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消费社会或极权社会，技术都是统治的一部分 | 季风风向书单-20181102
本期有两本书，都是关于技术在我们时代所投下的阴影的。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许多人欢欣鼓舞，然而所有的数据需要通过数学模型才能够为人所利用，这些模型可以被广泛使用，迅速处理大量数据，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这些模型真的如预期的那样精准、高效、公平吗？
这本《算法霸权》警告，很多数学模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和高效，但是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放大了由于偏见造成的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例如，一个贫困学生想申请贷款交付学费，但是银行大数据算法根据他居住地的邮政编码判断将钱带给他存在风险，因此，拒绝给他提供贷款。他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可能帮助他摆脱贫困。
算法模型不仅影响着个人，也影响着整个社会。这些数据评价着我们的老师、学生，筛选着我们的简历，审核着我们的贷款资格，衡量着员工的工作态度，监视着投票者，监控着我们的健康。数学模型无孔不入地渗透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并且还会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发展，极具破坏力，因此，作者将它称之为“数学杀伤性武器”。
另一本《纳粹与IBM》则是早古时代的技术史了。历史学家总是对纳粹识别欧洲犹太人的高效率与高精确度感到惊讶，只有精确鉴别犹太人的身份，希特勒才能高效地对其施行资产没收、集中隔离、驱逐出境、奴役和最终的种族灭绝。这项任务是对列表和组织分类工作的极大挑战，需要电脑才能完成。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电脑尚未诞生。
为此，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领跑者，IBM不惜制造“雅利安”身份，以专门设计并持续更新的霍尔瑞斯穿孔卡系统帮助希特勒加速了屠杀进程。事实上，IBM提供的技术几乎被用于组织德国国内，以及后来欧洲占领区的一切相关事务，从对犹太人人口普查、祖先的血统认证到铁路系统的使用和对集中营劳工的组织。只有依靠IBM的技术支持，希特勒才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现在，这本书揭开了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谜底。无论在消费社会还是极权社会，技术都有可能将人类拉入恶托邦的深渊。
（文末可打赏，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书单要续命，还需要各位的支持）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号第一次出海。《常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与《反联邦党人文集》，再加上《首届国会》，至此，美国建国的历史终于可以窥得全貌了
1789年隆冬的熹微晨光中，美利坚号即将启航。然而，工匠兼水手们对美利坚号能否顺利出发心怀疑虑，因为在他们手中的，还只是一纸设计草图。
自古以来，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像美利坚那样由理性主义人为架构还是首创。更重要的是，它被设计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这样的无中生有能经受得起实践的考验吗？如此建国真的可以吗？
为了将理想化为实践，也为了继续前行，来自13个殖民地的90多名国会议员，在那个严寒时节集结纽约，随后转战费城，首届国会正掀开历史的帷幕。要不要把松散结盟的邦联凝聚成联邦？如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如何平衡州利益和联邦利益？如何平衡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东部和西部的利益？……议员们将在已然下水航行的美利坚号雏形眼看着即将散架的情况下，于百废待兴的新世界，一边渲染图纸，一边按图搭建。
在描述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中，弗格斯·M.博德维奇生动刻画了一群性格立场迥异的议员。长达两年的任期，他们辩论、博弈、猜忌、扯皮、争取、妥协，不留血的惊心动魄跃然纸上。各自为政的他们合力搭建起了美国最初的框架，直至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能有效运行，这不得不说是政制设计的伟大创举，而博德维奇则再现了奇迹诞生的每一个细节。《常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与《反联邦党人文集》，再加上本书，至此，美国建国的历史叙述终得圆满。
伯林以其刺猬与狐狸的二分闻名。一般把主张多元论的伯林归为狐狸，而克劳德则认为，伯林在其思想深处其实是刺猬
二十世纪因其上半叶的苦难，成就了下半叶灿若辰星的思想家群体，以赛亚·伯林就是其中之一。这本《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是伯林研究的佼佼者乔治·克劳德对伯林思想全景式的介绍与述评。
伯林以其刺猬与狐狸的二分闻名。一般把主张多元论的伯林归为狐狸，而克劳德则认为，伯林在其思想深处其实是刺猬。克劳德的论证是这样的：作为政治极端主义的目击证人，伯林思想始终围绕着从自由主义立场反思极权主义而展开。
根据克劳德的论述，伯林认为，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家背叛了自由的概念，将自由偷换为服从权威，以及由此生出的历史决定论，基于此，他更推崇消极自由；另一方面，他也在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中也都找到了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解极权主义之毒，伯林找到了文化多元论，并以此征程自由主义。然而，克劳德指出，伯林的证成是有缺陷的。
在一一澄清并反驳了众多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误解与批评后，克劳德致力于发展伯林的理论。因其证成的缺陷，尽管伯林本人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然而他的文化多元论却被一些思想家用来主张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克劳德则在反驳这些曲解的同时，沿着伯林的思想，发展出了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
在全书的最后，克劳德主张，尽管也有怯懦的一面，伯林必将凭借他的极权主义反思、他的文化多元论，以及他的移情式理解，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长年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让无数亡者灵魂飘荡在巴尔干半岛上挥之不去
巴尔干半岛一直被称为“欧洲火药桶”，这个地区历来就是欧洲最动荡的地方。卡普兰从克罗地亚的一个主教对战争的愧疚，跳到帝国衰弱的沉思，从罗马尼亚的四处游历接触当地人，到在保加利亚通过朋友来进行体验，并且在希腊生活了7年之久。书中呈现了巴尔干地区复杂的历史变迁、宗教关系、民族关系以及背后大国势力的竞相博弈，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两次巴尔干战争、一战、二战到前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巴尔干一直扮演着欧亚政治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几百年来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在大国势力的角力中艰难挣扎，长年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让无数亡者灵魂不断地缠绕在整个半岛上挥之不去，仇恨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而那些国家盛产的独裁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为所欲为。随着东欧民主化的开启，历史的车轮将那个游荡的幽灵碾得魂飞魄散，而那些国家又能否放下仇恨获得新生呢？也许你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完成于1990年，是卡普兰生平的第三部著作，英文名《Balkan Ghost》。原名应该翻译成《巴尔干的幽灵》，或许由于某些难以描述的原因，才变成了《巴尔干二千年》。这本原先在20世纪80年代、战争爆发之前而写的文化与历史游记，但到了90年代在波斯尼亚发生的持续多年的激烈冲突，让该书在国家战略方面呈现出某种意义，却是作者卡普兰始料未及的。当时南斯拉夫内战尚未开打，该书在多个出版商哪里碰了钉子，直到1993年才正式出版，而中文版的问世更是比英文版晚了25年之久。
数学模型无孔不入地渗透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发展，谓之为“数学杀伤性武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许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将帮助我们将更加精确地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同时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然而，有个问题被人们忽略了，所有的数据需要通过数学模型才能够为人所利用，这些模型可以被广泛使用，迅速处理大量数据，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这些模型真的如预期的那样精准、高效、公平吗？
凯西·奥尼尔通过这本书揭示了一个真相：很多数学模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和高效，但是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放大了由于偏见造成的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例如，一个贫困学生想申请贷款交付学费，但是银行大数据算法根据他居住地的邮政编码判断将钱带给他存在风险，因此，拒绝给他提供贷款。他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可能帮助他摆脱贫困。通过对个案的追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算法模型不仅影响着个人，也影响着整个社会。这些数据评价着我们的老师、学生，筛选着我们的简历，审核着我们的贷款资格，衡量着员工的工作态度，监视着投票者，监控着我们的健康。数学模型无孔不入地渗透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并且还会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发展，极具破坏力，因此，作者将它称之为“数学杀伤性武器”。
针对现状，作者提出，这些不断渗透和深入我们生活的数学模型，很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社会结构，因此，数据模型的创造者们需要对算法负责，政策的制定者及执行者们在使用这一威力极大的“武器”前应该更加慎重。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发现需要改变的地方，从而探索更好的生活。
来自IBM的技术支持，是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谜底
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发生的？受害者为什么会被精确识别？历史学家总是对纳粹识别欧洲犹太人的高效率与高精确度感到惊讶，只有精确鉴别犹太人的身份，希特勒才能高效地对其施行资产没收、集中隔离、驱逐出境、奴役和最终的种族灭绝。这项任务是对列表和组织分类工作的极大挑战，需要电脑才能完成。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电脑尚未诞生。
为此，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领跑者，IBM不惜制造“雅利安”身份，以专门设计并持续更新的霍尔瑞斯穿孔卡系统帮助希特勒加速了屠杀进程。事实上，IBM提供的技术几乎被用于组织德国国内，以及后来欧洲占领区的一切相关事务，从对犹太人人口普查、祖先的血统认证到铁路系统的使用和对集中营劳工的组织。只有依靠IBM的技术支持，希特勒才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现在，埃德温·布莱克揭开了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谜底。
剑桥历史学派代表斯金纳教你如何在语境中理解文本，挖掘出那些政治经典著作和思想家想要传达的核心要素
《国家与自由》记录的是2017年斯金纳来华所发表的言论，完整还原了当时演讲现场和提问内容，以及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他以历史语境主义为基础解释了他所关注的两个重要观念：国家，以及自由。作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斯金纳循循善诱地展示了如何在语境中理解文本，以谱系解读概念，以此来挖掘出那些政治经典著作和思想家想要传达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对同时代的思想家以及学派有所评价。访谈比其他著作更容易寻觅斯金纳思考谱系的线索性。尽管是一本小小的演讲集，却是斯金纳、甚至整个剑桥历史学派的思想的浓缩。
炼金术师们所贪恋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外表，而是对被解构成最本原的物质状态的崇拜
人类从诞生起就是物质的崇拜者，从山神鸟兽到金木水火土，都被赋予形态之上的意义。炼金术师们所贪恋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外表，而是对被解构成最本原的物质状态的崇拜。他们孜孜不倦地在在物质的比例中寻找意义，不仅是物理意义，更是一种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因此，联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某种红色粉末，是他们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追求的最高理想，它是被称作第五元素的哲人石。
“整个行当从头到尾充斥着匿名、化名、保密、神秘、作假和诡计”，尽管现代化学技术已登峰造极，但炼金术因其古老和神秘，依然充满了迷人魅力，它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断引用而广为流传。劳伦斯·普林西比所著的这本《炼金术的秘密》考察了炼金术历史演变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在美学、戏剧、宗教等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延续了来自古希腊-埃及的古老配方，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怎样传承的。
“不好好读书就要去扫地了。”但是环卫工作、维护城市清洁的难题，可是哪怕念了很多书，也不一定搞得懂的哦（笑）
如果不是罗宾·内葛穿上环卫工人的制服走上街头，花十年功夫研究环卫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不会看得见他们的存在，环卫工人一穿上制服，便自动成为了街头上的隐形人。于是环卫工偶尔也可以肆无忌惮的盯着从办公楼里走出的漂亮的白领小姐，而不会被人视为性骚扰。
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家，我们也不会知道，将扫帚换成扫地车，也并没有让这份街头的工作安全多少，扫地车的扫进去自动粉碎掉的垃圾中，有一些塑料颗粒和有毒的气体会高速飞溅出来，像弹片一样刮伤环卫工人的血肉之躯；而拾取大型垃圾的机械臂曾意外砸死一位女环卫工，一座纽约的垃圾场，后来就以这位因公殉职的环卫女工的名字而命名。尽管环卫工是最危险的工种之一，但环卫工人受公伤或殉职，并不会像消防员和警察一样被登在报纸上重要的地方。
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也不会知道，被人们所忽视的城市环卫工作所关乎的不仅仅是市政府领导的面子，更重要的是，在消费主义和城市化的双重逻辑下，我们每个人的清洁健康。18世纪的纽约街道曾经污秽肮脏，船员们在六海里以外就能闻到来自纽约的臭气，黄热病、疟疾等传染病在城市中肆虐，夺取无数人，尤其是穷人们的生命，当时有研究证明，如果城市卫生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可以降低纽约三分之一的死亡率。一直到整个城市卫生系统的建立，穿制服的环卫工人的出现，我们才开始拥有干净的街道和清洁的空气，正是环卫工人，保护了我们远离来自自己的伤害。
虽然大人还是会一直教小朋友，“不好好读书就要去扫地了。”但是啊，环卫工作、维护城市的清洁，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和重要的多，哪怕念了很多书，也不一定搞得懂哦（笑）。那么，还是请你翻开这本书吧，那么再次看看那些站在街头的穿着制服拿着扫把的他们，是不是会不一样一些呢？
此乃近代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第一步
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关于中国法学史的著作，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一般读者也能看懂。所谓中国法的转型，自然就是指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的法律，如何效仿列强，转型成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法律。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也包括西方法学对中国传统的冲击，外患是来自领事裁判权的挑战，外侨与中国人若同时犯案，外侨依据西方法律审判，中国人则依据本土法律制裁，结果中国人往往比外侨判的重得多，领事裁判权的触角又从外侨扩大到教民，多起“教案”也因此而发，导致各种纠纷；内忧则来自《大清例律》自身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清朝法律重刑法而轻民法，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则非常需要由法律来仲裁，死法和自相矛盾的判例太多，在现实中容易被人钻空子，急需的、明确的、实用的法律却不足。
就在1902这一年，慈禧太后命年逾花甲的沈家本、伍廷芳开始修律，一位传统法专家，一位西洋法博士，两位合作不仅删改掉了许多累赘和自相矛盾的废法，最重要的是，做出了许多有现代精神的改变，包括禁止刑讯、废除连坐、削减死刑并放弃公开的处刑、禁止人口买卖……这是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第一步，法律不再是为了维护皇权，而是为了人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相处、正义能够降临人间而设。
新律自然引起了诸多争论和解读，道德和法律是否应当分离？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辩等等，当时咨议局的这些声音今日读来仍然有趣，颇有费城制宪的气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法与社会的适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法的移植也并非不能成功，对这些问题正确的态度不是落入文化决定论之中，而是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书末又花了大量篇幅来谈法律教育的问题，因为“法的译介与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长期的吸收和内化，在于知识的积累与法律共同体的逐步形成。”
词语意义的变迁，文化与社会的变迁
这本可谓是左派文化批评、伯明翰学派的名作了。
要讨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宏大的命题往往会让人无从下手。威廉斯则另辟蹊径，从词语的意思的变迁入手，来看社会生活的改变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又是以怎样新的观念来回应时代的。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现代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有一些词汇则获得了新的意义，威廉斯选择了五个关键词来谈论在生活和思想领域所发生的变迁，这五个词分别是“文化”“工业”“民主”“阶级”“艺术”。为此威廉斯分析了四十位活跃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从伯克到休姆，从柯勒律治到奥威尔，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了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威廉斯认为，人类的危机总是理解危机：只有真正理解的事情，我们才能做到。“我写下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书中所记录的传统，对于促进我们共同理解是一个重大贡献，对于共同理解的必要扩展也将是一个重大动力。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能不能辨识这些种子，逐个点明，让人们能够获得共同认识，可能正是我们衡量未来的标准所在。”
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纳粹德国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法西斯到底想在西班牙得到什么？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是绿斗篷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咨询公司的执行董事和阿根廷一个个人理财APP的创始人。《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与西班牙内战》在2015年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本书讲述的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战争，这超越了国家的边界。西班牙内战发生在80多年前，作者着重讲述西班牙、德国及两者直接的关系，但意大利、英国、法国也会作为重要角色被论及。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纳粹德国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他们在西班牙实行了与之后二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策略，这样的做法在西班牙获得了长期贯彻，与之后的“第三帝国”相比，在西班牙的成果更为长久。本书的核心目的是解答德意法西斯到底想在西班牙得到什么。纳粹德国争夺经济霸权的影子帝国模式相比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第三帝国模式会有什么不同结果。本书挑战了那些为世人周知的所谓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非正式帝国”是一场纯粹的失败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对那段历史进行了与众不同的深入挖掘。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本期图书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