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昙花一现的民国闹剧
1916年6月6日，只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全国的声讨中黯然离世。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北洋系的灵魂人物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国家似乎重新回到正轨上，但黎段这对儿搭档，从一开始就别别扭扭。
为了抑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内阁制。可两年后，强势的袁世凯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愣是将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袁世凯的野心得不到遏制，最终酿成了洪宪称帝的丑剧。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袁世凯死后，国会又将总统制改回了内阁制。
也正是因为如此，黎元洪这个集各种“阴差阳错”于一身的总统一无兵权，二无人脉，三无势力背景。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袁世凯后北洋系的实力派人物，本不将黎元洪放在眼里，只希望将之作为一个“傀儡总统”、“摆设总统”，所以他处处以《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为托词，不让黎元洪干预北京政府的政事。但黎元洪又不是一个甘心束手之人，对段祺瑞的施政多所干预，加上一些政治派系出于自己的利益站到了黎元洪一边为之摇旗呐喊，黎段两人的矛盾迅速升级。
在北京的国会中，各派的议员也闹成一团。前国民党的议员组成了一个“宪政商榷会”，大约有四百多名国会议员，是国会中最大的一派。其中主要有三大派系：最大的一派是张继、吴景濂等人组成的“客庐系”，另两派分别是林森、居正等人组成的“丙辰俱乐部”和孙洪伊等人组成的“韬园系”。
这三派虽然联合，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客庐系属于“稳健派”，主张拥护现在的段祺瑞内阁，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但丙辰俱乐部等两派属于“激进派”，主张与段祺瑞内阁进行斗争。前进步党系的议员约150名就组成了一个“宪法研究会”加以对抗，他们反对“宪政商榷会”的两院制国会、地方分权等主张，要求采取中央集权，实行一院制的国会制度，并拥护段祺瑞内阁。在这个“宪法研究会”中又划分为汤化龙等人组成的“宪法讨论会”和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同志会”。
就这样，由前国民党议员团发展而来的宪政商榷会和前进步党议员团发展而来的宪法研究会就分别形成了“商榷系”和“研究系”。前者支持黎元洪，后者支持段祺瑞。由于“商榷系”的地方分权主张大合南方各派军阀的胃口，而“研究系”的中央集权主张又迎合了段祺瑞想要收回地方权力，加强中央的意见，所以在这批国会议员背后，就出现了南方非北洋系军阀以及直系军阀对抗北方中央政府皖系军阀的暗战。
既然国会议员分门立派，国会里就热闹了起来，口水与板砖齐飞，拳头并鲜血一色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国会议员中不乏饱学宿儒或者新派人物，但在国会讨论中却往往没有那么多理智和文雅，语言上的人身攻击尚属轻的，大打出手之事也是频频上演。斯文扫地的国会很快就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名利场，一群国会议员为自身和派系的利益，勾结军人，乃至于进行金钱交易。到北洋政府后期，这群国会议员因为曹锟贿选总统一事博得了“猪仔议员”的“美名”。北洋政府中的西式民主至此完全成为世人的笑柄，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第一轮交锋围绕一个关键人物——徐树铮。徐树铮少年时就有“神童”之誉，1901年被推荐为段祺瑞的记室，深受器重。段祺瑞有心培养他，就把他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归国后继续为段祺瑞效力。1914年，他已经被提拔到陆军部次长的位置，时年仅34岁。年少得志的徐树铮为人骄狂，即使在袁世凯面前也不改飞扬跋扈的本色。在袁世凯死后，徐树铮成为国务院秘书长，他在黎元洪面前也是十分傲慢，进总统府递文件时一语不发。
黎元洪询问时，他就回答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搞得黎元洪颇为尴尬，恼羞成怒之余，拒绝再见徐树铮。前国民党籍的孙洪伊此时出任内务部长，他支持黎元洪与段祺瑞相斗，要求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以孙代之。段祺瑞岂是省油的灯，他抓住孙洪伊在任期内不依法裁撤人员的把柄，把孙洪伊的免职状送到总统府，黎元洪却拒绝盖章，双方终于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最后，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出来打圆场，让孙洪伊和徐树铮两人同时去职，这才暂时结束了这场纷争。
纷争虽止，但尘埃未落。黎元洪和段祺瑞虽然暂时高挂免战牌，但两人心中不可能没有芥蒂。此时，另有一群人觉得还不够热闹，也横插一杠，让这一事端更为复杂化。
这群人就是督军团，原本各省的都督在袁世凯称帝时一度改称“将军”，袁世凯败亡后改称“督军”。这个督军团的组织发起人是安徽督军张勋。张勋是北洋系的，他为人保守，素来与国民党为敌，在南方反袁期间，他对南方各省的独立亦大为不满。1916年6月，他倡议组织北方各省代表会议，要求南方取消独立，抵制“暴乱分子”。9月，他又组织与之志同道合的十余省份代表到徐州开会，宣布“巩固势力，拥护中央”。张勋自此以督军团总盟主自居，对中央政府指手画脚，特别是对国民党人控制的国会多加指责。张勋的态度正中段祺瑞下怀，他原本看不起张勋这个“土包子”，但当他看到张勋可以利用时，立刻与之一拍即合。段祺瑞在内，张勋在外，两人联手向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和黎元洪施加压力。
府院之争的白热化是在1917年，而斗争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欧洲主要列强英、法、俄、德、奥匈等分别结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展开厮杀。到1917年，欧洲战场的战局已经进入僵持状态。此时，美国正酝酿参战。因为一方面，美国与协约国的英、法等国的贸易额在战争开始以后急剧增加，而与同盟国的德国贸易额却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破坏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德国推行无限制潜艇战，在大西洋上四处袭击商船，其中包括美国的商船，德国还在南美与美国进行投资竞争。美国在1917年初就决定支持协约国加入战争。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中国也加入到协约国作战。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影响很小，只有日本一开始借口向德国宣战，趁列强忙于在欧洲大陆厮杀之际，强行占领了山东，并在太平洋上疯狂抢占德属岛屿。而中国在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去掺和列强之间的大战，所以北洋政府“严守中立”。当然，到1917年，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美国参战，以美国的战争潜力，协约国将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此时加入协约国，无疑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一部分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
耐人寻味的是，原本日本为追求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害怕中国可能会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要求收回权益，因此极力反对中国参战，在得知美国的态度后，却一反常态，极力怂恿中国参战。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立刻派西原龟三到中国提出了颇具诱惑的条件：退还庚子赔款2亿日元，支援参战军费3000万日元。美国人听说日本的态度后，也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改为不主张中国参战。
这看起来似乎十分荒诞，实际上这是当时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美日矛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支持日本对抗俄国。但在战后，日本在华势力大大膨胀，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加上美国国内出现一股排外风潮，将日本人视为“黄祸”加以隔离排斥。所以，在这一时期，美、日两国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假想敌，认为彼此之间必有一战。美日矛盾因此上升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
日本和美国挑起的中国参战问题很快令府院之争白热化。日本向段祺瑞承诺一旦参战就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援助。为了借日本的力量壮大皖系，段祺瑞极力推动中国参战。2月9日，北洋政府就无限制潜艇战向德国提出抗议。3月3日，由于德国拒绝中国抗议，段祺瑞推动北洋政府与德断交，但黎元洪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却于次日拒绝签字盖章，要求宣战必须经过国会同意。段祺瑞与黎元洪不欢而散，一怒之下，段祺瑞出走天津，以辞职相威胁，无力控制局势的黎元洪只好退让，之后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对德绝交案。
但绝交之后，宣战与否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国会仍然拒绝通过宣战案。段祺瑞把各省督军代表叫到北京来寻求支持，同时，在5月10日国会讨论宣战案时，段祺瑞纠集了一群流氓地痞组成所谓的“请愿团”包围会场，殴打并威胁议员。前国民党系的内阁成员义愤填膺，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宣布辞职抗议，国会宣布搁置宣战案。
到了5月12日开国务会议时，内阁总理段祺瑞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段祺瑞却打定主意要坚守到底。15日、16日，他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经过“公民团”事件后，议员们早就对段内阁失去了信任。19日，议员褚辅成表示，先别提宣不宣战的事儿了，内阁阁员都快走光了，还是先行改组内阁吧！褚的动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近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
看到议会对段内阁表示不信任，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的黎元洪祭出杀手锏，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5月23日，黎元洪正式宣布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再度离京，准备以实力进行反扑。随后的几天里，奉天、安徽、山东等八个省的督军先后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灵魂人物，北洋诸将认为黎元洪此举就是与北洋为敌。
没想到免了段祺瑞竟会酿成天下大乱的局面，黎元洪阵脚大乱。谁能力挽狂澜呢？病急乱投医的黎想到了长江巡阅使张勋。府院之争以来一直隐身幕后的张勋，终于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黎元洪发现，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唯独张勋置身事外。他觉得，北洋诸将中唯有张勋能够制衡段祺瑞。当然，黎也知道张勋念兹在兹的是复辟清室，但是一年前袁世凯刚刚因为称帝而身败名裂，黎觉得张勋再傻也不会重蹈覆辙。因此，他决定请张勋出面收拾残局。
有意思的是，段祺瑞也相中这位辫帅。他知道张勋同样瞧不上黎元洪，也早想解散国会。于是，他派人去徐州游说张勋加入自己的阵营。
张勋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此时正是趁乱复辟清室的好机会。5月23日，张勋将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的督军团召集到徐州，召开了第四次徐州会议。如果说前三次徐州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谋取北洋内部的团结，那么第四次徐州会议则是不折不扣的复辟会议。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后来回忆，开会的时候张勋没出席，而是让他的秘书长万绳栻做传声筒。会议开始后，督军们公推张勋挑头儿倒黎，然后请冯国璋出任总统，总理还由段祺瑞当。万绳栻知道张勋的目标是让逊帝溥仪复位，因此双方没谈拢。晚宴上，负责招待的张文生不胜酒力，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徐树铮对倪嗣冲说：“他（张勋）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们再想别的法子。”接着有人说：“走，咱们找他当面谈谈。”尔后，一行人径直去找张勋。听完这番对话，张文生感到这些人并不真心同意复辟，他们只想拿张勋当枪使，把黎元洪赶下台。他去找张勋汇报，却看到张勋与众人正聊得起劲，复辟大计似乎已然敲定。忠言逆耳，此时再说什么，张勋也听不进去了。
众人商定，张勋作为调停人进京调解府院之争，然后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下台，迎溥仪复位。复辟事宜谈妥后，张勋令人找来一块黄绫子，让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签字的人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甚至还包括南方的革命党人谭延闿。据张文生回忆，这块签了字的黄绫子，原本是张勋的二太太找来给少爷祛邪用的，此时却成了历史见证。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响应者不过是政治投机而已，只有张勋信以为真。于是，一场荒唐的复辟大戏正式开锣了。
6月7日，张勋率领5000多辫子军由徐州出发，次日抵达天津。到天津的当天，张勋就对前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限期三日，解散国会，否则他就不管调停了。黎元洪得知张勋的要求，顿感五雷轰顶。各省督军闹独立，就是为了解散国会。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条件，还用得着请人调停吗？如今张勋大军压境，比那些闹独立的督军更危险。
不久之前，黎元洪曾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绝不解散国会”，如今这些豪言壮语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摆在黎元洪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稳住张勋。他知道，张勋一旦采取行动，就不是解散国会那么简单，必将复辟清室。但国会也不是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法律规定，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必须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段祺瑞被罢免后，代理国务总理的是老法学家伍廷芳。
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抵死也不肯副署这样的命令。他对前来做工作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说：“职可辞，名不可署！头可断，法不可违！”黎元洪见伍廷芳油盐不进，只好对张勋说：“不是我不想解散国会，是找不到副署命令的人啊！”大老粗张勋不管这套，他回话说：“要什么副署？发道命令解散了就是了。”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派人到天津找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
李经羲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其实作为满清遗老，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当年他做云贵总督时，张勋曾是他的老部下。为了向张勋示好，黎元洪决定启用李经羲做内阁总理。李经羲没想到还能重返政治舞台，喜不自胜，很痛快地接受了总理一职。
可他刚打算履新，北洋众将就纷纷宣布独立。李经羲感到自己接过的是个烫手的山芋，如果真做了总理，那不是与整个儿北洋为敌吗？于是，他决定在天津观望一下再说。
此时，黎元洪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请李经羲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李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自己尚未履职，没有资格副署。无计可施的夏寿康只好去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说，你们不都让我下台了吗？我怎么还有资格副署呢？
眼看张勋给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没人副署命令，黎元洪急得团团转。最后关头，步军统领江朝宗出面，以代理总理的名义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可笑的是，江朝宗这个代理总理只当了12天，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解散了国会，黎元洪本以为便可打消张勋复辟的念头。哪知道，解散国会只是第一步。6月14日，张勋带着家小开赴北京。为了迎接张大帅，黎元洪命人打开中华门。
据说民国以后，中华门为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使，一次是为了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当天，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北京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一路上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城楼城墙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进京这天，张勋可谓风光无限，俨然成了北京城的主人。
大总统黎元洪则有苦说不出，没想到一个错误决定竟然将瘟神引进家门。如今请神容易送神难，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只能听天由命，任由张勋摆布了。
一切就绪进京的第三天，张勋在养心殿拜见了“皇上”。
溥仪回忆，他的师傅陈宝琛和梁鼎芬非常重视这次会面。见面之前，两位师傅一直嘱咐他，如何应对才能显得既谦虚又圣明。溥仪对这位忠臣的相貌有些失望。张勋穿一件纱袍褂，黑红脸，两道浓眉，胖乎乎的。溥仪觉得，他要是没胡子，倒像个御膳房的太监。
这次会面虽然只持续了五六分钟，但陈宝琛和梁鼎芬异常兴奋，复辟似乎指日可待。张勋却放慢了脚步。拜见完溥仪后，他有条不紊地履行着自己调人的职责，给宣布独立的各省督军发电报，请他们取消独立，将军队撤回原驻地。同时，他将躲在天津的李经羲推上前台，让他来组阁。
张勋到北京都快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复辟的动静，各地满怀希望的遗老们有点儿坐不住了。上海的遗老们给张勋发来电报写道：“七载以来，几经艰难困苦，始有此千载一时之会，虽天所相，实我公之精诚有以感之。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张勋亲自给他们回信，劝他们少安毋躁，表示等一切部署就绪，就会进入正题。
从这一来一往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张勋对复辟一事，还是心存疑虑。
张勋手下统领苏锡麟回忆，张勋刚到天津那天，段祺瑞曾来拜访。段祺瑞对张勋说：“大哥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治安，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也不会答应。”段祺瑞明确表示反对复辟，张勋也不得不重新掂量其中的风险。
然而，就算张勋想打退堂鼓，他身边等着当开国元勋的遗老遗少和幕僚们也不答应。苏锡麟记得，一天晚上，正在江西会馆看戏的张勋被万绳栻请回公馆开会。曾参与过袁世凯称帝的雷震春见了张勋，劈头就问：“请皇上复位的事儿大家都签了字，这时候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说：“这事还得好好商量。北京的事儿还是得跟北京的人来商量。”然后他问身边人，北京谁最有威望。有人说是王士珍。张勋说：“那就把聘老（王士珍字聘卿）请来商量商量吧！”一听这话，雷震春更不耐烦了：“事情都到这时候了，还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张勋是个要面子的人，受不得激将法，既然复辟之事已箭在弦上，那就索性豁出去干吧！
此时，与张勋一样也是“复辟脑袋”的康有为，乘火车偷偷从天津潜入北京。康有为一下火车，就被几个辫子兵用马车恭恭敬敬地请到了张勋府上。康有为一见张勋就表示，“南方诸帅，具备响应”，催促张勋赶紧动手。
复辟之夜从宫里出来，张勋像没事儿人一样，照例到江西会馆看戏。那一天，安排的戏码相当硬，北京城的名角儿悉数登场。张勋到场时已经是夜里11点，他问梅兰芳的戏何时上场？跑堂的回答：“凌晨4点。”张勋命令，12点就演。看完梅老板的戏以后，张勋一拱手站起脚就走。回家路上，他令人将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等政府要员请来。
这天晚上，步军统领江朝宗一直提心吊胆。安定门、西直门的守城官兵几次三番报告辫子兵在叫城门。此前，他一直与负责北京治安的吴炳湘嘀咕，不知道张勋何时真正动手。种种迹象表明，复辟就在今晚了。
王士珍、江朝宗等人走入张宅，张劈头就问江朝宗：“你为什么不开城门？”江朝宗战战兢兢地回答：“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能开城门。”张勋凶相毕露说：“今天就要迎接皇帝复位，你们谁要是不赞成，一个都不许走！”随后，张勋带着王士珍、江朝宗等人再一次进宫“见驾”。
溥仪记得，一大早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三位师傅一同出现在他面前。他们面色严肃地对溥仪说，张勋一大早就来了，要请皇上复位。
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溥仪按照陈师傅教的那样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又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
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反对。悖逆历史潮流的张勋复辟被举国唾弃。身在上海的孙中山，会同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通电表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新闻界也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攻势，对张勋复辟口诛笔伐。
此时，身在天津的段祺瑞大有天降大任之感。其实，在张勋酝酿复辟之初，段祺瑞就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怂恿张勋复辟的人中，既有他的心腹徐树铮，也有他的代表曾毓隽。
可以说，他一直等着这场“复辟”大戏开锣。民国蒙尘，他段祺瑞得出来挽救危局，再造共和。
不过，段祺瑞虽有威望，但并不直接控制军队，调谁的军队来组织讨逆军呢？当时京畿附近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北苑、南苑、西苑都分别驻扎着军队。可这些军队在张勋复辟之后态度暧昧，段祺瑞不敢打他们的主意。他与左右再三商量，决定启用驻扎在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发起讨逆。游说李长泰的任务交给了段芝贵。段芝贵知道李长泰惧内，于是用二十万大洋打通了李长泰的老婆。李长泰拿到钱，立马表示坚决讨伐张勋。
另一方面，驻扎在保定的曹锟也表示参与讨逆。其实，张勋复辟之后曹锟本在观望，但张勋把直隶总督的头衔安到自己头上，只让曹锟当一个直隶巡抚。曹锟接到任命，气得七窍生烟，复辟了官职不升反降，那还跟着张勋干？
7月3日上午，段祺瑞协同梁启超、段芝贵等人在马厂誓师，众人推举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听到马厂誓师的消息，各地正在观望的督军们马上倒向了段祺瑞一边。龙旗刚刚挂了三天，张勋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不但当初参加徐州会议的谭延闿、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反对复辟，就连他认为最可靠的冯国璋、陆荣廷也通电讨逆。
苏锡麟记得，陷入众叛亲离境地的张勋非常气愤：“他们推我出来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也得跟他们干。咱怕什么？到时候咱就抖搂抖搂。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张勋一边骂一边调驻扎在天坛的统领李辅廷来开会。谁知李辅廷也不听调遣了。张勋只好让苏锡麟带兵在前门、天安门一带设防，主要目标是保护位于南河沿的张宅。
这时，张勋想起了那块大家签字的黄绫子。他想，手握这个证据，不怕这些出尔反尔的家伙不认账。来北京前，万绳栻说黄绫子放在身上不安全，于是把它留在了天津。此时，张勋命万绳栻立即去取。没想到，平时最忠心耿耿的万绳栻居然借机开溜了。据说，他将这块黄绫子以20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冯国璋。
7月6日，讨逆军轻取廊坊，挺进大兴。张勋北上只带了5000辫子军，此时人心惶惶，更加不堪一击。
7月8日，张勋将辫子军全线撤退进北京内城。此时的北京城内，每个路口都堆着沙袋，南池子和紫禁城周边架起了机关枪，城里所有商户都关了门。几年前为了平息二次革命，张勋曾在南京屠过城。北京老百姓想起他这段黑历史，更感到大难临头。
北京城已经闹翻了天，可紫禁城中的溥仪兀自斗鸡走狗，懵懵懂懂。直到7月11日，讨逆军的飞机向宫中扔了炸弹，宫里的人才知道，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了。
溥仪记得空袭那天，他正在书房里和师傅们说话，只听飞机从头上飞过，太监们乱作一团，簇拥着溥仪回到了养心殿。太妃们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幸亏讨逆军的飞机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扔了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一名轿夫，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还有一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
投弹事件后，连陈宝琛和梁鼎芬也不敢进宫了，紫禁城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渐渐地，墙外枪炮声止了。太监们都说是关老爷显灵，保佑张勋打败了段祺瑞。听了这话，溥仪和太妃们都乐了。太妃们还带着溥仪到钦安殿叩头祷告。当天晚上，宫里的人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
可是第二天一早，内务府就来人禀报：“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原来7月12日拂晓，讨逆军攻入天坛，辫子军立即挂起了五色旗，全线投降。中午，宣武门上一发炮弹，把南河沿张宅的围墙打了一个大洞，顿时火光冲天。张勋正撸胳膊挽袖子地指挥灭火，突然开来一辆插着荷兰国旗的小汽车，下来两个壮汉不由分说地将张勋塞入汽车，开往荷兰使馆。
眼看再打下去遭殃的只能是百姓，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络了荷兰大使馆，把张勋弄走了。当时中德已经断交，德国在中国的事务都由荷兰人代理。张勋复辟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德国人倒也仗义，生死攸关时收留了张勋。
7月12日一早，溥仪的父亲载沣和陈宝琛垂头丧气地进了宫，将一份退位诏书摆在了小皇帝面前。溥仪又害怕又伤心，不由得放声大哭。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复辟闹剧，12天就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