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流水白日梦

文/张怡微

本文发表于2016年第七期《萌芽》。

冬天的台北总是湿冷异常，那种通体湿漉漉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两年前，每一日，我身体所覆盖的所有被褥都是没过身体的厚厚的水雾。记忆中那个2011年的冬天里，两个月居然没有停过一天雨，路上行人看似一无抱怨。即使是个过客，我都狠狠心为自己买了一双雨鞋。后来离开台北时寄放在朋友家。谁想到隔一年沧桑变化，陆生招生我又故地重游，并且，再度用上了雨鞋。

再乐观的人到了台北过冬也会抑郁。每天清晨推开窗户就能感受到盈盈水汽倾倒而下的气息，不由分说，却又催逼出耐心。像一个人晓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判决。

在雨中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像蔡明亮的《郊游》里，冷雨中举着招牌瑟瑟发抖的李康生。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慰藉，这一个月来笑得多甜。垃圾车也总在雨夜里姗姗来迟，令望穿秋水的屋檐下，成了一个尴尬的社交场。女孩们穿着各式蓬蓬的御寒长裤，乍一看都像《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招娣，终于却被夹脚拖毁了意境。她们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挖屋！真的超冷的耶。我棉被超贱的，像被吐过口水。”

然而在我心中，台北女生是最不怕细雨的。前几天在午餐路上，遇到好几个滑跤的都是男生。女孩依然丝袜皮鞋，稳稳地踩过水塘，踩过湿泥，毫不心疼。她们走在路上的样子，看起来都在赴约，忠心耿耿。全台北的火锅店与烧肉店都开始爆满，那是在地冬天的趣味。好像每次ATM机中集中吐出新钞，就意味着，这座城市快要跨年。

因而每次推出宿舍楼的大门，或者推入，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是《情欲维纳斯》里的失魂女人，从暴雨中迢迢奔赴舞台试镜，演一个干燥的、高傲的驾驭者。而从西门町的电影院穿越这几个礼拜毫不停歇的雨回到山里的寝室，又觉得自己像《蓝色茉莉》中被心里的骤雨淋成落汤鸡的凯特·布兰切特。异乡最大的好处，便是很容易就能将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将生活变作戏中戏，“你是沿江而来沉默的革命杀手，我是阁楼里面失败的三流演员。”

这就是台北冬日最容易孕育的幻觉，能唤醒记忆深处的诸多坏事，想得太多，治愈太少。记得康拉德在《黑暗的心》里写，“我仿佛是对你们讲一个梦——完全是白费力气。”我不可能把一生中对某一时期的生命感受转述出来。“我们在生活中也和在梦中一样——孤独。”

有天早起翘了课，看了会儿《黄金盟誓之书》，一九八一年的少女成长记。有些部分写得挺好，任性，用时下的调侃说。对粗暴厌弃，充满青春里的弦外之音。但少女的老灵魂，和真正的老，还是不同的。阿城在序里写“手触热水，有热的感觉，但是你能感觉你的感觉吗？人都有情绪，但是你能感觉你的情绪感觉吗？大于感觉的感觉，和抽离感觉的领会，由这里会分出两种写作，前者进入艺术，后者进入哲学或其他。”玄之又玄，然而本来没有这样复杂。手触热水，大部分时候并不是为了感觉，也不形成什么领会。日常里大部分消磨都毫无意义。但硬要找意义，也不是不可以。

王安忆小说里，最有趣的莫过于《逐鹿中街》和《月色撩人》。躲于故事背后，有一个更好玩的问题是，叙事者怎么看少女呢。喜欢少女么？还是仅仅是生分，生分地闲看光景。像《色戒》里我最喜欢陈冲听评弹那场戏，底下的女人们暗潮汹涌，她们的事吧，她都知道。只有她一个人是自在的。她没有选择，她越自在，她们才能越慌乱。然而眼下最重要的事，也不过是眼前那个喜欢的人，在唱她最喜欢的那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

李奭学看《逐鹿中街》时，说淤积的深水顿然变成浅滩。其实太重了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剥离开故事与叙事，背后还有景深，有意趣，最重要是有情绪。哪怕情绪被掩藏得那样好，自在里有道场，易太太一样的。怎么看，是最大的意义。像手触热水，烫，像直面少女们，年轻啊，做点傻事、说点傻话，都那么让人怜惜。那么写作的女人，你怎么想。有段日子，我很沉迷于这种解剖，如今又轻轻地放弃了探索的心。让小说回归小说，作家回归作家。但有人从不放弃。我以为，最会经营自己“隐含作者”形象的台湾作家吴明益就是一例，两年前吴明益暂别脸书时曾经写过很长一段告别文。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他说一直没有开放“追踪”功能是因为对自己的意志力没有信心，会去忍不住关注这件事。

后来的这一年，他消失在网络，写完了《单车失窃记》（简直是端出来的）。以这个世代少见的，长篇小说还标有参考书目的形式。作为方法这当然并不困难，只是一种写作意图的实现。有时我觉得作家有意图是很好的事。但没有，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关于抵抗干扰这件事，外部环境永远只是一方面。而关闭、封锁的弃绝，往往也是在对自己宣誓，好比卡通片里的人堂堂地宣布，“我要跟你说再见。”或是情歌里唱的，“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

相见时难别亦难。

去年听某老师说，艾加·凯磊是在灶爿间写作的。这对有书房的人来说，增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不解和向往。适逢搬迁，我快要把这本小说集子捐掉了，我才意识到我每天几乎是在一个垃圾堆里打字。充满了纸、盒子、灰……这令我每天都不太想真正清醒过来，对出去走走这件事，也充满了清贫的向往。

在台湾出版《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出版社叫“寂寞”。真是很离奇的名字。很难想象这样名字的出版社可以活下来。然而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受，恰是短篇好的酝酿容器，是新鲜的土壤，带着某种臭噱噱又有爆炸危险的灵韵。我记得他有一篇小说里这样写，如果你跟人家讲的是件坏事，人家立刻就会相信，因为感觉上很平常。如果你讲好事，人家反而会起疑。真是很生动。

譬如，安眠到晓日烘窗，就让人起疑。惊天动地奇人事，必然是阴惨惨的才有人缘。世间万缘是假，就有同情心的票友。生老病死之苦，就是离合悲欢之至。投其所好，则众所必往。然而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像我们在灶爿间写作的人，好像不应这样做。

我记得四年以前，我在导演吴念真的剧本课堂上，也被要求写过“寂寞”这个题目。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艾加·凯磊，导演说，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声音，是隔壁做爱的声音。我不以为意，写了一个早起要去堕胎的女子。一个人住，家里的水声都显得喧哗，电视更是有如轰隆隆的咆哮。但导演看完我写的东西问，“她是丧偶吗？”我说没有，她只是要去做手术，她养不了这个孩子。导演说，“那我看不出来，你要写出来。”这是我写过的唯一一个剧本，很快它就当机了，再也没有开启。而我曾经是一台打字机、工作狂，曾经是一个无才无德无脑、只是精力略微旺盛、充满表达欲望的青年人。我记得曾有一位编辑对我说，你现在看到一棵树都想讲故事是吧，到你像我这样，就算看到真正的灾难，也往往觉得无话可说。他说完这些话，就去苗栗乡下写作，那天夜里他喝了很多酒。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其实也没有见过他的作品，他就这样消失了，但其实我挺想念他。因为每当我觉得无话可说时，我都会想起他来。觉得惊天动地奇人事，也不过是“好惨”足以一言以蔽之。唯有这些明明有很多话想说出来以规避现实的人，正被现实噎得说不出话来。

执笔的人，自以为和自己说话的时间多。抬头环顾周围，往往觉得已经不再需要和任何人说话。但即使是这样，心里难免还是有观众的。有“追踪”，这真不好。互联网时代更是提油救火，所有的牵挂都因之前的姿态，显得格外苦涩。好像后来不真的做些什么，就白白虚度了压抑过自己的，那些光阴。

最近因缘际会，为杂志做了一些国文教育的工作。洪醒夫有一篇收入国文课本的文章叫做《纸船印象》，其实写得很好。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遇许多事，有些是过眼烟云，倏忽即逝，有些是热铁烙肤，记忆长存，有些像是飞鸟掠过天边，渐去渐远；而有一些事，却像夏日的小河、冬天的落叶，像春花，也像秋草，似无所见，又非视而不见——童年的许多细碎事物，大体如此，不去想，什么都没有，一旦思想起，便历历如绘。”

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也写过类似的话。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你别以为是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

我想起诗人痖弦曾说，周梦蝶告别式上你们的话都写得好像是一个和尚死了。这是不对的，周公最多情。多情人只是“离垢”，是飘蓬，是情天恨海中，苍白净洁的一介布衣。

似无所见，又非视而不见。他什么都没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