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的世界》第03章 历代中兴 导语

古代人类文明的三个基本类型：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此三者中，农耕文明的历史如一年四季轮替往复而周期性兴衰，大国如此，小国也如此；亚洲如此，欧洲也如此；中国如此，世界亦复如此。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寒来暑往，休耕轮作，有丰收有歉收，有得有失，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得也过，失也过，得过且过，且过且珍惜，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争论也有周期性规律，每当有了朝代中兴的迹象，“历史周期律”的忧思、半忧思或微忧思往往甚嚣尘上，仿佛诚心不让人好过，专门给人拖后腿下绊子，真要到朝代垮台的时候，这些人便自动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之无论朝代中兴还是朝代垮台，也无论这些人在哪里，他们的废话都是正确的，“正确的废话”是这些人的吃饭把式和看家本领。这种农耕文明特有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周期性争论就像一群人吃饱了没事干，纠结于吃饭应该七分饱还是八分饱的伪话题讨论，常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衡量在农耕文明的表现之一便是诸如此类一整套“正确的废话”。 小车不倒只管推，管它周期不周期，又如感冒发烧是人体的自我排毒，或如江河有枯水期和涨水期的峰值。惟其如此，汤汤五千年中华文明方能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绵延不绝，亦可得见唯物辩证法的伟大魅力之来去处。马克思年轻时说过：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其实相似又如何，相反又如何，相正又如何，曲折也罢，光明也罢，漫长也罢，生活仍将继续，生命仍将延存，而人类文明仍将在各种宏大叙事和各种鸡毛蒜皮中踯躅前行。 由盛转衰，盛极而衰，由衰落而复兴，每一次的衰落和复兴，都伴随着一次螺旋式的进步飞跃，这是华夏文明的一大特色，借用一个通俗的词儿就是“皮实”。许是造物的偏爱抑或祖先的庇佑，华夏文明就像一个多病多灾的孩子，从茹毛饮血的远古走来，在灾难中成长，在灾难中发育，在灾难中挣扎前行，直到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纵然经历几次毁灭性的亡国灭种劫难，仍以自身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力留存下先进人类的一支煌煌血脉，并将引领其他人类分支走向无向深远的科技未来。 值此华夏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回过头去审视、刷新乃至矫正那些盖棺论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镜鉴，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批判地继承、学习和吸收其他一切现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创新发展、全面振兴并进一步“走出去”，对于塑造阳光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人际间、族际间、国际间、区际间的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凡此种种，皆不无裨益。 比干故里河南淇县摘星台公园有一座石碑，铭刻着殷商“六七贤君”的简略事迹。近六百年的殷商王朝曾在这六七位贤君的主政下，在危难之际掀起几次大的中兴浪潮。这“六七贤君”是指六七位贤明君王：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祖甲，其中有父死子继的，也有兄终弟及的；在十七世、三十一王的殷商帝王总谱里，他们都是个性迥异的开拓者、改革者、先行者，虽然不曾获得过这样那样的史家褒奖，但是民间却给予了他们口口相传的至高荣誉。 多难兴邦，华夏文明每一次的兴衰更替，无不伴随着社稷崩析、人间离苦，但每一次都在向死而生的危机中向前迈进一大步或一小步，就像通常说一个皮实的人有九条命一样，“九龙真命”大抵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天地、祖先和生死归于一体的信仰或集体潜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后世西方的所谓“复活”情结和佛教的“往生”或“转世投胎”与之遥相呼应，亦步亦趋，融合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伦理观。 孔子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以前，中国人骨子里的正统信仰是“敬天地，远鬼神”，摆在第一位的是天地，第二位的是祖先，第三位的是明君或圣贤、圣君，第四位的是清官或好官，鬼神崇拜即使偶尔妖娆于一时一地，但是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那些牛鬼蛇神妖魔邪怪不过时作为天地、祖先、明君、清官的对立面出现的，不代表民众信仰的主流。而所谓封建，原初的意思仅仅是“封邦建国”，与后世附加的种种封闭保守愚昧僵化等等道德评判毫无干系。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无限接近真理的生活信仰而非宗教信仰，而天地崇拜及其祖先崇拜，正是中国人在无形无影的天地、祖先、生死和搅扰人生的鬼神之间一个现实而明智的选择。曾有一种言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既是将“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也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傲慢无知与偏见。正是这种夹杂着各种功利目的的傲慢无知与偏见将一代又一代生来倾向于无神论信仰和世俗生活信仰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带进了宗教迷信和鬼神崇拜的深渊。 拘泥于信史的学者们常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归到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是受制于考古发掘和文献史籍的短浅之见。从商汤革命或“汤武革命”以暴力方式改变“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基于现实考量的变法者、改良者、改革者，只不过大小规模和激烈程度不同而已。求新求变乃是人之常情，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激进的还是温和的、经久的还是短暂的，变革从来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新常态，便纵有后世儒家的两千多年绞杀和阻挠也未掐灭这原本势可燎原的星星之火。 有商一朝，中国的历代君王无不受困于弥漫于庙堂和江湖的鬼神迷信及其旁门左道歪门邪道，也就是君权和神权的博弈，借用当代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的斗争。为人君者，身处巅峰，高屋建瓴，见微知著，高处不胜寒之际，自然比常人乃至左膀右臂肱骨大臣们站得高看得远，更能感同身受变革的势在必行。一朝君主一朝臣，没有变革图强的君主，就没有上行下效的臣子；祖宗之法不足法，慎终追远、祖先崇拜更多意味着拾遗补缺，扬长避短，跟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也毫无干系。 在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愿景上，殷商的“六七贤君”同气相求，一以贯之，都在不同的时空试图进行同样的努力。他们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也有半途而废，这些改革无不对后世的君主们产生了潜移默化、居安思危的警示作用。 春江水暖鸭先知，居上位者往往对那些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感受至为迫切，如同人的大脑和神经对身体疾患的本能反应，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的直接推动者，而每一次失败的改革通常也会带来如影随形的、自下而上的暴动、起义或革命。“不改革，即革命”算是“历史周期律”的另一种诠释。 在殷商“六七贤君”里，最有个性的是正好处在殷商王朝当中间的盘庚。为了改革的效益最大化，他不管不顾地把首都整体搬家了，而不是像先公先王们那样满足于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以“盘庚迁殷”为标志的改革是一场连锅端式的改革，连国号都改了，从此商朝人也自称殷朝人。一个国家，两个名称，这在整个中国历史是罕见的。盘庚大帝藉此实打实地顺便把殷商的疆土向外拓展了，影响力远播今蒙古、库页岛和西域以西，四夷咸服，德化威服，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客观地说，盘庚一朝，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才算奠定了扎实的根基，经周秦两汉的夯实，才有了所谓“大唐盛世”及其后的大一统帝国。 有了盘庚先王打下的家底儿，后来的武丁大帝也就有了闪转腾挪的战略空间，“武丁盛世”出现了，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三位一体，殷商的疆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这还不包括周边的方国、侯国和封国，连西方的野蛮部落古印欧人都听闻了武丁大帝的赫赫威名，一窝蜂想来中国打擂台，抢一杯羹，就像现在某些西方金融大鳄到中国来搞资本运作、“剪羊毛”一样，结果被武丁大帝的王后妇好九千岁打得抱头鼠窜，揍了个结结实实，直到殷商灭亡以后好几百年时间里，这些专事打家劫舍的西方强盗再也没敢再踏足中原半步，直到秦汉时期。武丁大帝和妇好九千岁贤伉俪在捍卫华夏神圣领土和维护社稷主权统一的事业上确是功盖千秋的，却不知史家们为何少有着墨。 把殷商、夏朝及其上古时代笼统地打包成“先秦史”，甚至归于野史或神话传说，这也是春秋战国以降的儒生们奉西周为正史、官史、国史、信史的一个附属品。长期以来，一提“先秦史”，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只有西周和春秋战国，而波澜壮阔汪洋恣睢的殷商一朝总是被有意无意地一笔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自我阉割的学术症状。 继大刀阔斧的武丁之后，祖甲的“祖甲改制”出现空前失误，其失误的本质在于混淆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统治集团二者的关系，把精英统治集团混同于既得利益集团了，结果搞得两头不讨好，上层集团不满意，国民（自由民）也不满意，社会底层的奴隶们更不用说了。前代的改革红利释放不出来，顶层的良好设计贯彻不下去，历代累积的社会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逆向激化了，这就为再后来的武乙、文丁两朝尤其是帝辛的“以暴易暴”政策路线埋设了悲剧的引子，而千古一人的比干因其所处位置极为特殊而敏感，也不可避免地被推进了旋涡中心和风尖浪口，最后以悲壮的“挖腹剖心”舍命一搏，以此化解了殷商和西岐的世仇宿怨。 孤立地把比干仅仅当作一个时代人物，仅仅围绕他的殷商朝少师身份，仅仅拿其“挖腹剖心”一举大做文章，而不是将比干身上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放在整个华夏文明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衡量、去比较、去放大并深究，这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儒家史观的集中病灶；非但在比干精神方面，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表现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狭隘的、肤浅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方法和观点几乎是截然对立的，其极端的极致的极限的表现就是“满嘴的马列主义，一肚子孔孟之道”，表面上的马列主义辞藻，骨子里的封建传统观念。 因此，对于比干其人其事其精神遗产的研究与发扬光大，关乎历史学界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关乎中华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关乎“中国精神”的远古基因探索，也关乎中华本土话语系统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改变世界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