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e Upon a Life 曾经
【前】五一劳动节在家几乎一事无成，唯一做的就是随着性子翻译了乔纳森·萨福兰·福尔的一个短篇。这个短篇不是小说，只是对童年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写下的小小回顾。然而，乔纳森还是通过某些时间与空间的置换，让这篇文章拥有了文学性。
作家乔纳森在中国不太有名，其实，不久前，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了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82015/），他有犹太背景，吃素，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行文魔幻。恩，不多说了，原文在此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0/feb/28/jonathan-safran-foer-the-explosion，欢迎拍砖。
【正】故事发生在默奇小学“暑期探索夏令营”的第一天。几周前，我刚刚在这所学校念完二年级。其实我并不想参加夏令营。每个夏天，我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个夏天我本想以同样的方式度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住宿营（sleep-away camp），过去我只是参加过几次一日营（day camp）。妈妈说，她也不愿意与我们分开。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坐在爸妈卧室的地板上。爸爸站在一块雾气腾腾的镜子前，将自己颈部的皮肤拉得紧绑绑的。妈妈跪在敞开的抽屉旁。我很爱观察父母举手投足间的“成人腔”，当他们写支票、为信件分类、清理洗碗机时，这些动作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因此而成为我的父母，我也因此获得安全与平静。
虽然营地离家只有不到半英里远，妈妈还是开车把我们送到了那里。早晨，一大群孩子缓慢地涌入营地，我在人群中紧紧拽着哥哥。后来老师把我们分了组，我们没有分到一起。我这组的第一节课是自然课，指导老师来自美国大学，是个研究生。印象中，他很矮，稍微有点壮。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好像还有点卷儿。
表达能力的消散是爆炸对我造成的影响之一，或许我还因此丧失了感觉与愤怒的能力。我从未与爸妈或兄妹起过争执，甚至，没有对陌生人、朋友或是妻子红过脸。九岁以后，我就没有对任何人拔高过嗓门儿。但是如今，当我回忆起那位指导老师，总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涌起心头。如果这位老师有任何一位没有听他说起过此事的朋友看到我的文章，我希望他可以把它展示给他看。当然这只是我的痴人说梦，因为出于法律原因，我不能把这位老师的姓名公之于众。
原本，我们应该上天文课而不是化学课，但天文课老师告了病假，我们不得不临时换课。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制作结营庆典上要用到的小烟火。
课堂上，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四人小组。每张桌子一个组，桌子中央还放着一只碗。和我一组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斯图尔特，我的同学普佳，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孩。教室前方靠近黑板的地方放着装满各种化学药剂的玻璃瓶。黑板上写着制作烟火的“配方”，我记得（并且我的记忆得到了各种法律文件的证实）老师规定我们只能使用配方所标识的一半。这很奇怪，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直接写出合适的量？老师说，这只是制造火药的配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成分而已。
后来，当斯图亚特第一次被允许在病房外见我时，我们一整个下午都泡在儿童医院的食堂里，手持纸笔，试图将我们记得的化学品的名字统统写出来。没有大人让我们这样做过。
我们搅拌着化学品，半个小时后它们将被华盛顿特区警察未爆弹处理分队从学校中移除。我记得那块黑板，那些放在原本应该放黑板擦的凹槽中的粉笔。我记得我的目光穿过教室，落向窗外，脑海中想象着夏令营结束时的欢庆。那天，天气晴朗。我站在门旁。报纸覆在桌上。我们轮流混合那些化学品。我们搅拌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我会站在门边？报纸上有哪些头版头条？爆炸吞噬了它们，还有我们。第二天，我们变成了新闻。
在某一时间点，大约是十分钟之后，我去了洗手间。并不是非去不可，只是不想再呆在教室里了。我依稀记得我听见一个男孩在撒尿的时候吹口哨。（后来我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爆炸发生时这个男孩正在走廊上）。我磨磨蹭蹭地回到了教室，之前还喝了点水。也不是非喝不可。我记得我当时还数了数饮水池上的洞洞眼。
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教室。我们组的桌子离门最近，但是我没有走过去。我徘徊着，默念着黑板上列着的化学品名称。那天，天气晴朗。我想象着窗户的另一边是夏令营结营派对，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枚点燃的烟火。
倏然间，眼前一道光闪过，散成了无数光束，迅速如雷，力大如钧。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那种震惊感觉就像是在半梦半醒间发现自己正在无尽下坠（或者相反，正是着爆炸才将我的神智从半梦半醒中唤了回来）。颜色，声响，这一切淡出脑海，剩下的唯有那强大的冲击力。我听见尖叫声。我忘了那扇门，但我必须打开它，离开这间屋子。我是用手开门的吗？火花洒在房间里吗？是的，我知道它们是的。我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我是推开门的，还是拉开门的？
我拼命地跑，却不知去向何方，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有一双强壮的手搭在肩膀上。有人抓住了我。是个成年人。谁？一排又一排寄物柜飞快地从我眼前经过。即便从未向他人提起，我永远记得，当时自己如何全速前进，又如何撞上了一个寄物柜。后来，也许我昏了过去，也许没有。
我仿佛看到了哥哥在一队学生中，他们正从附近的教室中撤离。（后来我才知道，我逃离了教室后不久，一股黄色的烟雾便腾跃而出）。他在队伍的末尾，叫着我的名字。我们以一种向在远行的火车上的友人告别的方式挥手。我们两个人，谁在火车上？谁又在站台上？
后来我见到了斯图亚特，我最铁的哥们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和他一起度过的。我们一同剪辑小电影，讨论连环画中的价值标准，在字典里找粗口，在他父母车库上的七英尺篮筐下玩HORSE投篮，在路边吃糖果，玩任天堂游戏机，还不停琢磨我们统治世界的计划。他和我一样，黑头发，戴眼镜。有一次万圣节，我们没有化妆打扮，对外谎称我们是对方。
睛上有一层厚厚的黑灰，像烤焦的糖。“约翰？”他张开嘴说话时，嘴角堆积起的灰尘破开了一条口。
斯图亚特重重地跌在地上，背部撞到了一个寄物柜，他的脚笔直地伸在躯体前。他九岁了。他的眼睛上有一层厚厚的黑灰，像烤焦的糖。“约翰？”他张开嘴说话时，嘴角堆积起的灰尘破开了一条口。
“斯图亚特？”
“是你吗？”
我说：“你脸上的皮掉下来了。”
他一动不动。
“我看上去怎么样？”我问。
“正常。”
“我的皮没有从脸上掉下来吧？”
“没有。”
“你肯定？”
“恩。”
我又问了他一遍。
他说：“你的皮肤红彤彤的，还有你的前额和鼻子。”
“我的皮没掉？”
“没有。”
“我的脸上还有皮在？”
“是的。”
“你敢发誓吗？”
他发了誓。
他那时九岁。他发的誓里一定是对震惊，恐惧，迷茫，痛苦，对母亲的等待，对我们之间的距离作出的本能反映。这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斯图亚特浑身都缠着绷带，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他周围有好多医疗设备。他的父母陪在边上。在他住院期间，我看望他的次数应该超过了30次。他痊愈的那天，大家派我去给他送礼物。他的家人和医生不断鼓励他锻炼自己的双手。他们知道只有在和我玩耍而不是接受训练治疗时他才更有可能这么做。他们让我告诉他，他正在一天天变好。
他那时九岁。他发的誓里一定是对震惊，恐惧，迷茫，痛苦，对母亲的等待，对我们之间的距离作出的本能反映。这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在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曾向斯图亚特征询过意见。他说：“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会写这场爆炸的。”完成了初稿后，我再次向他写信，以确保他对我出版这篇文章没有异议。关于这场爆炸，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斯图亚特对关于受伤孩子那几部分的描写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并不是他们的作者，”斯图亚特说，“请你务必完成这篇文章吧。”
尽管他在这个故事中占据着如此核心的位置，我始终没有强迫他袒露他的个人记忆。不论我写作初衷为何，这篇文章是我23年来自我检测的镜子，它让我明晰，到底自己从这场灾难中恢复了多少。要斯图亚特帮我一起重建这块镜子，这感觉将和问他“我的脸上还有没有皮？”时一样。
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否呼救。但当我被送到医院后，我看到新闻报道中说有学生看到一个男孩一边在大厅狂奔，一边高喊救命。我知道，这说的是我。
有人搀住了我，把我往楼下带。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家长。下楼时，我听见耳边的安慰：“没事的，没事的。”但我已经记不得那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消防员已经冲进了大楼。我被带进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很渴。他给了我一瓶汽水，这是他仅有的冷饮。他给暑期探索夏令营的投保公司挂了电话，然后不停地问我问题以便转述信息。“多少孩子受伤了？烧伤有多严重？发生了什么？”几个月后，他寄给我爸妈一张支票，退回了165美金夏令营报名费中的半额。他的安慰信是以“致以万分的敬意”（I remain respectfully yours）结束的，也有可能是“致以万分的歉意”（I remain regretfully yours）。我看不太清楚他的笔迹。二十过去了，我还是不能原谅他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我被一位消防员带到学校办公室。我以为他们会打电话给我爸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们组的另一个男孩躺在校长的沙发上，四五名医护人员在对他进行急救。那是一张棕色的皮沙发。办公室的墙上钉着什么？回想。一些被裱起来的证书。回想。
我记得他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着。我记得他露在外面的皮肤呈现出亮亮的粉色。他的头发烧焦了。我问到了那股气味。他的指甲也不见了。它们融化了吗？他疯狂地扭动着。两名消防员按住了他的肩膀和脚踝。他直勾勾地朝我的方向望着，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他张口，无声地叫着。
在一篇对他家庭的详细报道中，他的父亲控诉着社会，并告诉记者：“你们可以想见，这场事故对于一个九岁男孩的心灵将会造成何等的影响。”
入院第二天后，我在加护病房门口遇见了他的家属们。在他们伪装的善意下，我探测到他们对我能够随意走动表现出的不满。他们不厌其烦地问了我好多问题，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想被询问。“这真是一场坚苦卓绝的战役”，在被鉴定为整个哥伦比亚特区历史上最凄惨的受害家庭后，他的父亲如是道来，“某种程度上，它让我的心碎了。你早已明白，我们活着就是在冒风险。但每当把孩子送进学校，你总希望他们平安归来。”
每当我回想起这个男孩时，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他在沙发上挣扎的画面，也不是他无声的尖叫。而是在从爆炸发生到消防员赶到的这十五分钟里，他有可能独自一人忍受着煎熬。
我不能再想了，越想就越觉得让斯图亚特描述我的脸是一件多么令人羞愧的事，越想也越体会到我应该毫不吝惜地感激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分别被诊断为一级和二级烧伤。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何四散在屋子里的化学药剂会让我暴露在外的皮肤变成银色。（它们花了几天时间才恢复正常）。
晚上我也住在医院里，妈妈陪我睡在床上，爸爸睡地上。整晚，医生们不停地走进走出。有人认为我第二天可以出院。也有人建议我接受皮肤移植手术。斯图亚特的爸爸理查德在那天傍晚赶到，我记得妈妈和他绕着医院散步，告诉他可以在房间里和我们呆在一起。我曾对妈妈说我不想让外人进我的病房。妈妈则和我说了一些其他东西，什么友情，什么孤独，什么需求。在如此的处境下，做一个好人有什么意义呢？我受伤了。也许和斯图亚特比起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好无损。
我恢复得很快。我的手上缠满纱布已经好几周了，皮肤一会淤血，一会蜕皮。每天我还要做一系列训练，以帮助重新长出来的皮肤保持韧性。我的钢琴老师也来看望了我。
爸爸和妈妈原打算起诉政府（但他们没有），于是爸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详细记录着我感情和身体的变化。这是他在1985年9月15日写下的：带乔纳森看华盛顿红皮肤人队橄榄球比赛。坐在阴凉处时一切OK。但第二场时，阳光射到我们这边，他突然很痛苦，迅速地躲到阴凉处去了。整个第二场他都靠在一堵墙上。
我记得护士在烧伤科的旋转门这里将我从爸妈身边带走。我不停要他们保证他们会一直等我到出院回家的那天。护士领着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个小姑娘从我身边经过。她肯定连五岁都没有。她一半的脸都已经面目全非。
有时我们像成年人般说话，有时又很孩子气。我问他，护士给你洗澡是什么感觉。他说他一开始很尴尬，后来发现一旦习惯感觉还真不错。我告诉他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秋天就回去上课了，而他当时仍旧住在医院。他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同时还有超自然的克制力。他从来不控诉谁伤害了他的感情，也从未向我抱怨过任何他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我有没有对我的爸妈说我其实我不愿意离开？我有没有对我自己说过这些话？难道他们没有洞察到我深入骨髓的恐惧？难道这就是我所谓的死亡？
我头一次去看斯图亚特时他已经恢复了直觉，并且能够与我交谈。我很害怕我们之间的沉默。我对沉默心生恐惧，就像我恐惧机器、医生和没有皮肤的孩子一样。
他问我最近怎么样。
1985年9月2日
谢迪赛德，马里兰。涂了15号防晒霜练习了15分钟接球（手上还缠着绷带）。午餐后，在受伤和脸上又涂了15号防晒霜，游泳25分钟。出来后，涂了更多的15号防晒霜，回到家，有几分钟他的前额有被晒伤的感觉。
1985年9月3日
华盛顿特区。到学校后，乔纳森在外呆了约1分钟。进教室后，室内相对的低温让他慢慢感到前额和下半张脸有灼烧感。他很痛，于是哭了。有孩子告诉辛普森小姐他哭了，于是她跑来安慰他。之后，疼痛便停止了。
1985年9月4日
亲爱的吉尔女士，
我们对乔纳森今年的学业深表担忧。如今他仍然会因为爆炸后遗症而感到疼痛。一旦他哪怕稍稍接触到阳光，面部的灼烧感便会让他大哭。这段时间，他将不能参加任何集会和户外体育活动。
我们会密切观察他，也希望校方能够尽可能满足他学习的愿望，为他的茁壮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将在方便之时能够与您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诚挚地
福尔夫妇
接下来的三年中，我的精神迎来了彻底的崩溃。一旦要站在人群前发言，我就会禁不住地紧张。好在现在我已经从这个阴影中走了出来。我无法接受和爸妈的分离。一般我只能在教室里呆半节课。另外半节我总是在校长办公室度过，支支唔唔，啥都说不清，还经常尿裤子。
我记得大约在1988年的某天，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通宵生日派对。那天现场大约有15个孩子，他们闹闹哄哄地打着电玩。我早早地上了床，但却无法入睡。我一个人在睡袋里哭。我好害怕有人来捉弄我，在我被窝放火把我点燃。
1985年9月11日
玛丽•吉尔校长让艾斯特给我们之前寄去的信做了答复。她写道，自从不幸发生后，乔纳森比以前更加郁郁寡欢了。
乔纳森今天上了自然课，上课那间教室就是爆炸发生的地点。他仔细打量着桌子，发现上面仍旧有烧焦的痕迹。
1985年9月20日
还是见不得阳光，也害怕运动，担心自己的脸会受伤。不太愿意用自己的手做事情。
在“我的”爆炸发生一年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于1986年爆炸。克里斯塔•麦考利芙是第一位上天的教师，因此，像其他孩子一样，我也观看了当天的航天飞机升空直播（观看直播的地点仍旧是发生爆炸的那间教室）。当别人说起“爆炸”时，我对他们谈话的内容心知肚明。当他们问：“爆炸发生时你在哪里？”时，我也明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听到了一名宇航员“请握住我的手”的恳求。
现在我知道了，严格说来，挑战者号并没有爆炸，而只是分崩离析了。四位航天员在它坠向海面时打开了紧急氧气阀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未公开航天器上录音的文本，但它宣称宇航员们当时
印象中， 1993年也许是个转折点，我开始更乐观地面对生活，甚至比爆炸前更坚强。然而时光匆匆流过，根本容不下我稍作喘息。
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恐惧被完全克服了。我只是偶尔还会做有关那场爆炸的噩梦，不过，要写下这场爆炸的强烈诉求早已烟消云散。
愈合，蜕皮，我们的伤口处长出了新的皮肤。医生对斯图亚特前额进行了手术，那里移植上从他大腿处提取的皮肤细胞。和其他孩子一样，我也在那时经历了从孩童到成人的蜕变。这些写下的文字就是我的皮肤。只是我尚不确定它们到底是缝合伤口的针线，还是伤口残留的淤青。我也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爆炸发生的第二天夏令营就恢复了秩序。灾难发生时，马修•列文森在正和我哥哥在另一间教室上课，他后来告诉记者：“我们不再做任何化学试验，而是开始学习生物，做有关细胞的研究。我们用手指从自己的嘴巴中刮下细胞，再取样送到显微镜下。在这里，一天所学到的知识比在日常课堂里一周的收获还要大。”
作家乔纳森在中国不太有名，其实，不久前，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了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82015/），他有犹太背景，吃素，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行文魔幻。恩，不多说了，原文在此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0/feb/28/jonathan-safran-foer-the-explosion，欢迎拍砖。
【正】故事发生在默奇小学“暑期探索夏令营”的第一天。几周前，我刚刚在这所学校念完二年级。其实我并不想参加夏令营。每个夏天，我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个夏天我本想以同样的方式度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住宿营（sleep-away camp），过去我只是参加过几次一日营（day camp）。妈妈说，她也不愿意与我们分开。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坐在爸妈卧室的地板上。爸爸站在一块雾气腾腾的镜子前，将自己颈部的皮肤拉得紧绑绑的。妈妈跪在敞开的抽屉旁。我很爱观察父母举手投足间的“成人腔”，当他们写支票、为信件分类、清理洗碗机时，这些动作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因此而成为我的父母，我也因此获得安全与平静。
虽然营地离家只有不到半英里远，妈妈还是开车把我们送到了那里。早晨，一大群孩子缓慢地涌入营地，我在人群中紧紧拽着哥哥。后来老师把我们分了组，我们没有分到一起。我这组的第一节课是自然课，指导老师来自美国大学，是个研究生。印象中，他很矮，稍微有点壮。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好像还有点卷儿。
表达能力的消散是爆炸对我造成的影响之一，或许我还因此丧失了感觉与愤怒的能力。我从未与爸妈或兄妹起过争执，甚至，没有对陌生人、朋友或是妻子红过脸。九岁以后，我就没有对任何人拔高过嗓门儿。但是如今，当我回忆起那位指导老师，总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涌起心头。如果这位老师有任何一位没有听他说起过此事的朋友看到我的文章，我希望他可以把它展示给他看。当然这只是我的痴人说梦，因为出于法律原因，我不能把这位老师的姓名公之于众。
原本，我们应该上天文课而不是化学课，但天文课老师告了病假，我们不得不临时换课。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制作结营庆典上要用到的小烟火。
课堂上，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四人小组。每张桌子一个组，桌子中央还放着一只碗。和我一组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斯图尔特，我的同学普佳，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孩。教室前方靠近黑板的地方放着装满各种化学药剂的玻璃瓶。黑板上写着制作烟火的“配方”，我记得（并且我的记忆得到了各种法律文件的证实）老师规定我们只能使用配方所标识的一半。这很奇怪，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直接写出合适的量？老师说，这只是制造火药的配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成分而已。
后来，当斯图亚特第一次被允许在病房外见我时，我们一整个下午都泡在儿童医院的食堂里，手持纸笔，试图将我们记得的化学品的名字统统写出来。没有大人让我们这样做过。
我们搅拌着化学品，半个小时后它们将被华盛顿特区警察未爆弹处理分队从学校中移除。我记得那块黑板，那些放在原本应该放黑板擦的凹槽中的粉笔。我记得我的目光穿过教室，落向窗外，脑海中想象着夏令营结束时的欢庆。那天，天气晴朗。我站在门旁。报纸覆在桌上。我们轮流混合那些化学品。我们搅拌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我会站在门边？报纸上有哪些头版头条？爆炸吞噬了它们，还有我们。第二天，我们变成了新闻。
在某一时间点，大约是十分钟之后，我去了洗手间。并不是非去不可，只是不想再呆在教室里了。我依稀记得我听见一个男孩在撒尿的时候吹口哨。（后来我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爆炸发生时这个男孩正在走廊上）。我磨磨蹭蹭地回到了教室，之前还喝了点水。也不是非喝不可。我记得我当时还数了数饮水池上的洞洞眼。
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教室。我们组的桌子离门最近，但是我没有走过去。我徘徊着，默念着黑板上列着的化学品名称。那天，天气晴朗。我想象着窗户的另一边是夏令营结营派对，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枚点燃的烟火。
倏然间，眼前一道光闪过，散成了无数光束，迅速如雷，力大如钧。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那种震惊感觉就像是在半梦半醒间发现自己正在无尽下坠（或者相反，正是着爆炸才将我的神智从半梦半醒中唤了回来）。颜色，声响，这一切淡出脑海，剩下的唯有那强大的冲击力。我听见尖叫声。我忘了那扇门，但我必须打开它，离开这间屋子。我是用手开门的吗？火花洒在房间里吗？是的，我知道它们是的。我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我是推开门的，还是拉开门的？
我拼命地跑，却不知去向何方，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有一双强壮的手搭在肩膀上。有人抓住了我。是个成年人。谁？一排又一排寄物柜飞快地从我眼前经过。即便从未向他人提起，我永远记得，当时自己如何全速前进，又如何撞上了一个寄物柜。后来，也许我昏了过去，也许没有。
我仿佛看到了哥哥在一队学生中，他们正从附近的教室中撤离。（后来我才知道，我逃离了教室后不久，一股黄色的烟雾便腾跃而出）。他在队伍的末尾，叫着我的名字。我们以一种向在远行的火车上的友人告别的方式挥手。我们两个人，谁在火车上？谁又在站台上？
后来我见到了斯图亚特，我最铁的哥们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和他一起度过的。我们一同剪辑小电影，讨论连环画中的价值标准，在字典里找粗口，在他父母车库上的七英尺篮筐下玩HORSE投篮，在路边吃糖果，玩任天堂游戏机，还不停琢磨我们统治世界的计划。他和我一样，黑头发，戴眼镜。有一次万圣节，我们没有化妆打扮，对外谎称我们是对方。
睛上有一层厚厚的黑灰，像烤焦的糖。“约翰？”他张开嘴说话时，嘴角堆积起的灰尘破开了一条口。
斯图亚特重重地跌在地上，背部撞到了一个寄物柜，他的脚笔直地伸在躯体前。他九岁了。他的眼睛上有一层厚厚的黑灰，像烤焦的糖。“约翰？”他张开嘴说话时，嘴角堆积起的灰尘破开了一条口。
“斯图亚特？”
“是你吗？”
我说：“你脸上的皮掉下来了。”
他一动不动。
“我看上去怎么样？”我问。
“正常。”
“我的皮没有从脸上掉下来吧？”
“没有。”
“你肯定？”
“恩。”
我又问了他一遍。
他说：“你的皮肤红彤彤的，还有你的前额和鼻子。”
“我的皮没掉？”
“没有。”
“我的脸上还有皮在？”
“是的。”
“你敢发誓吗？”
他发了誓。
他那时九岁。他发的誓里一定是对震惊，恐惧，迷茫，痛苦，对母亲的等待，对我们之间的距离作出的本能反映。这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斯图亚特浑身都缠着绷带，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他周围有好多医疗设备。他的父母陪在边上。在他住院期间，我看望他的次数应该超过了30次。他痊愈的那天，大家派我去给他送礼物。他的家人和医生不断鼓励他锻炼自己的双手。他们知道只有在和我玩耍而不是接受训练治疗时他才更有可能这么做。他们让我告诉他，他正在一天天变好。
他那时九岁。他发的誓里一定是对震惊，恐惧，迷茫，痛苦，对母亲的等待，对我们之间的距离作出的本能反映。这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在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曾向斯图亚特征询过意见。他说：“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会写这场爆炸的。”完成了初稿后，我再次向他写信，以确保他对我出版这篇文章没有异议。关于这场爆炸，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斯图亚特对关于受伤孩子那几部分的描写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并不是他们的作者，”斯图亚特说，“请你务必完成这篇文章吧。”
尽管他在这个故事中占据着如此核心的位置，我始终没有强迫他袒露他的个人记忆。不论我写作初衷为何，这篇文章是我23年来自我检测的镜子，它让我明晰，到底自己从这场灾难中恢复了多少。要斯图亚特帮我一起重建这块镜子，这感觉将和问他“我的脸上还有没有皮？”时一样。
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否呼救。但当我被送到医院后，我看到新闻报道中说有学生看到一个男孩一边在大厅狂奔，一边高喊救命。我知道，这说的是我。
有人搀住了我，把我往楼下带。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家长。下楼时，我听见耳边的安慰：“没事的，没事的。”但我已经记不得那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消防员已经冲进了大楼。我被带进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很渴。他给了我一瓶汽水，这是他仅有的冷饮。他给暑期探索夏令营的投保公司挂了电话，然后不停地问我问题以便转述信息。“多少孩子受伤了？烧伤有多严重？发生了什么？”几个月后，他寄给我爸妈一张支票，退回了165美金夏令营报名费中的半额。他的安慰信是以“致以万分的敬意”（I remain respectfully yours）结束的，也有可能是“致以万分的歉意”（I remain regretfully yours）。我看不太清楚他的笔迹。二十过去了，我还是不能原谅他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我被一位消防员带到学校办公室。我以为他们会打电话给我爸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们组的另一个男孩躺在校长的沙发上，四五名医护人员在对他进行急救。那是一张棕色的皮沙发。办公室的墙上钉着什么？回想。一些被裱起来的证书。回想。
我记得他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着。我记得他露在外面的皮肤呈现出亮亮的粉色。他的头发烧焦了。我问到了那股气味。他的指甲也不见了。它们融化了吗？他疯狂地扭动着。两名消防员按住了他的肩膀和脚踝。他直勾勾地朝我的方向望着，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他张口，无声地叫着。
在一篇对他家庭的详细报道中，他的父亲控诉着社会，并告诉记者：“你们可以想见，这场事故对于一个九岁男孩的心灵将会造成何等的影响。”
入院第二天后，我在加护病房门口遇见了他的家属们。在他们伪装的善意下，我探测到他们对我能够随意走动表现出的不满。他们不厌其烦地问了我好多问题，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想被询问。“这真是一场坚苦卓绝的战役”，在被鉴定为整个哥伦比亚特区历史上最凄惨的受害家庭后，他的父亲如是道来，“某种程度上，它让我的心碎了。你早已明白，我们活着就是在冒风险。但每当把孩子送进学校，你总希望他们平安归来。”
每当我回想起这个男孩时，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他在沙发上挣扎的画面，也不是他无声的尖叫。而是在从爆炸发生到消防员赶到的这十五分钟里，他有可能独自一人忍受着煎熬。
我不能再想了，越想就越觉得让斯图亚特描述我的脸是一件多么令人羞愧的事，越想也越体会到我应该毫不吝惜地感激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分别被诊断为一级和二级烧伤。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人向我解释，为何四散在屋子里的化学药剂会让我暴露在外的皮肤变成银色。（它们花了几天时间才恢复正常）。
晚上我也住在医院里，妈妈陪我睡在床上，爸爸睡地上。整晚，医生们不停地走进走出。有人认为我第二天可以出院。也有人建议我接受皮肤移植手术。斯图亚特的爸爸理查德在那天傍晚赶到，我记得妈妈和他绕着医院散步，告诉他可以在房间里和我们呆在一起。我曾对妈妈说我不想让外人进我的病房。妈妈则和我说了一些其他东西，什么友情，什么孤独，什么需求。在如此的处境下，做一个好人有什么意义呢？我受伤了。也许和斯图亚特比起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好无损。
我恢复得很快。我的手上缠满纱布已经好几周了，皮肤一会淤血，一会蜕皮。每天我还要做一系列训练，以帮助重新长出来的皮肤保持韧性。我的钢琴老师也来看望了我。
爸爸和妈妈原打算起诉政府（但他们没有），于是爸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详细记录着我感情和身体的变化。这是他在1985年9月15日写下的：带乔纳森看华盛顿红皮肤人队橄榄球比赛。坐在阴凉处时一切OK。但第二场时，阳光射到我们这边，他突然很痛苦，迅速地躲到阴凉处去了。整个第二场他都靠在一堵墙上。
我记得护士在烧伤科的旋转门这里将我从爸妈身边带走。我不停要他们保证他们会一直等我到出院回家的那天。护士领着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个小姑娘从我身边经过。她肯定连五岁都没有。她一半的脸都已经面目全非。
有时我们像成年人般说话，有时又很孩子气。我问他，护士给你洗澡是什么感觉。他说他一开始很尴尬，后来发现一旦习惯感觉还真不错。我告诉他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秋天就回去上课了，而他当时仍旧住在医院。他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同时还有超自然的克制力。他从来不控诉谁伤害了他的感情，也从未向我抱怨过任何他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我有没有对我的爸妈说我其实我不愿意离开？我有没有对我自己说过这些话？难道他们没有洞察到我深入骨髓的恐惧？难道这就是我所谓的死亡？
我头一次去看斯图亚特时他已经恢复了直觉，并且能够与我交谈。我很害怕我们之间的沉默。我对沉默心生恐惧，就像我恐惧机器、医生和没有皮肤的孩子一样。
他问我最近怎么样。
1985年9月2日
谢迪赛德，马里兰。涂了15号防晒霜练习了15分钟接球（手上还缠着绷带）。午餐后，在受伤和脸上又涂了15号防晒霜，游泳25分钟。出来后，涂了更多的15号防晒霜，回到家，有几分钟他的前额有被晒伤的感觉。
1985年9月3日
华盛顿特区。到学校后，乔纳森在外呆了约1分钟。进教室后，室内相对的低温让他慢慢感到前额和下半张脸有灼烧感。他很痛，于是哭了。有孩子告诉辛普森小姐他哭了，于是她跑来安慰他。之后，疼痛便停止了。
1985年9月4日
亲爱的吉尔女士，
我们对乔纳森今年的学业深表担忧。如今他仍然会因为爆炸后遗症而感到疼痛。一旦他哪怕稍稍接触到阳光，面部的灼烧感便会让他大哭。这段时间，他将不能参加任何集会和户外体育活动。
我们会密切观察他，也希望校方能够尽可能满足他学习的愿望，为他的茁壮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将在方便之时能够与您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诚挚地
福尔夫妇
接下来的三年中，我的精神迎来了彻底的崩溃。一旦要站在人群前发言，我就会禁不住地紧张。好在现在我已经从这个阴影中走了出来。我无法接受和爸妈的分离。一般我只能在教室里呆半节课。另外半节我总是在校长办公室度过，支支唔唔，啥都说不清，还经常尿裤子。
我记得大约在1988年的某天，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通宵生日派对。那天现场大约有15个孩子，他们闹闹哄哄地打着电玩。我早早地上了床，但却无法入睡。我一个人在睡袋里哭。我好害怕有人来捉弄我，在我被窝放火把我点燃。
1985年9月11日
玛丽•吉尔校长让艾斯特给我们之前寄去的信做了答复。她写道，自从不幸发生后，乔纳森比以前更加郁郁寡欢了。
乔纳森今天上了自然课，上课那间教室就是爆炸发生的地点。他仔细打量着桌子，发现上面仍旧有烧焦的痕迹。
1985年9月20日
还是见不得阳光，也害怕运动，担心自己的脸会受伤。不太愿意用自己的手做事情。
在“我的”爆炸发生一年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于1986年爆炸。克里斯塔•麦考利芙是第一位上天的教师，因此，像其他孩子一样，我也观看了当天的航天飞机升空直播（观看直播的地点仍旧是发生爆炸的那间教室）。当别人说起“爆炸”时，我对他们谈话的内容心知肚明。当他们问：“爆炸发生时你在哪里？”时，我也明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听到了一名宇航员“请握住我的手”的恳求。
现在我知道了，严格说来，挑战者号并没有爆炸，而只是分崩离析了。四位航天员在它坠向海面时打开了紧急氧气阀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未公开航天器上录音的文本，但它宣称宇航员们当时
印象中， 1993年也许是个转折点，我开始更乐观地面对生活，甚至比爆炸前更坚强。然而时光匆匆流过，根本容不下我稍作喘息。
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恐惧被完全克服了。我只是偶尔还会做有关那场爆炸的噩梦，不过，要写下这场爆炸的强烈诉求早已烟消云散。
愈合，蜕皮，我们的伤口处长出了新的皮肤。医生对斯图亚特前额进行了手术，那里移植上从他大腿处提取的皮肤细胞。和其他孩子一样，我也在那时经历了从孩童到成人的蜕变。这些写下的文字就是我的皮肤。只是我尚不确定它们到底是缝合伤口的针线，还是伤口残留的淤青。我也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爆炸发生的第二天夏令营就恢复了秩序。灾难发生时，马修•列文森在正和我哥哥在另一间教室上课，他后来告诉记者：“我们不再做任何化学试验，而是开始学习生物，做有关细胞的研究。我们用手指从自己的嘴巴中刮下细胞，再取样送到显微镜下。在这里，一天所学到的知识比在日常课堂里一周的收获还要大。”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