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尘埃——中国改革开放后电影发展简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时代带来的某种不得不染上的尘埃。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无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在叙事方法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的进步，也表现出了很多的不同。姜文，作为演员，他分别与第三、四、五、六代以及六代后的导演都合作过，在一定程度上亲身经历着这四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合作的导演也都是各个时代艺术成就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导演。在这里，我们以姜文的所合作的导演的时代顺序作为线索，简单概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及特点。
一、三代导演的人道主义追求
姜文所参与的三代导演的作品有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以及凌子风导演的《春桃》。
以谢晋导演为例，他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主流意识
形态认同、广大观众喜爱、电影批评重视以及世界影响最为卓越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创作从50年代到90年代，其电影的创作特色主要由：戏剧化的叙事模式，基本采用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结局（善恶有报）”；家国同构的表现手法，相当自如地将政治主题纳入到影片儒家道德思想层面；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影片大多取材于人们关注的社会重大历史题材；把握观众心里，追求大众化的叙事方式；注重表现“人”，塑造了大量鲜活的人物。在这一时期重要的影片还有与《芙蓉镇》并称为“反思三部曲”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
改革开放以来，在观念更新和电影探索热潮中，其余的三代导演，如北影四大帅、谢铁骊、谢添、郑君里等人也都进入了一个一人道主义追求为旨归的新的历史时期。成荫拍摄《西安事变》，水华拍《伤逝》，凌子风《骆驼祥子》，汤晓丹《南昌起义》等。
二、第四代导演的诗化意识
1990年姜文出演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本命年》。
“第四代导演”主体是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可以看做是“学院派”的第一代，如果把张暧忻、谢飞、郑洞天等跟以前的中国导演相比，他们身上体现了明显的学院派特色。
谢飞电影传达出的第四代的趣味主要由：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表达与主流意识形态趋同，影片创作大都可以当时的文化思潮中找到精神印记；反对技术至上，在镜头分切、场面调度和变焦距镜头的运用等方面，注意导演自我消除，隐藏技巧，多以传统方式为主；推崇艺术的感召功能，影片创作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影片大量吸取苏俄文化营养。常常叙写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在一种诗意的光辉里，让人们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也有人性的闪光。
第四代代表影片还有腾文骥和吴天明的《生活的颤音》、吴贻弓《城南旧事》、郑洞天《邻居》等。
三、第五代导演的历史寓言化
姜文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有1991年田壮壮导演的《大太监李莲英》以及1997年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这里主要讲述张艺谋以及《红高粱》的艺术革新。
张艺谋是一个求新求变的艺术家、一个形式主义大师，善于营造象征意境，注重声音的表现力。他的电影充满了原始情调，在表现中国原始情调时，采取边缘化、寓言化和他者化的战略。在《红高粱》这部影片中杜撰的民俗民歌，使文化寻根题材奇观化；主流英雄人物幽默化；第一次在实验电影中引用明星机制；传统叙事要素进入实验电影；用调侃的方式消解寓言电影的深度感。
第五代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黄建新《黑炮事件》等。第五代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在造型、电影语言上的各种探索完成电影本体的彻底自觉，在国际三大电影节频频获奖真正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
四、第六代导演的创作
在张元的《绿茶》和陆川《寻枪》（处女作）中，姜文均参与其演出。
第六代导演大都出生在60~70年代，基本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成长在各种新潮思想，各种观念发生于建立的时代中。遭遇了80~90年代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剧痛，同时也经历了电影从所谓的神圣艺术走入日常生活。他们要么极致追求影响本体，要么偏执于写实形态、关注草根人群，要么坚定地走在商业化路线上，不想“第五代”那样整体构建电影精神的统一面貌，他们是抗拒归纳的一代。
“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还有张元《妈妈》、《北京杂种》，娄烨《苏州河》，贾樟柯《小武》，施润玖《美丽新世界》等。
本文是依照姜文参与演出的影片，对中国近代电影进行概括性描写，其合作的导演也都是各个时代艺术成就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导演，所以对整个时代也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仅仅按照这个线索，得出来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片面性的。无论如何，中国电影人一直都在艺术和技巧上进行不断地探索和突破的努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