的女性和妇女，后者因带有性别暗示的文化色彩，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和排斥。

西方女权运动发展于18世纪，源于选举权、堕胎权、同工同酬等社会运动，同时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作家，深刻影响着中西方女性的思想解放、研究创作和生活方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著作《第二性》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她的许多著作及与存在主义之父萨特“灵魂伴侣”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全世界的妇女理论与实践。

相较于西方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性的地位变化是附属于社会变革完成的。经历了八年抗日、四年内战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男女平等写入宪法，中国女性在“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下，投入到社会建设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在职业发展、婚姻自由、受教育机会、计划生育等红利中得到了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生活独立的自由和尊严。一是，一系列有关保障妇女权益法律的制定，对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女性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利进一步提高，女干部队伍不断扩充，参政议政质量不断增强。二是女性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女性就业率全球最高，男女收入逐渐缩小，夫妻共同养家模式形成，争取到更多参与经济市场活动的空间机会。三是女性教育地位显著提高，女童受教育机会得到保障，女性职业教育机构及课程比例提高，女性接受各层次的高等教育比重增长迅猛，现行教育体系中男女教育内容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四是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显著提高，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想有所改善，父母家庭财产的分配上趋于平等，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决策权变高，男女双方在家务分配比重有所变化，女性在非职业时间的支配自由有所改善，家庭劳动的价值得到认可。

然而，男女平等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身边，时刻充满了对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偏见，在家庭和单位中，在外界与自我的博弈中困惑。在远处，被“物化”“私有化”的女性还在为教育就业婚姻生育等社会人的基本权利而挣扎，她们的声音还未被听见。

婚姻家庭作为性别歧视的重灾区，令众多职业女性感到困惑。我举两个身边的例子。我工作的地方是市行政中心，有机关灶，一天中午我去吃饭，听到后面两个男性的对话，“你看前面那几个女的，一次买那么多份儿菜。懒婆娘，下班不想回家做饭，买些现成的回去。”我惊讶说这种话的人语气那么理所当然，充满了偏见和苛责。我的朋友在行政单位办公室工作，她吃苦能干，是单位的中流砥柱。偶尔加班回家总是要引起争吵，被家人责备耽误了管孩子的时间，工作和家庭在他丈夫的眼中是不可兼顾的，让她处于更加辛苦的境地。行政体制已经是女性地位较高的区域，而我身边在职业和家庭的平衡中辛苦挣扎的女性比比皆是。

福建师范大学周小娟博士，通过成因变量和后果变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研究中国成年已婚女性对自身在社会、家庭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现状的评估及影响因素。她的结论是，女性主观地位与婚姻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家务决策、子女抚养、工作待遇三个变量对婚姻质量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通俗来讲，造成现代女性“家庭—工作”矛盾的冲突主要来自于男女分工不平等的四个方面，一是家务劳动，二是子女抚养与教育，三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四是劳动力市场中女性酬劳比男性低的现实因素。许多夫妻权衡利弊后，倾向于让女性转换职业，选择工作量较少、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照料子女的工作，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以降低儿童抚养的费用和陪伴儿童的成长。

由于家庭是合作产生利益的地方，夫妻的责任和义务加起来是100%。而社会依然趋向于用能力评判男性，用道德评判女性，家庭部分成为女性责无旁贷的义务，而男性被压上了必须功成名就的重负。

在育儿观念中，父母依然有意或无意的对儿童成长进行性别塑造，女孩被各式动物玩偶围绕，学钢琴舞蹈，被过分保护并要求温柔安静体贴，男孩被各类汽车包围，并在需要拥抱时要求勇敢坚强。波伏娃在《第二性》第二卷中所述，“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小时候父母眼中的艰苦和极乐都成为男性和女性自我发展的阻碍。

现代育儿观念中我最欣赏成长型家庭模式，家庭成员放下权威和所属关系，以独立的人格共同进步，在夫妻相互支持、不断成长的基础上引导孩子的成长，养育有格局、有思想、有爱心的孩子。许多成年人的心理并没有成长健全，进而影响之后的人生选择和家庭关系。丧偶式养育、诈尸型丈夫、父爱如山这些词形象的描述了男性责任在家庭中的缺失，而无法完成自己人生梦想或者缺乏良性两性关系的女性很有可能变成焦虑的老母亲，成为溺爱巨婴、控制儿女人生的“祸害”。缺乏家人支持和理解的家庭成为女性成长的阻碍，在西方诸多女性主义代表作中，如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向灯塔去》，凯特肖邦《一小时故事》《觉醒》，爱丽丝沃克《紫颜色》，女性的自我觉醒都是从家庭生活中“出走”开始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越来越多的女性故事被书写，被倾听。1月5日，《人物》将举办一期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选出董明珠、严歌苓等11位各行各业杰出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她们代表不了所有女性，但她们代表了女性冲破年龄、性别、偏见、格局而努力追求独立自由的坚韧和执着。在各个行业各个角落，她们像一束光，照亮人间的琐碎日常。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精彩的世界，有想不负此生燃烧自己的一面，有需要表达被倾听到的一面。女性主义发展至今，从提倡男女绝对平等的女权主义到提倡男女按照各自特点分工合作的女性主义，经历了从人权到人性的观念变化，在这过程中，社会对两性的刻板印象都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解放。平等不代表没有差异，而是各自发挥所长，更深度的分工合作，于是多元的价值观和取向被尊重，人们有了按照各自做自己的意愿和空间。

同样，女性需要按照自由意志以独立人的身份选择和演绎自己的一生，需要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人格，去讲述，去倾诉，去表白。而如果你们愿意倾听，或许你们得到的是在你人生重大选择面前支持你追随内心的母亲，得到的是你在喜悦挫败起起伏伏人生中与你第一时间分享和分担的“灵魂伴侣”，得到的是展现给你拥有无限潜力和可能性人生的女儿，得到的是在关键时刻给你启迪和帮助的女同事。愿你的生命中出现更多与人彼此欣赏合作的机会，成全彼此完成有意义、有尊严、有成就感的一生。

这一生的成长和倾诉，我们准备好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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