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冈斯：我的电影拍给明天将死于战争的人们

《我控诉》1919年版海报

1894年，德雷福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被诬陷为叛国罪，被革职并且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1896年3月，真正的"内奸"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尽管最后查明了真相，艾斯特拉齐也承认了。然而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还是按照“上面的旨意”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这样的荒诞引起了有识之士巨大的愤怒，于是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头版刊出了左拉的《我控诉！》。正如左拉在文章里说的：“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终于在1906年，最高法院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13年后，阿贝尔·冈斯的《我控诉》上映，大胆的影像风格和出现了无数次手写的“J’accuse”（我控诉），无时无刻不表明着冈斯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人性的关怀。尽管1919年的《我控诉》不能——也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每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怀念他，怀念他的真诚。通过三部《我控诉》，冈斯开创的不仅是影像风格和手法，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导演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关怀，以及对真理与正义的坚持与维护。

三个版本的《我控诉》：第一个是1919年的默片版本，是以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第二个是重制的有声版本《我控诉》，上映于1938年，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几个月；最后一个是实验版本，上映于1956年。

今天是阿贝尔·冈斯（1889-10-25 至 1981-11-10）诞辰129周年。深焦DeepFocus特别为读者们准备了两篇文章，分别来回顾阿贝尔·冈斯的三次控诉，和他的电影《拿破仑》的拍摄历程（见深焦公众号推送第二格）。

文 | 邹小凤

编 | 荒岛（杭州）

1919 ——亡者的回归

如同《轮》里面的铁路车祸和《拿破仑》里面的“双重暴风雨”一样，《我控诉》里面亡者的回归也是一种符号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冈斯对电影极致艺术的要求：饱和现象,不管是理智的世界还是理性的世界都能在从中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在那视觉强度和直觉战胜了意图，也破坏了意图。在一战最后几个月摄制完成的《我控诉》，有一组强有力的画面：当被应征上前线的诗人Jean Diaz，目睹亡者军队的苏醒并引导他们和活人相见。在战争背景下，这组画面如同启示录般沉重——思想的天空撕裂，信仰的土地开裂，以至于尸体被抛出来：这是死者的复活。场景发生在暗无天日的布满裸露的十字架的背景里，这种光化学的复活给予那些遗失在战场的士兵们一个新的恩泽。每个十字架都带来了一次新生，于是我们看到战死的士兵从坟墓里站起来。影片同时使用了叠印手法，表现古罗马时期高卢名将在战壕里出现、引导士兵走向胜利。

更残酷的现实是，影片中倒下的尸体，正是前线上的士兵。影片拍摄一结束，他们就要回到战场。他们的尸体永远留在了胶片里，他们用电影完成了自己的葬礼仪式。也正是通过死去的士兵回来这一段落，影片产生了一种驳论：它在为士兵祈求的同时也在加速他们的死亡。冈斯用这种自相矛盾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份档案文件印证了这个主题。这是冈斯的一封手写信件，当时他参加了心爱的演员，也是《轮》的男主角Séverin-Mars的葬礼。正如《我控诉》里面的发疯的Jean Diaz一样，虚构的死亡预言了真实的死亡：《轮》里的Sisif死亡几个月后，他的扮演者Séverin-Mars也离开了，当时冈斯正结束了影片的剪辑。为了纪念他，冈斯创作了一封来自“阴间”的信，假设是Séverin-Mars留给他的：

“我亲爱的冈斯，有的人永远不会死去！你很清楚，你在《我控诉》里让他们活过来了......你完成了一件多么神奇的艺术品！这种人类行为的永恒凝固，延长了我们的存在，而正是我们的存在，支撑了从过去到未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感动，美丽和痛苦的挣扎，而这一切都是奇迹之物......对于你，我亲爱的冈斯，我已经在《轮》里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以至于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存活下来！所以我要求，作为交换，我能通过银幕，在被你吸引住的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一点存在的足迹。”

通过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化的人格象征行为，冈斯使他的电影产生了一种犹如通灵者的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赋予他一种力量，使他可以抽取部分象征主题，然后通过通感留下烙印。1919版的《我控诉》的成功放映也激发了冈斯的第二部《我控诉》，1938年版本的摄制，而这部是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控诉历史的重演。这也可以从它铿锵有力的题词中看出来：“我把这部电影献给所有明天将死于战争的人们，若他们以后看到这部片子，肯定会因为认不出里面的自己而对这部电影表示怀疑。”

1938 ——历史的天使

如同一个历史咒语的1938年重制的《我控诉》，同样令人震惊。《启示录》中承诺耶稣会再来，他会再次降临人间。同样，冈斯重制了《我控诉》并且再次召集了他的英雄，和平预言家Jean Diaz，这次是由Victor Francen饰演。和同时代很多人一样，冈斯揭露了一战出奇地猛烈，但他把一战看成一种净化式的牺牲，如此宏伟壮阔以至于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和平式的人道。

冈斯确信虚构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真正的社会动荡，所以第二部《我控诉》，他是想展示给德国政府，以避免新的灾难。冈斯是个天真的人吗？不，他热切的期盼扎根于一个鼓励信仰的环境。他曾在国际联盟电影部工作直至上世纪20年代末，在那里电影是被当作一种和平的媒介。当被埋葬在杜奥蒙的士兵们从骸骨堆中复活时，1938年的《我控诉》带来了犹如《启示录》中最后一日天使对每个人类的审判。当科幻片中第一次出现支离破碎的头颅时，38版的《我控诉》呈现了一种直观的恐怖。这些不存在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战争而被记住的人，赤裸裸地令人震惊地呈现在银幕面前:这些在前线失去面孔的人涌向屏幕前的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眼里满是痛苦和幽怨。观众应该去面对他们，面对这预言家Jean Diaz的理智的可怕的证据：“我1200万朋友因为战争已经死去了20年！你们醒醒吧！所有的人！那些活人想要重启战争！看清楚他们，直到你们不再有战争的想法！”

冈斯不遗余力地想要在观众的头脑里刻画这些形象，于是他特别在影片中运用多重叠印，其实就是加重视觉印象，填满观众的眼球，以至于这些形象填满眼睛，溢出眼皮。这些无畏的片段继承了1927年《拿破仑》的经验，那部史诗级大片甚至有些镜头运用了七重叠印，要用三块拼接的屏幕放映。这些效果不仅是想要超越媒介，更想要挑战观众的生理极限。冈斯想要通过情感上的冲击来让人们对一战那段历史敏感。

当然冈斯这种反对历史重演的尝试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无疑给20世纪蒙上了阴郁的色彩，1940年的《失落的天堂》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影片中还回荡着一句刺耳的歌词：每一天都是失落的天堂的回归。那些在（1940-1944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赶着去看《失落的天堂》的观众肯定更能感同身受影片中回归的方式，年轻的特吕弗第一次接触电影看的就是阿贝尔·冈斯的《失落的天堂》。

1956 ——令人欣喜的作品

《拿破仑》剧照

冷战期间，地球灭亡的威胁因为核能而变成一个可能的现实，人类进入了“时间尽头”，冈斯觉得有必要再次唤醒死亡。这次他不再重制《我控诉》，而是和Nelly Kaplan一起重新剪辑了多段素材。1956年版本的《我控诉》，也叫《Magirama》。阿贝尔·冈斯在1927年执导的《拿破仑》里实验了三联画镜头，但这种三联画镜头并不好探索，于是冈斯要等差不多30年来改革。他于1954年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的帮助下开始构思。直到1956年12月19日这部和Nelly Kaplan一起摄制的《Magirama》得以上映。

早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Prisme》，冈斯就发表了对这种三联画的想法：“我不仅想通过脚踩大地确认我的存在，我还想在空中确认我的存在。我要求的不是圆形的封闭的永恒回归，而是螺旋型的，它可以让我存活于每一秒，并且不是在人间，而是在上空……圆形，车轮，维持着生命但是是轮回使生命永恒；这是一种苦力活，只有螺旋型能逃脱。螺旋就是围绕着自己的中心前进的车轮。请务必理解我的直觉是螺旋型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圆形，如同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它却一直围绕着一个看不到的物质旋转，而这个物质围绕着更大的未知物在转动。”

在宽银幕电影出现之前的30年，这种三面银幕的放映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都是惊人的：如果放在今天的电影院放映更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然而，尽管在电影机构如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电影杂志如《电影手册》的支持下，三联画放映还是夭折了。

然而，这种发明因其令人兴奋的虚拟形式不管在1956年的放映中还是在冈斯和Kaplan写的文章中都有号召的力量。因为冈斯的作品富含所有形态：从最著名的到最秘密的，从最有成果的到最具实验性的。冈斯在早期电影中留下的每步足迹都扣人心弦，令人着迷，并且和他为他的通灵者维护的信仰相符。而冈斯为我们遗留下的一切都表达在他的电影和他的著作里（从《Prisme》开始），他对电影的许多想法和观点也封存在资料馆里。他的著作甚多，（法国电影资料馆有666册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有30米长的卷宗），这些档案最大限度地延长，呈现和密封保留冈斯的著作，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