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931与张有待974
徐凯当然不能跟张有待比了，但是徐凯确实是我的音乐老师，从昔日重现欧美流行追踪开始就是了。现在还存着他介绍海滩男孩、介绍cohen的录音磁带，是用初二英语听力磁带录的，上面用钢笔认真写着几月几日哪一期什么主题，到现在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哪年哪月哪日生哪年哪月哪日卒我都背得出来。昔日重现连篇累牍放甲壳虫放涤纶，当然还有Tokyo special里头西城秀树恰克飞鸟啥的，也有最近大家都在说的谷村新司，那是徐凯的挚爱，基本上和MJ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翼双飞，我就是因此想到了徐凯。MJ完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居然是不知道徐凯能不能熬过来。
上初中有一段时间昔日重现的播放时间大约是下午6点，正好是我放学路上，我怕骑车听随身听撞死，就停在路边，听完了再上车飞骑回家。初中二年级一直听到大学二年级，我永远是各种参与方式的拥趸者，写信、短信平台，以至于短信包月、索票、听友见面会这事我都干过。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听听，发现他还健在。 我记得他参加过无聊成屁的蓝马心跳大赢家，牢牢记住了重播时间，那期节目我看了三遍；他米旗蛋糕配过广告词，只有一句；我哥学校发的英语听力题里number1一直到numner叉都是他念的。我当然能听出来了。我一度认为徐凯特别高档想象着他家电视里肯定都是NHK之类的外国台，根本没有西安1陕西2这些恶俗的频道。
虽然徐凯长的很难看，但是我一直深深认为他是我的音乐老师，比那些教我下加一线的音乐老师们高档多了。如果有一天徐凯死了，请知情人通知我，我一定去扫墓。
宋怀桂与马克西姆与音乐
——转自张有待
我是DJ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DJ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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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八八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身上总是背着很多磁带，耳朵里听着Walkman，坐出租或者去餐厅都会拿出自己的磁带说：“师傅，您放放这个行吗？”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真正的酒吧和俱乐部，每个周末会在马克西姆、日坛饭庄或者外交人员大酒楼这样的涉外餐厅里举办摇滚Party，我最早一次是八七年的五一去参加崔健在日坛饭庄的Party，门票才十元。那是崔健最黄金的时候，乐队的阵容也是最黄金的，艾迪的吉他，布拉什的贝司，仨儿的鼓，王勇的键盘，小崔背着吉他上来对着麦克说：“我们是ADO乐队！”那是他第一次公开以ADO的名义演出。演出的场地是日坛饭庄的露天小院子里，由于在使馆区，来的大多是老外。我站在舞台的最前面，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长头发的小个子，他从头到尾和崔健一起唱，手里还拿着一瓶啤酒，当崔健唱到“我想要喝点儿水”，他就冲上去给小崔灌口酒。我们俩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才知道他叫何勇，有个乐队叫五月天。半夜活动结束后从日坛走回学校已经是天亮了。
有一次早期的呼吸乐队在马克西姆演出，当时还是高旗担任主唱，中间休息的时候都是调音师放磁带，观众没有任何反应，我过去说能不能放我的磁带，记得当时我放了UB40的Red red wine，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所有的人跟着一起跳舞，后来又放了一首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当时马克西姆的老板宋怀桂女士冲过来说，你能不能借我录一下这盘磁带，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我和我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后来每次有Party，宋女士或者高旗都会打电话来说，你来放音乐吧。
第一次在电台做直播是1993年1月北京音乐台(现在改名叫北京音乐广播)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直播室很简陋，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21层，由于电梯只到20层，而音乐台的办公室又在19层，所以每次做节目都要往上爬两层，到了晚上电梯下班就更惨了，每次都要上下爬21层，那是我每周唯一的锻炼项目。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南面的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缓缓驶入和开出北京站的列车，有时还能隐隐听到火车的鸣镝，夏天，我会打开窗户，让火车声和我的声音一起融入午夜的蓝调之中。
北京是一座灰色的城市，冬天的夜晚寒冷而空旷。长安街上零星地跑着黄色小面，一片废纸在冷风中孤独地飞舞。在北京热爱音乐的人们的夜晚是寂寞的，电台广播早在10点以前就播放乐曲《东方红》再见了。北京音乐台，一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音乐的广播电台，简直是在做梦。
电台刚开播的时候正好是春节，晚上没有人愿意在电台值班，我就主动报名，我是夜猫子我怕谁？我想反正也是在家里听唱片，干脆背了一书包唱片来电台和大家一起听。到了直播室才知道原来值夜班就是放已经录好的民乐和交响乐节目，我打电给副台长老于请示，他说行，你放吧，只给你两个小时。于是我就把Queen的唱片放进了CD机。
当Radio ga ga的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北京的夜晚从此不再一样了，至少是对于所有那天晚上打开收音机的人来说。
我从来没有操作过直播室的设备，也没有任何直播经验，所以说话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推哪个推子，按什么按钮。幸亏当时还没回家的老电台主持孟丽帮我，但还是好几次都没有出声，话筒的声音很小，慌乱中我紧张地说了我当时想说的话：“现在所有喜欢摇滚乐的听众们有福了，你们可以打电话到直播室，告诉我你喜欢的乐队和歌手。”直播室里的电话铃声立刻响个不停，孟丽忙着在外面帮我接电话，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写在纸条上递给我，什么“涅磐”、“枪炮与玫瑰”、“红辣椒”……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对于很多人来说，你们家里落满灰尘的收音机从此开始“嘎嘎”作响了。
最早北京音乐台的晚间节目叫做“通宵浪漫曲”，是由电台主持人轮流值班，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五点，每位主持人要把五个小时的“通宵浪漫曲”节目安排提前预告。我记得最后一次值夜班是介绍Roger waters的专辑和一张纪念爵士乐大师Charles mingus的唱片。第二天还没睡醒就接到电台打来的电话，让我带上前一天播的唱片迅速到台长办公室，当时的女副台长王萍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昨天晚上的《通宵浪漫曲》播的是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我一下被问楞了，“有听众反映你半夜在电台播放恐怖音乐！”我真的不明白她说的所谓恐怖音乐是什么意思，的确那张纪念Charles mingus的专辑是有实验音乐和无调性音乐的色彩，但怎么也不会和“恐怖音乐”扯上关系！后来得知是音乐台聘的一位电台退休老干部半夜睡不着觉，起床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没想到正好是有待的“通宵浪漫曲”，这位老同志被收音机里传出的奇异的声响惊吓得半死，差点儿心脏病复发！从此以后，我这个“音乐恐怖分子”就被彻底取消了值大夜班的资格。
最早音乐台的频率是94.5，我的节目最早起名叫做“摇滚杂志”——Rock Magazine，我还请我的日本朋友，鼓手Funky为我制做了节目的开始曲和Jingle。最早安排播出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一点，后来说一点钟老干部们要睡午觉，怕吵到他们休息，所以改到下午四点，大家认为比较安全的时间。后来又说在电台不能提“摇滚”这个敏感的词儿，要节目改名，我就想了个《新音乐杂志》，而英文仍然叫New Rock Magazine，从那以后，北京的摇滚乐在所有的媒体上也开始以“新音乐”的姿态出现，后来更有“魔岩三杰”带来的“新音乐的春天”。
上初中有一段时间昔日重现的播放时间大约是下午6点，正好是我放学路上，我怕骑车听随身听撞死，就停在路边，听完了再上车飞骑回家。初中二年级一直听到大学二年级，我永远是各种参与方式的拥趸者，写信、短信平台，以至于短信包月、索票、听友见面会这事我都干过。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听听，发现他还健在。 我记得他参加过无聊成屁的蓝马心跳大赢家，牢牢记住了重播时间，那期节目我看了三遍；他米旗蛋糕配过广告词，只有一句；我哥学校发的英语听力题里number1一直到numner叉都是他念的。我当然能听出来了。我一度认为徐凯特别高档想象着他家电视里肯定都是NHK之类的外国台，根本没有西安1陕西2这些恶俗的频道。
虽然徐凯长的很难看，但是我一直深深认为他是我的音乐老师，比那些教我下加一线的音乐老师们高档多了。如果有一天徐凯死了，请知情人通知我，我一定去扫墓。
宋怀桂与马克西姆与音乐
——转自张有待
我是DJ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DJ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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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八八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身上总是背着很多磁带，耳朵里听着Walkman，坐出租或者去餐厅都会拿出自己的磁带说：“师傅，您放放这个行吗？”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真正的酒吧和俱乐部，每个周末会在马克西姆、日坛饭庄或者外交人员大酒楼这样的涉外餐厅里举办摇滚Party，我最早一次是八七年的五一去参加崔健在日坛饭庄的Party，门票才十元。那是崔健最黄金的时候，乐队的阵容也是最黄金的，艾迪的吉他，布拉什的贝司，仨儿的鼓，王勇的键盘，小崔背着吉他上来对着麦克说：“我们是ADO乐队！”那是他第一次公开以ADO的名义演出。演出的场地是日坛饭庄的露天小院子里，由于在使馆区，来的大多是老外。我站在舞台的最前面，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长头发的小个子，他从头到尾和崔健一起唱，手里还拿着一瓶啤酒，当崔健唱到“我想要喝点儿水”，他就冲上去给小崔灌口酒。我们俩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才知道他叫何勇，有个乐队叫五月天。半夜活动结束后从日坛走回学校已经是天亮了。
有一次早期的呼吸乐队在马克西姆演出，当时还是高旗担任主唱，中间休息的时候都是调音师放磁带，观众没有任何反应，我过去说能不能放我的磁带，记得当时我放了UB40的Red red wine，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所有的人跟着一起跳舞，后来又放了一首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当时马克西姆的老板宋怀桂女士冲过来说，你能不能借我录一下这盘磁带，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我和我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后来每次有Party，宋女士或者高旗都会打电话来说，你来放音乐吧。
第一次在电台做直播是1993年1月北京音乐台(现在改名叫北京音乐广播)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直播室很简陋，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21层，由于电梯只到20层，而音乐台的办公室又在19层，所以每次做节目都要往上爬两层，到了晚上电梯下班就更惨了，每次都要上下爬21层，那是我每周唯一的锻炼项目。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南面的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缓缓驶入和开出北京站的列车，有时还能隐隐听到火车的鸣镝，夏天，我会打开窗户，让火车声和我的声音一起融入午夜的蓝调之中。
北京是一座灰色的城市，冬天的夜晚寒冷而空旷。长安街上零星地跑着黄色小面，一片废纸在冷风中孤独地飞舞。在北京热爱音乐的人们的夜晚是寂寞的，电台广播早在10点以前就播放乐曲《东方红》再见了。北京音乐台，一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音乐的广播电台，简直是在做梦。
电台刚开播的时候正好是春节，晚上没有人愿意在电台值班，我就主动报名，我是夜猫子我怕谁？我想反正也是在家里听唱片，干脆背了一书包唱片来电台和大家一起听。到了直播室才知道原来值夜班就是放已经录好的民乐和交响乐节目，我打电给副台长老于请示，他说行，你放吧，只给你两个小时。于是我就把Queen的唱片放进了CD机。
当Radio ga ga的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北京的夜晚从此不再一样了，至少是对于所有那天晚上打开收音机的人来说。
我从来没有操作过直播室的设备，也没有任何直播经验，所以说话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推哪个推子，按什么按钮。幸亏当时还没回家的老电台主持孟丽帮我，但还是好几次都没有出声，话筒的声音很小，慌乱中我紧张地说了我当时想说的话：“现在所有喜欢摇滚乐的听众们有福了，你们可以打电话到直播室，告诉我你喜欢的乐队和歌手。”直播室里的电话铃声立刻响个不停，孟丽忙着在外面帮我接电话，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写在纸条上递给我，什么“涅磐”、“枪炮与玫瑰”、“红辣椒”……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对于很多人来说，你们家里落满灰尘的收音机从此开始“嘎嘎”作响了。
最早北京音乐台的晚间节目叫做“通宵浪漫曲”，是由电台主持人轮流值班，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五点，每位主持人要把五个小时的“通宵浪漫曲”节目安排提前预告。我记得最后一次值夜班是介绍Roger waters的专辑和一张纪念爵士乐大师Charles mingus的唱片。第二天还没睡醒就接到电台打来的电话，让我带上前一天播的唱片迅速到台长办公室，当时的女副台长王萍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昨天晚上的《通宵浪漫曲》播的是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我一下被问楞了，“有听众反映你半夜在电台播放恐怖音乐！”我真的不明白她说的所谓恐怖音乐是什么意思，的确那张纪念Charles mingus的专辑是有实验音乐和无调性音乐的色彩，但怎么也不会和“恐怖音乐”扯上关系！后来得知是音乐台聘的一位电台退休老干部半夜睡不着觉，起床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没想到正好是有待的“通宵浪漫曲”，这位老同志被收音机里传出的奇异的声响惊吓得半死，差点儿心脏病复发！从此以后，我这个“音乐恐怖分子”就被彻底取消了值大夜班的资格。
最早音乐台的频率是94.5，我的节目最早起名叫做“摇滚杂志”——Rock Magazine，我还请我的日本朋友，鼓手Funky为我制做了节目的开始曲和Jingle。最早安排播出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一点，后来说一点钟老干部们要睡午觉，怕吵到他们休息，所以改到下午四点，大家认为比较安全的时间。后来又说在电台不能提“摇滚”这个敏感的词儿，要节目改名，我就想了个《新音乐杂志》，而英文仍然叫New Rock Magazine，从那以后，北京的摇滚乐在所有的媒体上也开始以“新音乐”的姿态出现，后来更有“魔岩三杰”带来的“新音乐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