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低语
一直很喜欢陈昊发表在唐研究上的文章《石之低語——墓誌所見晚唐洛陽豫西的疾疫、飢荒與傷痛敘述》。这里借用他的标题。
连续通宵了近10天，终于改好了写了很长时间的一篇文章。这是第3次重写。第一稿完成于4月21日，字数31740。二稿7月1日，字数34202。现在的版本40187字。另有附录25553字。这篇文章写得我心力交瘁，一年多以来耽误了太多其他工作。厚着脸皮不断拿着它参加会议，一方面是因为每次版本都不一样，想听到师友的批评；更是因为它占用了我太多精力，在解决掉之前，实在没有心思另起炉灶。然而每次开会听到指教以后，又会让我耗费大量精力思考和修改。现在再看初稿，确实惨不忍睹。但现在的“定稿”，又难到是最理想的版本吗？或许只是不得不放手了。作为自己拖延时间最久、付出心力最多的文章，实在有必要记它一笔。
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芮城道教三百年史》。
一
大概是在2015年，我用新学的方法，下载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蔵石刻拓本資料”网站上所有的Djvu文件，经常翻看。其中有一种北周《郭始孙造像》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它不仅有北魏天师寇谦之的图像，题名还说郭始孙这一家六代人都是“继天师”。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道教学界从来没有注意过它（虽然鲁迅已经做过录文）。因为在寇谦之死后，他创的道教传统在北朝材料中销声匿迹了，怎么还会有“继天师”的存在？
于是，要写文章。我查了数据库，从民国《芮城县志》知道这是民国时代出土于山西芮城的造像，原石不知何处。但怎么写呢？这只是一件孤零零的拓片，完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想来想去，只能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神权继承，讲一讲史料所见天师传承和天师后裔。于是敷衍成文，在当年暑假拿着它去武汉大学开了会。其实最核心和最想说的东西只是这件拓片。
这篇文章一直没有修改，也没有投稿。因为自己不满意，关于这件造像的谜团没有解开。这件东西就此萦绕心头。
时间到了2017年。工作之后，有了闲钱，书也买无可买，于是开始买拓片。买拓片主要捡别人不要的造像，便宜，而且很多没有公布过。有一段时间陆续从一个洛阳卖家那里，买了几张很有意思的拓片。其中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称为《焦神兴造像》和《李洪钦造像》，都是道教造像碑。
我在录文的时候，发现《焦神兴造像》一块碑上有两次造像记和题名。上半截是武成二年（560）焦神兴等90余人合邑造像，下半截则是大业十年（614）三洞法师乐玉妃等60余人合邑造像——后者的年月是据残存无几的文字推算。而开皇八年（588）《李洪钦造像》也很有意思，它的题名详记了造像人的家庭成员，从中能复原出30多个主干家庭。而且，它的底座上也有另外一次咸亨元年（670）的题记。
更有意思的是，这四次造像活动之间有大量的题名重复，甚至有人同时出现在三次造像活动中。也就是说，这是同一个家族的造像。而且，最早的一次武成二年（560）的造像记显示，这个家族当时还是佛教徒，后来才改宗道教。
于是就去查出土地，发现这两块碑居然都出自芮城！卖家也确认了这一点。于是我从他那买了所有可能是芮城出土的造像拓片。焦神兴和李洪钦，也都各买了两套，方便录文对照。
二
从此，我开始一心一意搜罗芮城出土的所有造像，并逐个录文。最先着手的，是整理目前所知芮城造像的所有著录，最重要的参考书是《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一整理不要紧，竟发现芮城地区的北朝隋唐佛道造像多达近50种。
这些造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民国《芮城县志》的著录，二是建国之后芮城博物馆的收集。
民国《芮城县志》记载，民国五年到六年，芮城县知事黄廷光在公余搜集造像，共新发现27种碑刻，连同以前就有的6种，共计碑刻33种。该书《金石考》一卷，即据黄廷光的发现著录，虽然数目微有差异——所差的这1种，一直到最近才解决。
但是《芮志·金石考》没有录文，只著录了出土地、时代、形制，并据题名中的醒目者，取作题目。所有这些著录中，只有5种原石还存世（其中3种在海外）。所以，只能找旧拓。而就像《郭始孙造像》一样，目前最方便查阅的京大人文研的拓片库，都没有标明出土地——当年鲁迅也误信碑贩之言以为出自西安，而且题目常常是自取，好多题名下的拓片是错的，或者是不同造像的合集，所以无法单凭题目判断内容。但是，京大人文研能检索拓片文字（感动）。于是就用《芮志》的题名去检索，居然找到不少。
整个2018年寒假，我都在摆弄京大人文研的收藏。来回翻了不止两三遍，特别是那些没有年代的杂刻。找到了之后，就自己录文，乐此不疲。最后从京大人文研找到了民国时代发现的33种中的20多种。录文也积累了1万多字，尽力确保所有题名全部正确录出。
弄完才发现，北大图书馆收藏是最全的！但是北大馆在修，可能要到2019年才开放！！缺的几种没办法了，只能标为“待访”。然后就是建国好之后的收藏。也简单，有两篇相关文章公布过一些。虽然录文错误很多，而且显然不全，但也凑合用了。
这样，在18年4月底，就赶出了第1稿，因为志远兄喊我去他们室报告一下。虽然是很随意的场合，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雷主任等前辈本尊，所以不能造次，硬生生地写出来了。各位老师也都很客气，没有拉下脸批评。不久，还没来得及修改，就拿着它又去西安参加了老聂办的会。会上师友的批评很有道理，一是太“线性”。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要把几十方造像串在一起讲——而不是一块一块的考证、发表，初稿确实非常明显的要把它们硬塞到自己构建的发展脉络里：所谓从中可见芮城道教经历了“家族时代”“道观时代”“地方化时代”和“全真教时代”四大阶段。虽然道理可能没错（三十字以内的所有论断都没有正确错误之分），但表现的急赤白劣，太生硬了。再一个就是写法，或者说怎么开头？当时用《续高僧传》开头，用永乐宫收尾。一峰兄说可以用永乐宫开头，更有吸引力一点。他说的是对的。
对了，这次西安开会本来想租车或坐火车去一趟芮城，但因为有家累而作罢。
第二稿是去清华开会，赶在7月完成。这一稿其实变化不大，只是把线索清晰了一下，无关的论述尽量删去，把不好叙述的东西作成表格，然后用永乐宫开了头。后来8月开会的时候，有幸得到侯老师的指教。他的意思是，干嘛非要以道教为限呢？干嘛非要用这些材料来论证一条“后见之明”的脉络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让这些材料自己说话，而不是我把它们串起来。这是非常“致命”的要求。别的不说，最起码我的标题得改——改成类似“芮城地方社会三百年史”——可是我挺喜欢原来的标题，就像《六朝荆襄道上的道教》一样，好多人说你应该叫“荆襄地区”，可是我喜欢两个“道”字念起来的感觉。
在会上，就遭到了山中小宝的嘲讽，他说这是我第三次见我讲这个题目了（其实他只在场了两次）。唉，做人难啊。谁让他参会这么多，老是碰到我呢？
三
在第二稿写好，到第二稿上会场之间，我去了芮城。携同建飞和小武。
我们的规划是一周时间，从运城开始，围着中条山逆时针转，最后以芮城结束。这次行程很多奇遇，很多印证了“人品守恒定律”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爬栖岩寺，大太阳底下花了两个多小时，几乎脱水才到山顶。结果，那里被修旧如新，完全不值得一看。但是呢！下山的时候，碰到了永济市市长一行考察团（也是步行上山），盛意邀请第二天一起去五老峰。虽然耽误了半天行程，但重要的是，文物局董局长、张所长等热心帮忙联系并给了我们芮城文物局的联系方式。
我们到了芮城，直奔永乐宫。因为那里有一件唐代道教石灯台，此前只有著录，没有录文。但是！那件原来展出的石灯台，收起来不给看了。我是非常之失望。因为这是我此行最大的目的之一。不过好在有拓片卖。而且，服务处的一位老师就是芮城博物馆前馆长的女儿。遂约老先生一起吃饭，并向他求证了好多问题。之后两天，我们细细考察了碑刻集中的芮城博物馆、城隍庙、清凉寺、寿圣寺，一切都很顺利。还在清凉寺大殿南壁上看到了一段有关民国时代黄廷光知事的题记。可惜不是特别清楚了。
最后一天下午，我们开车上山去石佛寺。结果突然下了场暴雨，不仅我们被淋得全身湿透，而且发现车陷进泥地里打滑了。努力了半天，浑身是泥，还是不行，荒无人烟，只能报警拖车。经此挫折，回到住处，都有点心灰意冷，不想久留了。大家一致同意吃完饭就去巩县。就在这时，芮城文物局景局长约来见面。我带着论文附录的造像记汇编就去了。景局负责编《三晋石刻大全》芮城卷，他既懂行又理解我花的功夫，相谈甚欢。谈到晚上十点，还拉着我在城隍庙用手电筒看碑（晚上特别清楚）。景局有问必答，向我提供了大量未刊资料，满载而归，至为感佩。
芮城一行，收获巨大。至此，我已经搜集到建国后芮城出土的26种北朝隋唐造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公布，甚至没有著录，已公布的录文也不会比我更完整和确切。
四
8月6日从芮城回来后，开始修改文章。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校录材料。在此期间，陆续在网上翻检了“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其中西北民族大学的收藏主要来自于右任，非常重要）、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品，也找到一些拓片可资对照，并花钱从傅图买了大图。虽然每篇录文都是全神贯注认出来的，但每次看不同的拓片或原石照片都会有一些校正，也是无奈又高兴的事情。
最后，太巧了，在截稿之前，北大古籍馆终于开门了！连续麻烦学谦兄两天，帮我借阅、拍摄拓片。至此，不仅收集全了民国时代《芮城县志》的所有著录，甚至搞清楚了《芮志》所缺少的那1种（另一件经幢）。最后，我总共做了54件带字造像的录文，共计25000余字。无论前人录文与否，全部根据拓片或原石重来一遍。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全的了。
还要附上地图。为此专门高价买了50年代内部出版的山西省地图，只是为了看一下三门峡水库兴建之前芮城的情况。结果也没用上。还是麻烦了昌丈兄。
文章改得很辛苦，我的主要思路是追求清晰、简洁、准确。没办法，性格使然。为了达到这一点，我曾经花了两个通宵，专门排比统计这些造像记所见的2000多条人名。本来还想附个统计表，后来想想还是删了（统计就是欺骗！），只把统计结果化作了几句话，插入叙述中。其实最后的整体篇幅是缩小了，因为由于无法附录造像记汇编，只能尽量在正文中把未刊布过的材料公布了。
然后就是弱化原来显得生硬的线性框架。当然，只是尽量隐藏、潜伏，话说得软一点，没有能够抛开它。因为就我现在的段位而言，抛开这条主线，我是没有能力把这些材料串起来的。对于自己局限的认识，在修改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有痛苦的体会。因为材料是那么有意思，那么生动，那么复杂，但我却只善于简化历史，实在非常无奈。或许换了魏帅或侯老师来，一定会写得非常漂亮！
最后，还是多读几遍，删去“众所周知”“非常明显”“毫无疑问”“显然可见”之类词汇，并认真考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用这些自欺欺人的词语。
这样就算写完了。是时候放手了！
五
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去研究这么偏僻的材料？而且最后只能写出1篇难称满意、还没几个人会看的文章？我自己都这么问自己，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太闲了。
我不必花这么多功夫一定要把所有材料搜全。其实就在第一稿那个状态下，也能修改成文。甚至结论可能也不会有太大差别。或者说，单就《焦神兴造像》《李洪钦造像》都能写一篇文章，就像我曾写过的《郭始孙造像》一样。
这可能真是因为自己太闲？
在造这篇文章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修改，其次痛苦的是开始写。最高兴的是录没人录过的录文，并且在录文的时候发现那些密密麻麻的题名中的小秘密。比如：
北朝时代有正史列传的芮城人有两个。其中的张元，《周书·孝义传》载他的父亲叫“张延儁”。而在芮城学张乡出土的西魏张孝猷造像碑和西关所出北周张兴硕造像碑中，都出现了他的名字，分别作“邑子□息延儁”、“化主張延儁”。同一个时代，同一家族，同为芮城人。这个张延儁是不是就是《周书》中的张元之父？
比如永乐宫陈列的西魏蔡洪碑的题名中有“蔡元成 息蔡都”一条。蔡都又见于京都大学博物馆所藏开元十九年芮城蔡知什造像，是蔡知什的曾祖。而蔡知什的儿子蔡奉意又见于永乐镇出土的天宝元年《三洞女官侯太希墓志》。
比如永乐宫天宝石灯台中提到的李氏村落中的佚名道观（亦即它所安放的位置），其实就是端方《陶斋藏石记》中著录的《李上智造像》中提到的“洞晖观”，也就是原立在中条山南麓的贞元十四年《中条山靖院道堂铭》中王颜道堂的归属。
我沉迷且窃喜于这些小细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欣赏它。我不喜欢发挥，固然是因为我不善发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不用发挥。抽象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越具体的东西越有生命力。可能对这批材料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你我之间的商榷，但这都是抽象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唯一可能会永久存在的，是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本身。如果我的录文能帮助他们更长久一些地存在下去，那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因为，毕竟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题名背后，是一个个像我们一样，努力生活过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