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书生气与功业心

名动一时的湘潭才子、宪政专家，人人口诛笔伐的帝制余孽，袁氏走狗，民国政坛上的跳梁小丑。

杨度这一生，颇具争议。

前半场，为他的才华志向、人格魅力所折服；后半场，为他惋惜。

唐浩明先生的《杨度》，将政治家们思想体系的形成描写的很详细。

看着杨度、梁启超们踟蹰在维新，革命思想之间，我原谅了自己素来的对事情的游移。

如他们这般优秀，尚有迷茫、不确定，所以，个人的游移又怎样呢？

正是要在不到的吸收，学习中，汲取新知。解决自己的疑惑。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学，也是为了解惑。

以前，从未明白深意，今确似乎有点通透了。

我自是没有卓如、晳子的才情，心中感情汹涌，却完全无从落笔。简单写两句吧！

1

杨度生命中最美好的，大放异彩的岁月，该是他避居日本时。

那时的他，潜心研究宪政思想，交友广阔，在日本留学生中很有声望。

与梁启超、蔡锷相交甚密，与孙中山大辩三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结识，写下满含爱国热情的《湖南少年歌》。

仗义、热情、慷慨……

最得我心的是他与中山之约：

“三日来，我与先生探讨国是，虽所见未尽相合，然平生畅快，未有过于此时。先生宏论伟议，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倾之波，语言恳诚，气宇阔大，我遍视天下人才，无出先生之右者。虽然，我信奉君主立宪已久，不能骤改，櫜鞬随公，窃愧未能。今日与先生约：我主君主立宪，必为之在中国实现而努力，若我的事业成功了，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若先生事成，我将尽弃自己的主张，竭诚以帮助先生。”

我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则竭诚以助先生。

更见得他，坦荡磊落，且有极高的爱国热忱。

2

杨度最大的污点，就是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促成袁世凯的80多天皇帝。

此时他声名狼藉、人尽唾弃，被指责为了自己的功名地位，甘做袁氏的狗。

前后反差巨大。

若从他的思想轨迹来看，或能对他多一份了解。

杨度在东洲书院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奉行帝王之学。拿拿笔杆子的文人从不是他的追求，他想要的是建功立业，做宰辅之臣。

杨度原本是坚定地君宪主义者，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当时局势而言，袁世凯有资格成为当权者。

在清政府立宪杨度入京任职时，就已受袁世凯知遇之恩。袁被罢官返乡后，杨度算是已坚定地投入袁世凯麾下。此时协助袁世凯成为国家最高权力者，自己立下大功，跻身权力阶层，似乎顺理成章。

但摆在他面前有一最大的困难：自己一直主张君宪，此时改弦易辙，为袁氏成为民主共和制下的最高权力者卖力，必然被骂首鼠两端。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退出退出政坛，守住自己的主义。

但杨度是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无论在何种政体下，自己能得重用，做出一番功业，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这是他所追求的。

杨度早已有此担忧，此前还曾发起过国事共济会，就国家实行何种政体进行学术探讨。但其实当时，革命取得胜利，全国舆论一致偏向共和制。杨度自然也是知道的，他无非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探讨的方式，得出共和制更适合当下国情的结论，以便给自己将来的“叛变”找一个合理的基础。

奈何当时全民心向共和，根本无人有心就这种问题来做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最后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君宪主张，为袁世凯谋得新政府的最高领导权，自己谋得高位，一展抱负。毕竟连之前主张君宪的梁启超、张謇等人，都已转而主张民宪。梁甚至还有“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的说法，杨度也不必过于纠结。但想来他也并不是打心底里放弃了君宪主张，只是以表面的放弃作为自己谋取高位的筹码。

之后，他为南北议和奔走呼号，为袁世凯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出谋划策。

3

在袁氏政权中的不受重用应是杨度转变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当权后，为其上位立下大功的杨度，始终不得重用。几任内阁，杨度都未能有一席之地，心中岂能无块垒。

加之民国建立后，国家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焕然一新，强大起来。政局一团乱，国家仍是毫无起色。光内阁就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届。民主共和制真的适合中国吗？应不只杨度一人有此迷茫。

这一切，都促使他很快投入了袁克定的麾下。为袁克定出谋划策，发起筹安会，制造舆论，鼓吹帝制，助袁克定成为新朝太子，自己自然也可得高位。

这个阶段，杨度其实是被功业心冲昏了头脑，热情高涨，一心想谋得新朝的宰相之位，一展宏图。没能认清形势。

袁氏复辟失败，为鼓吹帝制的头号人物，杨度自然成为全民公敌，第一大罪人。

这是杨度最失意落魄的阶段。身败名裂，是舆论口中没节操的文人，袁氏政权的忠实走狗，民国政坛的跳梁小丑。

失意落魄中，杨度走向了禅宗，自创佛学无我宗，在当时竟也名噪一时，这当然只是他灰心失意后的逃避而已。之后营救孙中山，营救李大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也不多赘言了。

4

碌碌半生，一事无成。

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梁启超等好友相比，孙有其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共和的精神领袖；黄是革命元勋，为共和立马汗毛功劳；蔡锷是军事天才，有再造共和之誉；梁启超政治上虽也不得意但能看清形势，学术上成就突出，很受敬重；杨度却恶名远播，被政坛抛弃。

姑且用两个词总结他人生境遇的不如意的原因：书生气与功业心。

书生气。有知识分子那种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心，孜孜以求于探索国家的出路；有大才子的那种意气风发、坦荡磊落、才思敏捷，所以，很可爱，在人格上有其魅力，对宪政研究深入，也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但书生气太重，实则缺乏政治家的老谋深算，周旋于其中，只能沦为棋子。

功业心。追求建功立业，做宰辅之臣，但又功业心太重且自视过高，被其冲昏头脑，以至于失去了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加之未遇上好时代，终难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