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 4.6/5分

读后打分，4.6/5分。这是我最近看完的一本书，推荐看。如果要按照网上流行的抖机灵的说法来形容的话，大概是半带自嘲的“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该书的作者是美国人Peter Hessler，他的中文名何伟，他写了比较出名的中国的三部曲，这本《寻路中国》是其中一本。所以这本书，是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书，时间跨度大概是1998-2010年期间。当然，这些与官方的历史或者官方的文献很大的不同，他写的这些侧面，是自己所经历过所看到的、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刻画出来的。

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城墙、村庄和工厂。书很好看，写得很真实，一个又一个人仿佛跃然于纸上。我翻开，一直读到书的第二部分，忍不住合上书闭着眼。那时候刚好在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上，我同事还问我为什么不看书了，我当时说，我有些难过，所以想歇歇。那时候是真的难过。书里面那一个个的星斗人物，那么的真实、生动，又各自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年代里面，走向各自的人生轨迹。我仿佛亲身经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撕裂的发展；换成我，我大概也会如他们一样，对快速变化的社会不知如何反应，彷徨不安。而十多年的现在，社会又何尝不是极速变化呢？好像稍有不慎，我就成为了村里面的那个“疯子”。

还有理解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比如在不久前，在网上看到某个北方的小城，要建立公交车网络，然后采用公交车由私人承包的方式。我那时候是大写的黑人问号，what？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那应该算不上“公共交通工具”了吧？一时的快速建立，随后的问题和管理将是大大的麻烦。但现在，这本书，说在2000年伊始的时候，浙江省公路上的那些摄像头，其实都有警官们参股的。大致也可以推算，我所在的省份，在我还在念小学初中没有注意到这些的时候，为了发展也会用过类似的方法...

在这个不断抛弃旧事物创建新事物的当下，我们又将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呢？但愿即使在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脸上仍然不会露出愤世嫉俗的神情吧。

以下是书的一些摘录：

“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

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

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但这正是一个处于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地运动中。

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

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

他们谈论着其他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

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些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起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

对城市人来说，历史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于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

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

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

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

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

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

不过，这个数据也反应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

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

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参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

他们还定制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树，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

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