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米恩斗米仇——世上怎会有这种心态？

世上升米恩斗米仇的案例不少，乍听来会让人诧异。

妙在升米恩斗米仇，还不是普通的恩将仇报。

升米恩，说明初时还怀感恩之心，并非生来要翻天的白眼狼。

为什么小恩会让人感激，大恩却会让人反目成仇呢？

有个玩意儿，叫做道德压力（ethical pressure）。

具体论文和数据不引用了，总之一般的结论是：

越是构建封闭、重视人际关系的体系，道德压力便越大。

去过乡村的诸位一定明白，越是靠乡里乡亲评理的地方，越讲究道德。泰格与利维二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也提到过：法律不完善的地方，道德是可以当民法用的。

中国古代许多地方，就是如此。说到法，就是动刑；许多民间小矛盾，不想闹大，就指望靠道德约束力搞定：乡亲评理啦、祠堂论述啦、长辈裁断啦，诸如此类。

道德如何体现其约束力呢？

那就是道德压力了。

如此，当他人给予你恩惠时，你的感激分为双重。在内，则自发的感恩之心；在外，则道德压力要求你有感恩之心。

好比小时候长辈送了你礼物，你自己感激之余，父母还要督促你，“还不快给长辈说谢谢？”

但这种道德压力，有绷不住的时候。

比如一只耳每天给张佳玮白送十个馒头。张佳玮很是感激。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每天白得十个馒头已是张佳玮的日常期望所得，感激之心会略微下滑。与此同时，因为道德压力使然，以及自我保护机制，张佳玮会自动将以下念头内化：

“一只耳就活该给张佳玮白馒头的，如果不给，就是一只耳的问题，而不是张佳玮的问题”。

那么，当有一天得不到馒头时，张佳玮的心理就会启动反噬：“他果然不给我馒头了！果然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吧！”

另一种更微妙的心态：如果对方的恩惠一直不断，让受恩者无从反噬呢？

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演的包龙星他爸爸包不同，当年送给饥寒中的吏部花大人一个饼。

如果是现代背景，有文书契约，注明“包不同给花某一个饼，利息多少多少，花某日后一定偿还，立此为据”，彼此就恩怨分明，很容易算了。

但就因为没有文书契约，包不同是友情赠予，又确实解了花大人的燃眉之急，便对花大人产生了道德压力。

法律上的彼此赠予或借贷，该是多少是多少，是可以计算的。

而道德上，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具体就没办法算了。

尤其是花大人当时饥寒，一个饼确实可能救命。道德压力上，他就必须面对如此绝境：日后，当包龙星上门来，他怎么报答？

舍家以报？他当然不舍得。

所以，只好掀桌子，来解决这种道德困境：

“你爹当年不过给我个烂饼，我大不了还你个烂饼，但我深明大义，我还你一百倍！”

而一旦掀了桌子，那就完全不要道德压力了，就很容易变态释放：

许多升米恩斗米仇的案例，其实都是如此：

法律上，受恩者没有欠债，但精神道德上欠下了债。

升米，自己还得起，所以是恩；斗米，自己还不起，就会成为长期道德压力，甚至陷入道德绝境，于是想尽一切法子让自己的非道德行为合理化。

越是敏感于周遭评价的人，越是不希望自己堕入如此的道德困境。

道德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就会失衡：就会希望债权人消失，或者这个会在道德上让自己低人一头的世界消失。于是会掀桌子，毁掉一切。

还有种更可怕的案例：

许多时候，施恩者并不指望报答，但受恩者因为道德压力而长期自卑，也会陷入道德绝境。

《白鹿原》里，鹿三从小教导黑娃，说咱们欠白家太多太多：这种质朴的道德压力，让黑娃长大后不堪重负。终于他做了两个抉择：

离家出走去当麦客以便远离这个世界，或者当土匪毁了白家，让债权人消失。白嘉轩的确对他有恩，有恩到让他难受的地步。

黑娃对白嘉轩是始终尊敬的，觉得他作为道德模范的存在实在太碍眼，所以非得去打折他的腰不行：

“你的腰太硬了！”

越是自卑的人，越可能无差别仇视周遭——无论你对他好与坏——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说，按现代规则办事，是有意义的。

“亲兄弟明算账”与“都是自家兄弟你就看着办吧”，两种办事方式，前者看似不讲情面，但清清楚楚；后者看似更温和，却更没有限度，也更容易因为道德压力，诱发身处道德困境之人的憎恨情绪。

所以现代，越是受教育越多的年轻人，越喜欢一切放在台面上说清楚，AA制、签协议、清清楚楚，免得彼此黏黏糊糊，彼此授受：

这既是对自己好，也是对对方好。

彼此不要承担道德压力，免得久而久之，彼此关系都糊里糊涂了，反目成仇都不晓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