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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国近现代教育第一人蔡元培

传承碑 2018-12-03 11:28:52

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

蔡元培毛泽东誉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评价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蔡元培说:“我家住在绍兴城内笔飞坊中的笔飞弄，那时没有门牌号数，附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戒珠讲寺。”

1871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1878年蔡元培11岁，父亲钱庄经理蔡光普因病早逝，后随叔父读书。 15岁入学补诸生，后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籍。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为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蔡元培《传略》

蔡元培17岁中秀才，18岁设馆教书，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26岁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殿试

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殿试试卷，工整小楷写成的“策论”，谈的是西藏的历史、地位等情况 1889年，蔡元培22岁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

年轻时候的蔡元培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女儿蔡睟盎曾对媒体表示：“第一位母亲王昭虽然是旧式女子，但是见识很广。父亲跟她结婚的时候还是个秀才，不久就中了举人。” “父亲在祭文里写过，王昭从来不跟官场太太往来，很淡泊。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很多人都说他傻，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支持他。”当时很多人都劝父亲复职，唯独王昭没有劝过他。“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劝她放脚、不要迷信鬼神，她也听，准备逐步去实行，同时也尊重他。” 1894年，蔡元培27岁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同年，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长子阿根降生，1898 年次子无忌在北京出生。

蔡元培和夫人王昭以及两个儿子在一起 1898年9月，蔡元培结束了四年半无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乡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很深，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写了一份《夫妻公约》，说明了夫妻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等。此后，蔡元培与王昭的关系由冷转热，他高兴地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可惜这一年王昭因病离世。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说媒的媒人，提出了五个条件： 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退避三舍。

蔡元培书法，有一次蔡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先生微微一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首任校长。

1902年，蔡元培等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图为在上海举行爱国女校开学典礼，后排左六为蔡元培 1902年，蔡元培在杭州办学时，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女儿蔡睟盎回忆说：“父亲爱美术，先看到黄仲玉的画，还没见到人，就托人去提了亲”。

蔡元培与第二任夫人王昭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1904年，37岁的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1905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同盟会入会证书 1907年，40岁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半工半读的海外留学生活。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德国留学时的蔡元培这段经历十分艰苦，因为不是公费留学，蔡元培必须自措经费以维持不菲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他在驻德使馆中兼职，每月可获银30两；他还担任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可得酬100马克；而他当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所得到的每月100元收入，则全部用来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蔡元培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就是这样紧张而忙碌，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称：“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来比锡（Leipzig）进大学。”

德国莱比锡大学以后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国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

1912年孙中山（中坐者）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孙左二为蔡元培）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蔡元培断然辞职。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拒绝得毫不客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一般人哪有这般胆量？但蔡元培就做到了。

1913年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在法国 1915年48岁的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

留法勤工俭学造就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周恩来在法国和邓小平、李富春的合影 1916年，袁世凯死后，当上大总统的黎元洪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纷纷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等。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北大还保留着“国子监”的官僚习气，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学生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上课带着听差跟班，体育课时，老师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北大1903年的师生合影在达官贵族子弟占多数的情况下，这座维新变法留下的学堂逐渐变成了“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他们把大学当科举，考试混个及格，选课选有官职的老师听。同学间相互“结十兄弟”，毕业后谁混得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有福同享”。在课堂里，这些“老爷”式的学生不在意学习，最受他们欢迎的老师，是那些在政府有官职的人，即使他们只是兼职，还时常请假，学生们也热络得很。有钱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读书毫无兴趣。即使有个别肯读书的，也不过抱着科举时代的观念，把读书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学术研究概不与闻。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更加荒唐的是课余生活，一到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都说“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好主顾。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顾客”，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的陶圣希曾这样回忆。除了押妓，去广德楼听名伶尚小云唱戏也是这些学生的一大爱好，兴致起来时，他们还会在深夜高唱二黄和西皮。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到校第5天，蔡元培即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北大定了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演讲蔡元培认为，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将自己的办学主旨总结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众家学说争鸣于大学之中，似相反而实相成。蔡元培上任后，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国、外国教师，大力延揽“积学而热心的教员”，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徐悲鸿、李大钊等“新派”人物相继来校任教，同时，像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有才学而观念保守的学者亦得任用和留聘。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蔡元培，第六人为陈独秀，第七人为梁漱溟，2排左起第四人为冯友兰蔡元培选聘教师的标准看重其学术造诣，其他属次要因素，因为他深感“人才至为难得”。 蔡元培还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家”的做法，希望读书人革除“专己守残之陋见”，因为“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

胡适、钱玄同等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当时的北京，教育在新旧交替之间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顾颉刚说——“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某个角落，学生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而在另一个角落，学生则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正唯坚持与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蔡元培在北大建立教授治校体制，他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每5名教授中选举1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那段时间，成为后人追思怀念的“黄金岁月”。蔡元培在北大创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决策学校事务。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梁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梁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

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整顿教师队伍，发起教员组织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做官等)。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学生社团，推动学生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会社，以使学生根据兴趣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品学并进。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正因如此，“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1918年，蔡元培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参与罢课、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致几近丧命、火烧曹宅、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抓捕学生32名，其中北大学生20人。

五四运动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期间被军警逮捕的北大学生把横幅挂在脖子上当天晚上蔡元培与司法部的王宠惠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 5月8日蔡元培正式向教育部提交辞呈，第二天一早离开北京，临走前留下一纸启示：“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在蒋梦麟的自传中他转述了蔡元培对未来的担心：“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校园里出现了许多令人忧心的现象：一些学生开始无心向学，夸夸其谈，热衷组织各种演讲、活动。因为常年荒废学业，临近考试时他们甚至集体向校方提出“免考”的要求。更令人伤脑筋的是，无论是学生或教师，稍有不满，动则以罢课、请愿等极端方式作对抗。

北大学生在演讲 9月，在返京复任之前，蔡元培和来迎接他的学生代表谈话，后来又致全国青年学生书：一是肯定学生爱国之举，二是指出此番牺牲学业、代价不小。他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 蔡元培并不鼓励学生涉及政事，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学风就应该从热衷政治转为专注学业。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北大最早的女学生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

蔡元培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1921年9月，蔡元培从在北大师生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说：“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五四期间学生被抓“以第三院作监狱”以及“新华门受伤”还要厉害得多。他劝勉北大师生们不为现实环境里的障碍所阻挠，要以潜心传播知识和建筑学术文化为神圣天职。

1921年，美国檀香山，蔡元培（中）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时与成员合影蔡元培在北大最后一年，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排除军阀政治对大学的干扰，先保证“教育经费独立”。学校经费拮据，捉襟见肘，1922年冬北大发生“讲义费风潮”，反映了当年办学的窘境和苦楚。蔡元培在欧洲欧洲考察期间，妻子黄仲玉去世了。他写下祭文《祭亡妻黄仲玉》：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在蔡元培55岁时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 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1923年7月10日，55岁的蔡元培和33岁的周峻（他曾经的女学生）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蔡元培与周峻在婚礼上的合影

蔡元培与周峻，“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

蔡元培与周峻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元培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德国汉堡大学 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

1927年4月18日，前排左二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南京政府成立典礼上 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最初两年内，蔡元培在政治上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清共”。 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

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命状

蔡元培（中）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开会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蔡元培、鲁迅等在宋庆龄家中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34年3月，蔡元培一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寓所前留影，右为其秘书许寿堂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七十大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1939年夏季，蔡元培爱女蔡威廉在昆明难产去世，临终前用炭笔写下了"国难！家难！"，去世时年仅35岁。

蔡威廉，为蔡元培和第二任妻子黄仲玉所生蔡威廉1914年至1927年曾三次随父蔡元培旅居欧洲，先后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

蔡威廉自画像，无书教，无收入，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三十多岁就赍志而没，有许多理想无从实现小女儿蔡睟盎回忆，得知姐姐不幸去世的消息，母亲不敢告诉父亲，母亲和大姐夫商量好，每次写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母亲也没有告诉蔡睟盎，只是让她脱掉红色的鞋… “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想和大姐会合。后来，父亲看到一张昆明的报纸，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父亲很伤心，一年后，就在香港去世，临终还惦记大姐。”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葬于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