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作品，不看作家”的匿名作家竞赛落幕，它带来关于文学的什么思考？

                
                 
本文作者： 曾梦龙
12 月 15 日下午，首届“匿名作家计划”在北京揭晓了所有匿名参赛作家的真名，并公布了最终获奖结果， 31 岁的作家郑执凭借短篇小说《仙症》获奖，奖金为 6 万元。
很多关注此次竞赛的人对这个结果感到惊喜。一方面，相比参赛的许多作家（如阎连科、骆以军、路内、双雪涛），得奖作家郑执没什么名气，像是又发现了一颗文学新星；另一方面，揭晓所有匿名参赛作家的真名后，很多人发现自己都猜错了，之前熟悉的作家在这次比赛中的作品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貌，比如看起来像是女性写的小说《卜马尾》和《海雾》，作者其实是男作家马伯庸和班宇（新浪微博@坦克手贝吉塔）；被苏童戏称为这次比赛“最佳化妆奖”获得者的双雪涛写出了和之前作品差异很大的《武术家》。
“匿名作家计划”由文学 Mook 《鲤》、微信公众号“腾讯大家”、出版公司理想国联合主办。该计划始于 2018 年 5 月，共有 35 篇作品参赛。所有参赛作家均要匿名，初评评委也需匿名。初评评委是评论家杨庆祥、作家小白、作家张佳玮、大陆文学编辑走走、台湾文学编辑王聪威，他们评出了初选名单的 11 篇作品。终评评委则由 3 位著名作家格非、苏童和毕飞宇担任，他们选出了决选名单的 6 篇作品和最终获奖作品《仙症》。
《仙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设定在东北，讲述了“我”的大姑父、精神病人王战团和其他家族成员的故事。评委会给这篇小说的颁奖词为：“一部北方档案。以冷峻的文字和强烈的现场感，还原了疯癫个体与家族成员的群像。魔幻与现实感并存，内在张力充盈。在这片爱的荒原，人们以绝处求生的意志找寻爱之星火，生之意义。”
苏童说：“这部小说特别有意思，我们好多作品当中，主人公是疯子、是精神病，但是很少看到有人把这个人写得真的像神经病。《仙症》里面的主人公大概是我看到的中国作家当中写精神病人，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完美，但我想是九十五分以上的水准，写得真好。我怀疑他身边说不定有某个亲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写不出来。”
    
                
                 
在接受媒体群访时，郑执回忆了写《仙症》的过程。“真正写作的时间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写的，但是这个故事我没有办法算在我脑子里转过多长时间。苏童老师猜得特别准，王战团确实是我有原型的亲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个人去世。我那时候想了很多，但是还不清楚是什么。所以这次比赛写这个，好像今天能明白一些当年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仙症》中也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生活经验。（小说中的男孩‘我’）是口吃，因为口吃所以不说话。我当时没有口吃，但确实在青春期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一种压抑的感觉，导致我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没有跟人说过任何一句话。现在看起来特别行为艺术，但是当时真的理解不了我自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不该那时候承受的情绪找到我。直到有一天，我开始真正认知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找我的东西是什么，都是有原因的。”
郑执在辽宁沈阳出生、成长，本科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工作，两年前才来到北京。 20 岁时，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浮》。这本小说原名《我们是不是很无聊》，起初连载于网络，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他陆续出版了《生吞》《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从此学会隐藏悲伤》等 5 本书。虽然有一些自己的粉丝，但一直都没有引起公众太大关注。现在，除了做编剧，他也是作家韩寒主编和监制的文艺 APP「ONE·一个」 的常驻作者。
虽然离开沈阳 10 多年，但郑执觉得，地域的改变对他的写作没有任何影响，一直写的都是他的家乡沈阳。“我今天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脱离我的家乡沈阳。很多作家是童年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切。我的童年没有离开沈阳一步，这个影响是骨子里的。我真的还处在一个很原生态写作阶段，很多技巧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学习到，就是在消耗自己人生阅历，所以我真的觉得脱离沈阳，我好像不太会写了。”他说。
获奖后，郑执在现场显得有点激动。他说：“以前没有机会踏入严肃文学的论坛，没在国内知名的正统杂志上发过文章，这几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次。我要检讨一下，我喜欢文学，开始想做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但是香港几年实在过得太穷了。为了赚钱，我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从前年到去年，写了四个电影剧本卖给资本家，生活稍微好了一些。悦然老师邀请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非常荣幸，没想到今天有这么一个收尾。我想要回归严肃文学和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拥抱。”
需要说明的是，“严肃文学内部可能有通俗文学的因素，通俗文学内部可能也有严肃文学的因素。但是有一条，严肃（文学）一定不是以商业目的作为目的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也不会有人把严肃文学在商业上的失败，归结为文学上的失败。好作家卖得很差，很正常。但作为通俗文学，几乎衡量它的唯一标准就是版税。”毕飞宇说。
    
                
                 
和很多文学奖揭晓获奖作品的过程不同，“匿名作家计划”希望“以透明致敬匿名”，所以主办方在颁奖现场部分直播了 3 位终评评委的评审过程，读者可以看到评委对每篇小说优劣的点评，直观地知道评委的标准和趣味。而且因为匿名，相对来说，评委的点评非常直接，顾忌比较小。所以最后使得这次比赛感觉上比很多文学奖显得公开、公正和公平。
比如观众见证了 3 位评委对作家独眼（本名叶扬）的作品《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的争论。这篇小说探讨了一对新世代夫妻的婚姻样貌与困境，最后入围了前三。另外两篇则是《仙症》和阎连科的《信徒》。
苏童称，《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的语言几乎欠基本修辞、欠思考，特别像公文语言，在用写报告的文字写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我读来读去觉得是有点啰嗦的卡佛，没有味道。这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题材，最后没有够上，我觉得是因为叙事的问题。”
但是，毕飞宇认为，小说的语言是有问题，不过叙事没有问题。这是作家故意选择的一种叙事策略。“它是对当下生活嵌入最好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人）特别佛系，任何情感、价值观、人生设定与目标，甚至欲望都可以不顾。生活本身也没有多粗糙，他们把它过得如此得粗糙。生活本身可以是很好的语言，他们把它过成了公文。我觉得她这种叙事策略跟小说内部的整个进程是吻合的。”
格非也认为，小说的语言虽然粗糙，但叙事有作者自己的想法和深度。“她的作品让我想起纪德的《窄门》。为什么婚姻不能持续？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死循环？这个女的为什么说一定要让这个男的离开自己？这个悲剧性的东西怎么来的？”
最后，苏童被两人说服了，说：“我特别不能忍受公文式的（语言），拒绝看这么粗糙、臃肿的文字，但是经过你们的阐述，这部小说越来越高级了，我觉得合理。尤其是到最后，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成立以后所带来的怜悯，那种被升华了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爱，很高级。所以现在我相信这部小说是成立的，我完全可以把它接受为第三篇。文字不好就不好吧，因为文字不好的小说太多了。”
    
                
                 
三位评委还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评奖标准。
比如《仙症》获奖的原因之一是它为中国文学的作品体系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精神病人王战团。“这个人物形象非常少见，或者是长期被这么多作家所忽略”，苏童说，“我们在评审的时候有很多标准，说起来蛮主观或者说蛮残暴，但是有一个标准基本上颠扑不破，就是我们希望小说能够贡献某个新的东西。”
格非则说：“我对那种具有挑战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带来陌生化效果的、能够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经验的作品比较看重。”因此，他不太喜欢《卜马尾》，觉得叙事方法过于老旧，缺乏挑战性。
毕飞宇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在作品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年轻人，更愿意扶持年轻人；另一个是他更偏重能够渴望揭示、总结、命名新生活的那种作品。因此，在最后的投票中，格非和苏童都投了《仙症》，而他投了《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那个作品不是说它没毛病，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但我那票一定会那样投。这就表示我一个态度，有人为她鼓掌。《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里面那对男女的情感方式，对我们这代人来讲不可思议。她把它呈现出来了。我就有理由认为，她给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新元素。要不就是表达方法有革新，要不就是表达内容有革新。”毕飞宇对《好奇心日报》说。
当然，除了评审形式的公开，值得提及的是参赛形式的匿名所蕴含对文学的反思。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爱名人，热爱被大家熟知的名字，连我们这个没什么人看的文学杂志也是邀请名人写稿。如果村上春树写一小段话，哪怕特别差，我们也一定会用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决定做这样一个比赛，隐去所有的名字，我们只看到文本的本身，让名字来决定这个作品的价值。” 《鲤》主编、作家张悦然如此解释这次比赛的初衷。
作家止庵觉得，人都有“势利眼”，匿名可以把这种“势利眼”去掉。比如说朋友、熟人，或者自己仰慕的对象，可以把这些因素相对排出去。
参加过众多文学奖评审的评委格非和苏童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也肯定了匿名的价值，不会受入围作家是熟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的影响，能够让所有参赛作品得到同等对待。评委也能客观地面对作品，保持公正、公平。“跟考试的时候把考卷名字盖掉是一个道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设计。”格非说。
    
                
                 
但是，梁文道和张悦然也都表达过匿名这一形式存在缺陷，觉得它强调的是文学的某一个面向，隐藏掉了评论其它东西的可能性，比如作者意图和时代背景等。
即使是匿名，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完全放开了自己。在接受《鲤》的采访时，评委小白就对大多数作品表示了失望。他认为匿名并没有真正给这些作品带来自由感。即便是一些文笔老练的作品，内在却也显得游移不定，缺乏一种叙事所必需的坚定感。
有意思的是，评选时，毕飞宇和格非完全放弃了猜名字的想法，觉得肯定会猜错。但苏童觉得，所有游戏都是要竞猜的。结果，除了风格太明显的一位作家，果不其然，其他苏童都猜错了。
关于作家名字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除了作家和评委需要反思以外，其实还有出版人和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虽然我们看到半匿名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写出了风靡全球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更多的是张悦然在《鲤·匿名作家》的卷首语中所提及的J.K. 罗琳的那个故事。
“ 2011 年，J.K. 罗琳以罗伯特· 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向两家出版社投了新写的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收到了两封退稿信，在其中一封信里，编辑好心地建议罗琳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或者至少看看《作家手册》和《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之类关于出版的书籍。最终《布谷鸟的呼唤》还是以罗伯特· 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出版了，销量只有五百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排到五千名之外。”
“据说罗琳更换名字，是希望获得纯粹来自小说本身的反馈，透过罗伯特· 加尔布雷思这样一个男性名字，我们可以推测她或许试图摆脱女作家身份带来的束缚与偏见。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罗伯特· 加尔布雷思’在寂寞了几个月之后，最终被宣布只是罗琳的一个新面具。《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陡增 507000% 。随后公开的退稿信，使这一切看起来像个游戏，把‘势利’的出版商和‘盲目’的读者戏弄了一把。”张悦然写道。
    
                
                 
我们和格非、苏童、毕飞宇还聊了更多
Qdaily：某种程度上，蒙面名家和匿名新人背后也是中国作家的代际差异。如果从你对年轻作家作品有限的阅读经验出发，相比自己这一代作家，你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有什么观察或者想法吗？
格非：年轻一代的作家，我这几年特别关注。我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相信说，中国这么大， 80 后、 90 后乃至 00 后这些人里边，就出不了好作家。很多人讲，文学中断了，或者说由于市场化进程加快……可能大家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或者偏见，但是就我所看到的这些作品而言，我觉得这里边已经体现出非常好的东西，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特质。这个非常要紧。
我不是说我关心年轻人是真的去关心、帮助他们成长，我没有那么好，也没这个资格，而是说我特别希望了解这些人在干嘛？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们这样一种特殊眼光，对我来说是不是构成某种意义？我太熟悉我周围人、跟我同龄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管是自由主义的看法，还是保守主义的看法，还是所谓民族主义的看法，很多人各有各的背景。但是，年轻人怎么看、怎么描述生活世界？这个东西会对写作者形成某种特别重要的重新审视自己的可能。
今天的年轻作家出道的时候，他们所受的语言、形式、文体训练比我们那一代人要好的多得多，而且他们的眼光也非常锐利。
缺陷也会有一些，他们可能受到社会话语影响的压力要比我们那时候大很多。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话语很单一。 1970 年代、 1980 年代非常单一，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个年代相对比较容易保持你的定力，就是你要创作、生根、关注的点。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人说那个，那个人说那个，会形成重重包裹的话语，每天都在影响你。
所以我在读年轻人作品里边，发现他们的缺陷是：第一，他们受社会话语的影响太大；第二，对社会话语本身缺乏哲学的、冷静的分析。比如说莫言的东西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非常清晰。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很清晰。他作为一个作家，何以写作的那个东西是清楚的。
在今天，我觉得处在这种变化当中，受这种话语影响特别大，不同作品会呈现不同变化。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首先我们需要对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社会话语、文化话语进行研究。如果不研究，你被影响了，会认为这是你的观点。实际上，你的观点一开始就被别人所主导。这方面的压力对年轻人来说，是比我们那时候大很多。我知道这很难，但对写作者来说，非常重要。
苏童：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相似性，都不想重复前辈，都想突破前辈建造的壁垒或者藩篱。他天生要突破。当然，他不管传统、藩篱（我们简单地说）是好还是坏，所以突破是他的本能，他尽量写的通常来说都是跟前辈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时候做的事情一样。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写作，无论你怎么把它归类，文字、中文就这么一堆。创作方向可以描述的，也就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这些种种词汇。其实舞台没有青年人想象那么大。文学的舞台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边际。这个边际是被文字、传统或者小说这种形式所局限。所以，“突破”注定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工作。
我有时候看年轻作家，就像这一次的匿名计划，也有这么一个（倾向）。好多青年作家，虽然不知道名字，我一看，就是跟我们写的不一样。这个很好。但是，同时你又发现有一个不足，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像，但他们之间很像。我不能说哪一篇跟哪一篇像，整体特征就是文字的表述方式，读完小说的整个观感（很像）。比如他们特别喜欢，有一种像植入晶体一样，就是植入了一块闪闪发亮的东西。科幻元素、未来元素或者代码元素，很多人都在这么做，好多小说。
我第一个看见这么一篇小说，我很新奇，但是我看见第二篇、第三篇也是这样，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之间如何区别开？
Qdaily：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相像？
苏童：我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小说的知识化、未来感、科幻元素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共同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很多小说当中，我发现了一块闪闪发亮的植入晶体，但是有好几个人都同时拥有。
    
                
                 
Qdaily：“匿名作家计划”其实也反思了如今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规则。除此之外，你对现在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规则还有什么非常不满意或者觉得问题特别大的地方吗？比如我听人说，在中国，一个纯文学作家想要出名，很大程度上得依赖官方刊物和官方评奖系统。
格非：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从目前整个中国创作界的状况来说，特别是年轻人的创作很不错。他们有没有获得那么重要的肯定，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公平、客观，但是从创作的具体作品来说，我觉得我读了这些作品，我个人还是能够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
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今天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不好，我觉得还是不错。他们有非常多的空间。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不同的思想、观念、话语之间，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观点不在此，也不在彼，而在于彼此之间的交锋、对话。各个不同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那么这当中，我觉得跟国外的文学创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大。我是很看重这个。
苏童：规则我不知道。因为各个机构有各自的规则，比如说有的有潜规则，但是也有好规则。好规则永远就是公正、公平。凡是有潜伏的，反公平、反公正元素的规则都不好。“匿名”这个前提就很好，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挺好的规则。
现在媒体、平台那么多，已经不是很单一，必须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你也知道，很多作者是直接出书。所以现在其实比我们做文学青年的时候的环境，怎么说呢？
分开来说，一方面，那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青年作者这么容易就出了一本书。他必须奋斗 5 年、 8 年才可能有一本书出版。无论去问格非，（还是）莫言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深刻的记忆，第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出版，但现在已经变得那么容易。当然，各种社会环境和后面的意识形态不太一样了，是两个时代。
所以，你既不能说现在比原来好，也不能说现在比原来差。
    
                
                 
Qdaily：相比过去，你觉得文学在如今这个时代和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毕飞宇：式微，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语境底下，对于那些真心热爱文学的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其他人放弃的东西，我们来好好玩，好好拾掇它，挺好。
关键的点是，文学的利润空间太小了。就像有些人做面包师，做了一辈子。你说面包跟汽车，谁的利润高？肯定是汽车。那他为什么到了 70 岁，愿意把面包这门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他热爱它。
苏童：这个回不到过去。在 1980 年代，文学对社会的引领、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今天，文学就回归到文学这个位置。比如所谓特别严肃的文学，读者别指望有 1 亿。有的流行小说，它永远会流行，会有它一批读者。今天这个时代，文学已经分化了。它对社会、人群的巨大影响力不复存在。我觉得太正常了。
但是，文学不死。我从来不相信文学会死。因为总是有需要，那个需要就是文学生存的价值，而且也是给你的信心。人永远需要文学。
长题图为郑执，来自：理想国；题图为电影《匿名者》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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