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摘要

1.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2.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其始作俑者为明太祖朱元璋。

3.明代的财政税制度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每年宛平县知县说每年要向27个不同机构交款，总数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钱，此来彼往，侧面收受，即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至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4.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驶了丞相的职权。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机会。翰林院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责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5.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这种制度来源于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被旁人取代。

6.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与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国外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7.皇帝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来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压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8.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

9.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他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即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在尽忠竭力。

10.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申时行对张居正的悲剧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另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11.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的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中对他们的升迁做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做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打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道德问题。张居正开罪于文人这表现出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

12.首辅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说的诚意。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

13.在1583年的夏天申时行感觉到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时行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攻击已经逐渐展开。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事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累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绝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但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14.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15.申时行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治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理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记录来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时行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情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直接，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作官做，两不相干，这有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他对廷臣要求他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保证在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

16.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处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后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17.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久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且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岁月。

18.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问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19.我们的司法制度及其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及恶的名义做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才能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20.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提拔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定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禀奏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里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

21.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在各种礼仪之中。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22.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