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式武侠的基本结构

很久以前与朋友闲聊，谈到金庸武侠一些固定的结构模式，朋友建议我整理成文，而我迟迟不曾动笔，一则觉得只是顺口而出的零碎感想，未及细思考证，深究下去恐怕很难自圆其说；二则感觉武侠小说是一种过时的文体，如今似乎也只剩怀旧的意义了。现在金庸先生辞世了，回忆起他小说的种种精彩之处，我又想到了这些不知道有无价值的感想，决定还是不揣鄙陋地写下来，以此作为我对金庸以及他所代表的武侠时代的致敬与怀念。

熟悉金庸武侠的读者都能感觉到，金庸的故事有一套特定的时空架构，这不仅仅是金庸小说本身的特征，同时也是金式武侠世界共有的框架。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总是有一些“发生在故事之前的故事”，假如以主人公出生或者出场作为参照点，那么在此之前，早有一个或者几个重要事件已经发生，并且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例如《射雕英雄传》里的开头，丘处机追杀汉奸至牛家村，与郭啸天、杨铁心相遇并结为知交，结果反而引来大祸，导致郭、杨两家家散人亡；又丘处机为救两位烈士遗孤与江南七侠发生冲突，致使双方结下誓约，约定十八年后让郭靖、杨康在烟雨楼比武。假如丘处机不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性子，就不会生出诸多事端，而后面射雕的整个故事也就不会出现了。又如《倚天屠龙记》里俞岱岩因卷入屠龙刀的纠纷而全身瘫痪，张无忌的父母因不肯透露谢逊的下落，在六大门派之前双双自杀；《天龙八部》里慕容博为挑起汉辽矛盾，骗中原武林在雁门关外伏击萧远山一家，造成萧峰的母亲惨死，父亲跳崖的悲剧。《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之死为《神雕侠侣》中的主角杨过铺就了一条复仇之路，而杨过与郭家的种种恩怨，又导致了郭襄对杨过的一生痴恋以及小说后半部分的种种故事；郭襄因寻找杨过而拜访少林寺，引发了觉远师徒逃出少林的事件，武林中从此多了峨眉、武当两派，——而这正好又是《倚天屠龙记》的故事背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熟悉金庸故事的诸君定能想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姑且把上述“故事之前的故事”称之为原点事件，事件的参与者多半是与主人公有重要关系，或者在故事世界里具备重大影响的人物。主人公在日后的冒险经历中，注定会与原点事件中的人事发生交集，但从主人公自身的视角来看，这种相遇又充满了表面上的偶然性，由此便构成武侠小说的种种兴味。这在被誉为 “金庸继承人”的凤歌的小说里体现的特别明显。例如《沧海》里鱼和尚在临终前跟主人公陆渐讲了四个故事，并特意交代说让他务必“牢记那四个故事”，因为“或许，故事中的那些的人、那些物，你都会遇上的。”凤歌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几近于模式化的场景，就是主人公总会在酒肆茶楼之类的地方，看到几个样貌奇异的人，以各种古怪的方式接连出场，然后各显神通相互斗法（明显是对《射雕英雄传》江南七侠出场方式的模仿。）这些人与主角其实早有了某种联系，只是双方都不知道罢了。

原点事件的作用在于：首先，它将早已设定且必然会发生的故事主线转化为偶然事件，营造出神秘的宿命感并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其次，原点事件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十多年前甚至几十上百年前，这就为主线故事提供了宏大的时间跨度，并使得故事的具体情节与原点事件产生了相互呼应和彼此映射的逻辑关系，如此既丰富了小说的时间体验，又为故事发生的逻辑提供了各种明暗的线索。更为重要的是，原点事件通常是一个未曾完结的故事，它具有一种道义、情感或者结局上的不完整性、不稳定性或者包含未曾解决的重大疑点，而主角的使命就是去试图弥补、纠正和查明原点事件中存在的错误或不公，复仇就是这类事件中的一种典型。例如《天龙八部》中萧峰的诸多遭遇，都源自于三十年前雁门关外的惨案。他与中原武林决裂，甚至误杀阿朱，都是为了追查害死父母的仇人；而导致他身负不白之冤的，也正是其生父萧远山暗中进行的一系列报复行动。相反的例子是纠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努力想要调和中原武林和魔教的矛盾，是因为幼年时目睹父母由于同一矛盾而被迫自杀，而他想要通过化解这一矛盾来阻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种纠正或者说弥补的愿望，为主人公的行为提供了根本的驱动力以及道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整个故事充满张力。与此同时，原点事件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公平性或不完整性，本身即是现实中人生状态的一种象征，即有强烈的欲望而得不到满足。主人公对原点事件所做的纠正或改变，其实也正是小说对于现实的想象性补偿，是对欲望求而不得这一人生根本处境的藉慰。因此原点事件中的悲剧性和缺失感越是强烈，其所构成的满足欲就越大，孙晓的武侠小说《英雄志》中的原点事件可视为上述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小说将明朝土木堡之变设为原点事件，在朝廷大军全军覆灭的危急关头，英雄人物大都督秦霸先把英宗皇帝藏到神机洞中加以保护，不料朝中奸臣另立景泰皇帝，并谎称秦霸先杀死了先皇，秦一家老小被诛，他本人和其部下一众好汉被迫在怒苍山落草为寇，之后秦霸先为了恢复名誉，不顾部下劝阻，力主与朝廷议和，结果被好友出卖，身陷围攻惨死神鬼亭，其所创立的怒苍山的偌大基业，也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秦霸先这个人物的神秘性及其结局的无限悲惨，为小说后来的故事情节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原点事件和故事的主线情节之间，通常会存在种种映射和重构的关系。例如丘处机之向江南七侠提出的烟雨楼之约：找到两位烈士的遗孤，教养成材并让他们重新相遇，誓约的目的是为了在更为传奇的层面上延续郭、杨两家情谊深厚的世交，虽然这一尝试在小说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在《神雕侠侣》中，却又通过郭靖和杨过两人的关系得到了延续和重建。在故事真正的主线中，原点事件中的不足或者缺陷将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补、调整和改变。主要人物在面对相似事件时，可以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选择，最终导致了整个事件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结果。《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个原点事件即第一次华山论剑，该事件因王重阳的过早去世而具备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导致后来各家各派为争夺《九阴真经》而大打出手，这一缺陷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通过对五大高手重新排位得到了修补，而这正是《神雕侠侣》的结局；——该小说中的另一原点事件是王重阳和林朝英的爱情悲剧，但他们传下的武功却使得杨过和小龙女这一对男女主角最终走到了一起，从而修正了原事件中情天恨海式的不幸结局。在《英雄志》的故事中，秦霸先的儿子秦仲海后来约集父亲的旧部重建怒苍对抗朝廷，也对小说中原点事件的重构。值得一提的是在凤歌的小说《昆仑》中，同样是面对家国之恨，主角梁萧却做出了和父亲梁文靖截然相反的选择：梁文靖拯救了南宋，而梁萧则一手造成了南宋的覆灭。乍一看，这似乎违背了上述武侠故事的重构原则，但如果对这两个选择的具体过程做一番检查，就会发现它依然是同一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梁文靖本质上是个性格软弱的人物，他并不想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他只是一个凑巧出现在历史机遇面前的路人甲。他之所以成就英雄事业，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备任何雄心壮志，而是纯粹被自己的父亲和恋人所强迫驱使，是基于维持亲爱私情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的具体过程，同时也是让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转变为武学奇才的过程；这与后来梁萧的成长变化如出一辙。梁萧灭掉大宋，同样是为了保护自己视为骨肉兄弟的朋友赵狗儿等人，以及为结拜的义妹阿雪报仇。梁萧从一个全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小混混，到后来统帅蒙古大军攻打襄阳，这个过程同样也伴随着他武学上的迅速成长和蜕变，其中包含着父子两代人共同的精神动力，即我要变强，以便在乱世中保护好我的家人。所以梁萧的命运依然是对父亲早已经历过的家国情仇的再次重构。单从这一点上看，《昆仑》一方面继承了金庸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能超出了金庸世界原有的窠臼，另出新意，不能不令人钦佩。

从空间上看，金庸武侠世界营造了一个“游历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物到处游荡，在看似偶然的机遇中经历各种人和事。但游历式的空间本质上是个以“原点事件”为圆心来构建的圈结构。江湖是一个看似广大而且无拘无束的空间，但主人公注定在这个空间里遇见原点事件中的人和事。与此同时，他必须在游历式的空间里对原点事件进行重构。由于原始事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其所产生的种种复杂的后果和影响，波及到了江湖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主人公与原初事件中的悲剧性当事人相比，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资源来重构这个事件，为最初的结局做出补偿、修正，或者赋予它另一种意义。所以在《射雕英雄传》里，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牛家村这么一个小地方；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一时赌气夜登华山，却在根本不可能有人的绝顶碰上了洪七公，更巧的是紧接着西毒欧阳锋居然也“偶然”来到这人迹罕至之处，导致两大高手在一场惊天动地的比武后同时归天，而杨过则因此学到了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苦寻《九阳真经》不果，最后在被困深谷之际，居然在猿猴的肚子里找到了这本书。这种“游历”加 “巧遇”的模式，用传统小说家的话来说就叫“无巧不成书”，这种看似偶然的游历其实都是围绕原点事件来进行的，无论主角流浪到多么偏僻荒凉的地方，都会碰上他命中应该碰上的人，经历注定要经历的事。武侠作者正是通过将这种遭遇的细节做戏剧化、冲突化的夸张处理，让武侠故事充满奇巧的趣味。武侠小说中游历空间存在的意义在于：武侠世界里的人物要成就一种事业，并不需要像现实世界那样按部就班地完成一系列前后相继的人生规划，而是只需要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任意游荡经历就行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主人公必须坚持侠义，或者秉持他应该遵守的某种原则，——例如韦小宝的式 “义气”。武侠通过让主人公游历江湖，为读者建构出一种吉普赛式的自由体验，而这正是武侠小说的重要意义之一，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犯禁”，要打破现实世界中权力规则对于人的约束。所以在武侠世界里大侠通常是不用赚钱的，很多武侠小说的批评者揪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这实在是由于不明白武侠小说的根本理念所至。游历空间的消失，可能也是武侠小说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的社会交通越来越发达，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已经不存在游历所需要的时空间隙。在古代社会，人从一处到另一处要经过很多天，路上可能会发生各种事情，如遭遇强盗，卷入纠纷，碰到各种奇人异事等等。而在飞机高铁的时代，在路上碰到的唯一的意外大概就是有人霸座。

金庸式武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往往会借武侠的形式来探讨一些宏大的社会文化问题，使故事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因此金庸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具有儒家文化的精神；张无忌心胸宽广但优柔寡断，是道家之侠的代表，所谓“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因此他人生的最高成就是在光明顶化解了魔教和六大门派的仇恨。萧峰为阻止辽宋战争在两军阵前自尽，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情怀。金庸小说的这一特点影响到了后来的许多同类作品，例如凤歌《昆仑》的主角梁萧，被塑造成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天性叛逆，先是反出天机宫，为蒙古攻破了大宋，后来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又反出蒙古阵营，只身追溯黄河的源头，远涉西域异国求学，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写照：既不愿做当权者的奴才，又不愿意一味迎合大众，最后只能被边缘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放逐者。小说的末尾，中原武林设计要除掉梁萧，而梁萧悟出了“谐之道”的武学，在众人的瞩目下于天机轮上大战太乙分光剑，终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个结局寄托着作者对于历史宏大问题的思考，即政治上的纠纷和对错总会烟消云散，但文化上的创造发明却是永恒的。《英雄志》中的四大主角：公子、捕快、书生、将军，分别象征着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四大元素：杨肃观象征权谋，表面看是文武双全的翩翩佳公子，骨子里却阴毒异常，为达目的不惜弑父杀师。伍定远代表法律，身为一代真龙，拥有举世无抗手的武功，力量强大却内心迷茫，最后沦为成为杨肃观手中的玩物。卢云是传统士大夫的表率，有通天抱负，一身傲骨，却迂腐不知变通，最后只落得梦碎京城独自憔悴。秦仲海则代表传统政治中的官逼民反的叛乱者。有智谋，有决断，绝境面前誓不低头，他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因此四个人物分别代表了权谋、法律、正义和叛逆。《英雄志》故事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停留在情节人物的层面上，相反，作者希望通过武侠这种形式，去探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生态。所以《英雄志》最后写不下去也并不令人意外，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是无解的。

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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