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
1、宋学重在义理，清学重在考证。义理之学，对天资要求极高，非有天才不能成学问，而且成果较主观，常人无从判断。考证之学则重在实证方法，只要肯下苦功，中人之资亦可有大成就，常人易于消化，实是学术平民化的学问。
2、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学术之争，其主要聚焦于宋儒是“取珠还椟”还是“古今一贯”。陈寅恪认为，中国固有思想太浅太实际，而佛学输入中国后，其高深玄妙之说正好补中国思想之不足。宋儒恐直引佛学，有以夷变夏之危，故借用道教融合佛学与中华本土思想，再援用道教创出理学，为取珠还椟之举。傅斯年等人则认为，理学则是唐宋之儒发掘上古儒学的性理善恶之说，继往而已。
3、学术升降系于学人一身，而民族国家兴衰又影响学人心路与治学路径的选择。梁任公曾言近代中国经器物、制度与思想三变，虽然力图从思想学术层面重构国人复兴之道，但其功多见于“破”而未见于“立”，而沾沾自喜于“可挠到国人内心痒处”的激昂文字，难免培养出年轻学子傲视过往的霸气，却不知惟有敬畏前贤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
4、王国维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言：“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5、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其实一旦出学入仕，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规范都为之一变，毕竟政治讲输赢而不论道德好坏，但承载知识传承与价值教化的大学却不能不知礼义廉耻与禁行立止。若治学与治校不带几分书生意气而仅论江湖规矩，则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的雄心壮志、在时隔百年后仍为不可企及的梦想。
6、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7、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
8、王国维言：可爱之学问不可信，可信之学问不可爱。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学问之事，本来就存在可信与可爱的不可兼得，越是高深玄奥，越是曲高和寡。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往往等而下之。那些一味面向新进，迎合时流的横通之论，无论如何出奇求新，不过是追求感官刺激而已。如果不能超越时流，坚守良知，以一般青年为主体的大学，反而最容易成为欺世盗名者横行无忌的场所，遑论并非故意的误人子弟。这也是大学稍有不慎即变为学术江湖的重要成因。
9、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
10、正是针对世风不以舍己从人为耻、反而挟洋自重的时尚，陈寅恪凭借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重申中国今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结局在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地位，而且势将终归于歇绝，主张必须坚守道教之真精神及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二者相反相成，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11、守正道而不趋时、指正途而纠风气、示正法而启来者，谈史学研究如何承上启下、如何先因后创、如何论从史出、如何挖掘史事人事之间的关联和前因后果，进而更能体会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奇妙与微妙。
12、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
13、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
14、要想影响社会时势，除了亲自从政之外，只有做帝师和笔杆子两条路，而二者都有损于学人的特立独行。
15、社会影响大的思想大都负贩舶来的陈货，多数是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能言人所不能言。
16、在教育日益脱离精英化的同时，治学也不得不为力不从心的职业人准备可以让他们保有饭碗的生存之道。
17、全盘西化从反省落后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目的出发，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增添；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舍弃；凡是人我皆有但形式内容有别的，都要洗心革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