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白，以他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中的李侠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迹，真实地再现了共产党员李白烈士的一生。

革命烈士李白

李白他原名李华初（曾用多个化名）。1910 年5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板溪村的一户贫农家庭。9 岁上小学。学校老师深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影响，常用《新青年》《湘江评论》所载文章教育学生，使李白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受家贫交不起学费影响，他13 岁便缀学外出务工，到一个染坊当学徒。这种经历让他体会到社会的不公。所以，大革命时期，在火热的农民运动高潮的带动下，15 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 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收秋起义。

1930 年，李白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宣传员，1931 年到党中央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从此，他与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就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由于他的言传身教，这支由国民党起义军队改编而成的队伍，一扫旧军队的坏习气，成了一支屡建战功的技术劲旅，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受到总部的嘉奖。

1934 年10 月，李白踏上了长征之路。他在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工作中，要求红军报务员个个要将“电台重于生命”。这正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真英雄。

全国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抗战形势，加强对敌占区的秘密工作，决定派他到南京、上海等地建立党的秘密电台。李白化名李霞，先到南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7年10月赴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8年春，秘密电台筹建完成。在日本侵略军、汪伪军警特务和流氓控制严密的上海，他冒着极大危险，克服种种困难，担负起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

为了工作需要，1939年春，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假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第二年秋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李白与裘慧英假夫妻照

在军、警、特横行的上海，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绝非易事。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都非常有限，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一点点地积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建台工作总算完成了。在房间后面的小灶间，李白拉上了窗帘，把发报机放在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对延安发出了呼号。滴滴答，滴滴答，李白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收听着延安的信号，当从咝咝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从那天起，李白就用他的秘密电台架起了延安与上海之间的“空中桥梁”。通过红色电波，一项项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上海，一份份珍贵的情报从此飞往延安。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李白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收发报的时候，灯光的亮度、电键的声音、电波对附近居民用电的干扰会引起他人的注意。电台功率越大，这些现象越明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白请来了同时潜伏在上海的通信器材专家涂作潮同志。涂作潮把发报机原来的功率75瓦降低至30瓦，但是他们发现，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上海与延安相距2000多公里，信号经过多种障碍和干扰，传到延安基本已微弱到没有了。为此，李白和涂作潮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他们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零时到4时之间来进行收发报。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就悄悄安好机器，把25瓦的灯泡换为5瓦的，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块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开始不知疲倦地静静收发报。每当盛夏酷暑，发报机在密不通风的灶间运转，比室外高出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使李白汗流浃背，但他为了抓紧时间，连汗水流入眼睛都顾不上擦;每当寒冬腊月，夜间气温极度下降，由于工作时间长，他的手指被冻得又红又肿，但他还是不停地按动着电键。

地下电台的工作充满危险，只要开机工作，就会遭到敌特的无线电侦察，李白的电台就三次被破坏，他三次遭受逮捕，落入虎口。

第一次发生在1942 年9 月的中秋节前夜。当时租界被日军占领，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李白夫妇刚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 号的一幢三层楼里，为求安全，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 瓦。即使这样仍然在一次工作时被日特侦破。李白夫妇被捕后分别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李白刑讯中看出敌人并未掌握多少实情，所以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商业电台。敌人先用老虎凳，后又拔掉他10 个指甲，最后用电刑致李白昏死过去，但李白坚不暴露真实身份。一个月后，敌人将裘慧英释放，但李白被转移到汪伪特工总部关押，直到1943 年5 月经党组织营救才获释。

出狱后，李白化名李静安，夫妇二人靠临时找工作度日，待机而动。1944 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关系，并安排他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可经常在浙江与江西间来往。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传送了日、美、蒋之间的大量情报，为我党在抗战的战略反攻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白第二次被捕，是落入国民党之手。就在一次当他带着电台乘船到浙江淳安时，他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查获。因当时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经党组织营救才脱险。

抗战胜利后，1945 年10 月，李白夫妇返回上海。起初，李白仍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利用晚上时间与党中央电台保持联系。该机构撤销后，李白凭借精湛的技术获得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这份工作十分辛苦，上下班都是早出晚归，到深夜还要利用仅有七瓦功率的小发报机与党中央电台联系。为此，他一再更换住址。

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忽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起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过了几分钟，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可是又过几分钟，灯泡再次熄灭了。李白的心猛然一沉：这是分区停电，很有可能是敌人在侦测电台位置。第二天，知道自己处在危机之中的李白联系上了电台领导人刘人寿，他郑重提出了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让李白承担组装电台的工作。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就在预备电台即将正式工作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终于侦察到李白秘密电台的方位。警车悄然而来，一大批特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并且封锁了该地区所有的出口。窗外的异常情况被正在望风的裘慧英发现了，李白镇定地给党中央拍发完长江防务情报，迅速隐蔽好电台，把儿子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里隐藏起来。不一会儿，特务和军警撞开了李白的屋门，肆无忌惮地开始疯狂搜查。一个特务从壁橱里搜出了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当他们发现这堆零器件里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便恼羞成怒地对李白拳打脚踢，鲜血顿时从他的鼻孔涌出来。李白第三次被捕了。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用钳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并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还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李白被灌完辣椒水后，老虎凳上的砖块也随之增加到五块，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但这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和30多种刑具的痛苦折磨也没有使李白屈服。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转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5月7日，裘慧英带着儿子，到看守所旁边老百姓家的二楼阳台上等待与李白相见。过了好半天，李白终于在难友的搀扶下爬上窗口，看到多年患难与共的妻子和聪明可爱的儿子，李白的眼睛湿润了。看到丈夫的两条腿已被老虎凳压断，指甲也被老虎钳拔掉，面容憔悴且满身是血，裘慧英心如刀绞，痛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李白却平静地对妻子说：“慧英，你瘦了，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事的，不要担心，他们已不再审我了，伤口也不痛了，不必牵挂我。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了。”裘慧英大吃一惊，急忙问：“为什么?他们已经判决了?”“不，不是，天快亮了，上海快解放了，全国也快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或死，总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李白坚毅的目光、和悦的语气宛如平日。为了不给这户老百姓带来麻烦，李白和裘慧英只得依依作别了。

回家之后，李白的那些话不断在裘慧英的脑海里浮现，她始终放心不下，并于5月9日又去探望李白。但窗子里已没有了李白的身影。其实在5月5日，蒋介石就向毛人凤下达了对李白等人的处决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日的当晚，李白等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被特务送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了。而那一天竟是李白与裘慧英的最后诀别，而且离上海解放的日子不到20天。

李白烈士雕像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打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6月20日，一户家住戚家庙的百姓向上海军管会交出他已秘密隐藏多日的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他把当晚目睹的一切告诉了政府。查明真相的陈毅给李克农立即回电并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经过大量工作，1950年9月18日，曾任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上海中校督察官的叶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坏李白秘密电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