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尿国王不禁，情爱父母不挡
前几天 @鞑卢卢 跟一个驻村干部和坚信“西藏奴隶妻”什么的撕了起来。当代的事好多人已经解释了，这里补充一点59以前的。
先说资料来源，主要是近代旅藏纪行，是整理其他资料时觉得好玩顺手摘录的。内容不系统，也不是什么分析，就是罗列一些见闻。
一、工作
几乎所有人都作证说藏区女性辛苦，农活和家务大多是她们的工作。这不意外，汤东杰布说他5个月大时母亲就将他捆在背上下田干活，他们家可是富户，还雇过18个帮工（1385年，仁钦顶，《汤东杰布传》）。
旅客们的类似证词就更多了，车轱辘话没有意思，选几个可以代表的好了：
1）“大量农活都是女性负责，妇女在西藏很辛苦。”（1721年，卫藏，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2）“藏俗女强男弱，差徭辄委之妇人。”（1792年，卫藏，周霭联《西藏纪游》）
3）“她们不是被囚禁在深宅中饱食终日地混日子，而是过着一种勤劳和活跃的生活。她们把商品运到各地去，摆摊和开办几乎所有的零售店。在农村，她们要参加农业劳动。”（1846年，卫藏，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 之后神父也没忘为男人开脱几句，说他们“也不是碌碌无为”，也会纺纱和织氆氇。
4）“她（一家主妇，锡金大君的表妹）哭了起来：‘我嫁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年了...我必须每天织布、看管女工、管理厨房及饮食。我婆婆很凶，她以为我的身体是铁打的。你别看这家人很有钱（后藏最富裕的家庭之一），他们像耕田的人一样干活。’”（1881年，江孜，达斯《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5）“西藏牧民的妻子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活计，对外人不拘束，容易和别人亲近。”（1890年，乌尔曲，邦瓦洛特《勇闯无人区》） 当然我们知道也不全都这样，色拉麦·堪苏仁波切少年时一人为姐姐姐夫照看80头牲畜，他姐姐就没怎么搭手（1930年代，马尔康，《黑白业报真实明镜 · 色拉昧嘉绒堪苏昂旺提秋传》）。
6）“村长是一个非常温顺的人，妻子早年亡故，有两个女儿。当时姐姐23岁，妹妹17岁，每天两姐妹带领一群男仆和女仆干农活、放牧，干活非常认真，让人感动。”（1899年，察兰-阿里，河口慧海《西藏秘行》）
7）“播种的工作由农夫的妻子进行。她是富足的象征，所有关于家务和食物的事都与妻子密切相关。”（1924年，康藏，孔贝《藏人言藏》）
一边倒的证词可谓实锤了，而且大多不忘带上两句“男人懒惰”“坐享其成”一类评语。难道真是“男人的工作从早到晚（玩），女人的工作永远没完”？我不知道这样的性别分工是怎样开始的，又如何被长期忍受。但关于工作总量，特别是农活总量，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算术。
传统西藏的耕地面积用“藏克”表示，通常1藏克折算为1市亩。这肯定不准确，实际上“藏克”本身就不统一，但做个简单计算也没问题。根据1956-57年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紧挨拉萨东边的墨竹工卡宗（全区庄园最密集的核心地区之一）和止贡寺（汉族导游常常会告诉你那里有世界第二著名的天葬台云云），每年耕种1藏克耕地需要10个工作日的劳动投入。（《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 一》）。
熟悉这项指标的人会发现劳动投入有点太高。同样在麦作区，从英格兰到华北江南，每亩工作量大多在2-6个工作日之间。（戴尔《转型的时代》、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原因很多我们这里不讨论了，反正记得1市亩=10个工作日属于相当放大的工作量就行。
以1959年西藏自治区播种总面积200.2万亩计(《西藏统计年鉴》)，总需求2002万个工作日。又以1名劳动力1年工作200日计，耕种西藏全部耕地需要10.01万个劳动力。
1959年的西藏人口有好几个估计，图方便我们用100万人好了。以劳动力比率45%计，全区可提供劳动力45万名。
前面说了这个估计不求精确，所以我们也不用考虑耕地总面积是否被我裆低估了、用工高峰如何调剂什么的。10万需求和45万供给之间的悬殊差距足以告诉我们： 不是全民为农活累死累活，而是责任分配高度不均。男人是真懒。
最后补充下商业，
“根据我的观察，她们实际操纵着几乎所有的交易。”（1910年，嘉绒，威尔逊《中国-园林之母》）
更文雅一点的表达来自孙相：
“布茄闹比盂兰会，丫髻权侔市舶司。”（自注：“炉城女子年十五以上，即受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凡茶客交易，俱凭沙鸨定价，人不敢较。”）（1792年，打箭炉，孙士毅《百一山房赴藏诗集》）
其他例子太多不列了。
那么男人干什么？公平地说他们什么都做一点，包括做饭、缝纫、带娃，但“男性的旁的工作，则是次要的”。（犁地和远程贸易除外，后来这变得很重要）
完全归男人的工作则多跟禁忌有关，比如拉萨著名的五大行会好多就不收女人（《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再比如历代海上师的御用氆氇，从纺纱到织染都不让女人过手，完工后从杰德秀一路送到拉萨闹得跟过节似的，全程也不让女人参加。
剩下就是抢劫了，基本是男人的天下，但也有例外，比如布宫脚下监狱就关过一个人称“公鸡之母”的老女匪，她为了抢水源打死了好几个人。（《拉萨掌故》）
二、风情
既然全面承担起生活重担，藏女的健康强健也就早被人注意到了，只举三个例子：
1）“我从未见过比今天我所遇到的山民们的体格更强健的例子，特别是妇女。漆黑的头发、明亮活泼的黑眼睛、肤色健康红润，即使最健康的英国乡村妇女也无法与之相比。”（1783年，菩提亚，特纳《扎什伦布寺访问记》）
2）“藏族人向我透露，端庄贤淑的汉族女性缺乏藏族妇女那种吸引力。藏族妇女的生活背景中，社会自由度要高得多，妇女在外表和举止方面显得强健。尽管汉族男子显得不好意思，但他们也承认，藏族女子行为粗犷、直接、户外活动频繁，对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1935年，安多，埃克瓦尔《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
3）“我们从草地回来时，马上遇到一队藏民男女，骑马疾驰而过，其中有一少女，及笄年华，眉目清秀，皮帽皮衣，足蹬红皮小蛮靴，跑近我们时，嫣然一笑，以相招呼。她的风韵和骑马的姿势，只有欧西女子可以比拟，汉族女子，实在是相形见绌了。”（1939年，拉卜楞，李孤帆《西行杂记》）
后来他还见识了更多，以至说起了车轱辘话：“（大夏河）沿途庄稼均见藏妇在烈日之下劳作，坦身露胸，自然健美的体格，与汉族女孩仍以缠足为美的，殊觉相形见绌了。”
一个更直接的比较来自旅行家伯德，尽管不是直接比较女人。访问日本时她对日本人的体格做了接近辱日的描述：
“（日本人）身材矮小，相貌难看，罗圈腿，水蛇腰，一脸穷相…（女性）脸色无光，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不但身材矮小，走路也慢吞吞，好像挪不开步。”（1887年，转引自新保博《日本经济史》第二卷）
但她去四川旅行时，却给了嘉绒人适度的赞赏：
“我的（汉族）苦力们的身高是汉人的平均身高，他们（嘉绒人）比我的苦力要高一些。他们胸脯宽阔，身体健壮，肌肉肢体显得结实而灵活，行步显得平稳而富有弹性。”（1896年，梭磨，伯德《长江流域旅行记》）
前工业社会的健康大部分归结于营养，藏地女性给人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能吃。平旺刚到重庆时对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大为赞叹，但由于在家“总吃很多酥油和肉”，来到重庆就不容易吃饱。他每顿能吃“六七碗”米饭，女伴也能吃“五六碗”，这还不够，还得经常找小贩买饼子吃。（1935年，戈尔斯坦《时代和生涯》）
除了能吃她们还来事。比如我们都知道支乌拉差（运输劳役）是件很苦的差事，是一项恶政，但偏偏就有人没事找事：
“没有搬运行李任务的人，尤其是妇女，她们带着极大的兴趣来看热闹，希望参加这次徒步旅行，所以形成一种类似徒步搬家的局面。秩序极为混乱，搬运行李的人和空手的人一路聊个没完，像这样活泼愉快的搬家，我从来没有见过。”（1890年，康藏，邦瓦洛特《勇闯无人区》）
至于她们的本职工作就更不必说了，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时在帕里宗被冻个半死，因此完全无法理解“西藏女苦力”的活跃，她们“生性快活，整天时间她们都边干活边笑闹，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人们听到她们的笑声在楼梯上回荡…在这块又脏又冷又不舒适的地方，她们的快活实在显得很不和谐。”（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最后说说风尘女人。大酒鬼查普曼在西藏的时候，除了沾沾自喜于自己以豪饮暴食名震拉萨之外（也没忘了提到他们使团里还有一名尼泊尔“饮酒天才”和他们的使团医生，一位足以“载入拉萨史册的饮青稞酒冠军”-天知道这是个什么医生），他还一再回忆起诱人的青稞酒女郎。她们“美若天仙”，负责在宴会上劝酒，谁要是不识相的话，她们有用发夹扎人的特权。据说司伦朗顿（十三世的侄儿）都被她们扎过。（1936年，拉萨，查普曼《圣城拉萨》）
妓女的情况我不熟，大间谍达斯说策墨林摄政曾在拉萨整风，赶走了大量妓女。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不管用，很快会卷土重来。后来据刘曼卿透露，拉萨妓女还流行过一套离奇的艺名，“曰金丝缎、银丝缎、或北京缎、上海缎”，她怀疑是商人嫖客教的（《康藏轺征》）。
但这肯定不普及，多数妓女不会这么洋盘，有些可能还是业余的。扎西次仁老先生就对印度妓女直白讲价的做法印象不佳（“多少？多少？”），他回忆说西藏的“不会把事情干得那么粗鲁和商业化。”（《西藏是我家》）
总体上藏地女性给人留下健康、活跃、经济独立的印象，习惯户外生活，其中一些出过远门见多识广。孔贝就提到“（康藏）青年在成家立业前，通常都要到拉萨朝拜。女孩子没有到过拉萨也要被男方父母看不起。”（《藏人言藏》）这可不是江南女子“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那种后山踏青可比。
这一段就用威尔逊收尾吧，旅途中的缘分总会有点小动人：
“妇女受到的待遇并不差，更谈不上受到压制。她们天性乐观，非常适应自由的户外生活，并在劳作时又笑又唱。她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很直率和简单，妇女们享受着怡然的自由。有一次我与一队嘉绒男女做伴行进了几天，告别时，她们高兴地喝起酒来（这…）。妇女们张罗着，并诚恳地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们的欢笑和歌声感染了与他们结伴而行的我们，我与他们分别时感到很难过。”（1910年，嘉绒，《中国-园林之母》）
三、性、婚姻和权利
现在来到主题了，反倒没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直接读证人们的观感好了。有的很啰嗦，但有些很有力量，当然也有的只见于一时一地。罗列之前只大致描述一下地区特征：
农区的婚姻，自由恋爱和包办的都有，总体上尊重本人意愿，婚后女人牢牢掌握钥匙权（而权利很难与劳动和家庭贡献无关）； 牧区自由恋爱占上风。
至于性观念，就冲着不歧视非婚生子这一条，反正很宽容了。
1）“如果一个姑娘和人发生性关系，即使她已经订婚，也不会受到多少责备。但是，如果已婚的妇人通奸，他们都要受到惩罚，丈夫甚至可以杀死她的情人而不受惩罚。同时，妇女是家庭的主人，丈夫要倚靠她，要尊敬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同她商量，得到她的同意。”（1721年，卫藏，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2）“我告诉她（帕拉拉姜），在印度，一个丈夫有几个妻子，而披楞人（英国人）则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她喊道：‘一个妻子跟一个丈夫！你不认为我们西藏妇女情况要好些吗？’...我要说的是西藏妇女比印度妇女幸福，因为她们享有在印度只有男人才能享有的权利。”（1881年，后藏，达斯《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3）“回到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上，这里流行的观念将会震撼印度人的神经。甚至毫不夸张的说，欧洲流行的观念明显和这里相左。妇女享有完全的自由...她们可以毫不掩饰的与男人自由混居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追求商业利益和快乐，也一起分享他们的辛劳…这个地区的妇女使旅行者确信，她们从内心可怜她们只能拥有一位丈夫的西方姐妹们。”（1894年，卫藏，辛哈《入藏四年》）
4）“在西藏，一般来说妻子的权力非常大。例如丈夫赚来的钱大都交给妻子…丈夫要用钱，说明理由，向妻子要钱。若发现丈夫留下私房钱，妻子极为恼怒，甚至打丈夫的脸…大部分情况下，丈夫按妻子的命令到外面做买卖。”
“从家庭关系来说，一家的主权在妇女手中，在被雇佣时男女同工同酬…西藏妇人的私房钱是很有名的...连很没有地位的妇女都有。据说，这是为了无论什么时候丈夫提出离婚，自己也能独立生活下去…但是，西藏妇女对自己心爱的人，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胜过了文明发达地方的妇女。”（1901年，拉萨，河口慧海《西藏秘行》）最后这一点读过《艽野尘梦》的人不会陌生。
再多说一句，不光有私房钱，女性也有继承权。而她们带到夫家的嫁妆更完全自主。比如米拉日巴的母亲就靠一小块嫁妆田养大了儿女，小叔子强占她亡夫的遗产时也没能把它夺走。（11世纪，后藏，《米拉日巴传》）
5）“（英军）入侵者与江孜居民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变得亲密起来…居民的友好情谊实在过分。在设置了防御工事的防线外…一个专横跋扈的藏族妇女强令她的两个丈夫干活，她凶残的虐待他们。艾利丝·赫根·赖斯所著的《甘蓝地上的威格斯夫人》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那位藏族妇女也就以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威格斯”而闻名远近。” （1904年，江孜，弗莱明《刺刀指向拉萨》）
6）“女子年及笄，则父母不问，听其自适人。死则割其尸以饲鹰。呜呼！殆真野蛮而未受教化者。”（1906年，拉萨，张其勤《炉藏道里最新考》）
出于我大清的思维，不分旗汉都长于谴责藏人“淫奔”，川督和边务大臣甚至分析过技术原因：
“着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知羞耻，明礼义也。尔等男女皆不穿裤，自问是何形象。易于犯奸，亦实由于此。” 就是说不穿裤子，容易搞到一起。（1906年，康，《锡良咨请赵尔丰查收转发巴塘善后章程》）
后来的大藏学家任乃强倒平和些：“淫奔之风甚炽，男女相悦，不得请于父母，相继逃入林中，寝处数日，通知其家，则无不偕矣。”（1929年，康，《西康札记》）老先生后来做了康巴女婿。
7）“这是一段浪漫的爱情。女主人曾是另一个更为舒适人家的夫人和家庭主妇，她两手空空逃了出来，逃向了森林，投入到这名赤贫的罗密欧的怀抱中…他们结婚多年，一直相相敬如宾，专一的爱情始终充满他们的心田。两位贫穷而又可爱的人尽他们最大能力招待我们…他们一再恳求我们接受相当数量的糌粑，作为旅途中的食品。”（1924年，松宗，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
8）“藏人对未婚生子的女人并不歧视…在藏区，两性间的关系比较自由，道义上的约束较少。”（1924年，康藏，孔贝《藏人言藏》）
9）“西藏女子地位甚奇特，不得谓其绝高，以社会尚认渠为下生，而褫其参政权。更不得谓其绝低，以其经济能独立，而行动又非常自由…稍长即习商业，学应对，后来婚嫁恒以此为标准。夫家选媳，每以为问，若无商场技能，事多不谐也。”（约1930年，拉萨，刘曼卿《康藏轺征》）
10） “（青海贵德）番民少女之年达妙龄者，无论有无男子，即为女子上头（俗名曰带天头）。从此公开讲求恋爱，任意选择配偶。” “（夏河）番民的婚姻，绝对自由，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双方家长绝对不能干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婚姻的痛苦…在番民家庭里，女的能生产，女权高于男权。”（1933年，安多，顾执中《到青海去》）
11）“婚事可以由父母作主，也可以自己选择…男女双方发生恋爱要结婚，而任何一方的父母不同意，则可隐于朋友家中，直至反对意见消失之后。”（1941年，安多，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12）“婚姻缔结的方式，有以自己意志为主和以父母意志为主两种。前者多见于一般牧民，后者多见于富裕牧民。”（约1959年，黑河，格勒《藏北牧民》） “自己意志”的具体办法就是钻帐篷：“男女青年通过‘打狗’（钻帐篷时男方用肉贿赂姑娘家的狗保持安静）接触之后，两厢情愿…父母一般都尊重儿女的意愿。人称：‘屎尿国王不禁，情爱父母不挡’”。
看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我们了解到什么？她们想要怎样的生活？又在哪些约束下做出选择？说实话仍然知道得很少，作为主体她们是失声的。
但作为整体，她们很少接受教育，不能进入政府，也很难凭宗教成就获得声誉，因为佛经贬低过女性。同时她们拥有繁重的责任以及，工作权利。她们通常有免受谴责的性自由，也参与决定自己的婚姻。她们在经济上独立并掌管家庭管理。 在各种关于私人生活的领域，在17-20世纪上半叶，尤其面对维多利亚英国和儒家文化圈时，她们是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