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位地铁卖报大叔

前不久，我在北京地铁里见过一位大叔。他抱着一摞《新京报》，在车厢里叫卖，“帮帮忙吧，帮帮忙吧，我实在是没有一点法子了……”说着说着，居然跪下了。

然而车厢里迟迟没有人买他的报纸。

别人为什么不买我不知道，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真的不需要《新京报》。2018年了，谁不是拿手机看新闻。

其次，这位大叔的惨状让我觉得很可疑。要么你就卖报，要么你就乞讨。你这一边卖报一边下跪，卖报不像卖报，乞讨不像乞讨，我搞不清你到底要干什么。

最后，我依稀记得几年前见过这位大叔，当时他就已经是抱着一摞《新京报》，口称“没有一点办法”了。到底是什么事儿，让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办法却又一直活得好好的，值得画个问号。

那位大叔仍在兜售、哀告，跪在地上迟迟不起身。

一个小伙子看不下去，上前拉他，“您起来！您起来！我买一份。多少钱？”“三块。”小伙子掏出钱来给他。

我点点头。《新京报》现在定价应该不到两块吧。

这件事过去好几个月了。今天看到商务印书馆文津读书会的公众号文章《来自文史哲图书编辑的反思：为什么我们的书如此难卖？》，让我想起了这桩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