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悲惨命运（早年间版）
我们的悲惨命运（早年间版）
梅剑华
“我们的悲惨命运”是某次几个朋友小型聚会时，闲谈的话题。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神秘的组织“残联”，每一个加入残联的人，都要说出自己的一个身体残疾才能获准入会。朱长老的残疾是臀大肌挛缩，永远翘不上二郎腿；何仙姑骨裂跳不了舞蹈，我的残疾是各种过敏且十个指头缺少指纹。
作为一个话题，“我们的悲惨命运”似乎有点误导听众。 听众对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的悲惨命运知之甚多，并但不知晓讲者个人的悲惨命运，用“我的悲惨命运”可以激发听众的好奇心。有人会反驳：用“我们的”更好，谁也会在乎某个人的悲惨命运呢？“我们的”悲惨命运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一位老于江湖的长者提议应该改为“我们的悲惨”，用我们的悲惨命运，仿佛蕴含了我们的悲惨是命运本身造就的，但实际上让我们悲惨的不是命运本身，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制度等等 。
作为一个写字儿的人，想聊一聊发表的悲惨命运。稍微涉猎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大著《逻辑哲学论》出版一波三折。最初，出版社要求维特根斯坦自己出资发表，维氏大怒：我的职责是写作这本书，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受它。维氏放弃出版。惜才的罗素亲自为之撰写序言推介此书，维氏又嫌其曲解文意不愿出版。最后罗素不计嫌烦帮助维氏以长篇论文形式发表在一家哲学杂志上。该著甫一问世，大地惊雷，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圣经。没有识英雄重英雄的罗素，维氏的影响怕是要大打折扣。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出版一本自己的书，恐怕比维氏更难。其间原因不难理解，这有商业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只有能赚钱的书，才能进入市场；受到政府资助的书更容易出版；而控制出版资源的文化人的品味和兴趣影响了什么样的书进入市场。商业畅销书的霸权，主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老一辈文化人品味的霸权支配了整个出版市场。这些隐形的霸权会让一些不那么靠近商业、不那么靠近意识形态、不那么靠近老一辈人品味的书难以出版。
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说到 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经世文学，文学总是和某种政治性的因素关联在一起。从《诗经》、杜甫、白居易到鲁迅、《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岛，经世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种主流模式滋养了商界、政界和文化界。一些商业上畅销的书，总是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联：韩寒的反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三体》科幻中的政治隐喻都迎合了文学主流的要求。这也包括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野夫的《乡关何处》，他们都是有政治故事的人，这些文字之所以流行，许是合了大众的经世文学品味罢。
是否还有非经世文学的生存空间，哪怕对那些非经世文学作者来说，即使他们不能通过写作小说盈利，但至少存在一个表达自我的渠道？而且这个渠道，在商业上至少是不赔本的？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出版自己的书，不受商业、政治、文化的限制，这正是摆脱个人悲惨命运的一个策略。如果行之有效，说不定那些非经世文学的作者就能摆脱出版无期的悲惨命运，在市场的汤里分一杯羹。非经世文学作品也许不为时人所接受，但也许总会有三两个有心人读到，有所启发，有所改变，也许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经世文学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学已经塑造了商业、政治和文化的阅读模式，但这远非文学的全部。也许品种丰富一点，读者的选择范围宽泛一点，就能培育出更好的读者和作品。我们不能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出版自己的作品。现在的文化大鳄，其实大多都在完成自己年轻时候未竟的文化理想，他们所主导的文化市场推出的作品只能反映他们那一代的品味。他们想把年轻时接受到的最好的东西，推介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一般说来，也没什么不好。但这种推介若成为唯一的传播模式，文学就僵化了，只能延续同一代人的文学品味，看不到新的可能性。新一代的作者任由别人指手画脚，列出条条框框，最终阉割自我，成为他者。这不是一代人的悲惨命运，这是无数代人的悲惨命运，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悲惨命运。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对自己说了算。《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一个相似的论述，在作者看来，传统的能源分配模式都是垄断性的，国家、地方政府、寡头公司垄断了能源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能源的价格和能源的使用方式都只能是别人说了算，能源的分配是专制的。作者要推广一种能源的民主化模式，这个办法就是开发太阳能，在每户家庭安装一块太阳能发电板，个人供给自家能源。所有的发电机都可以并入庞大的个人用户网络，每个人都可选择销售自己的多余的电，能源不足时也可以购买其他用户的能源。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能源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听起来像动人心魄，但实际上也许只是一个神话。毕竟光伏产业到目前为至，都还在烧钱阶段，太阳能产能极低，产出不到百分之八。何时能真正用于发电，解决能源饥荒，尚在未知之天。不过个人出版之路的确存在实际运作的可能：个人购买书号，联系排版、印刷、实施网络销售。终端的购书申请可以直接发到印厂，及时印制，不需储存，这将最大限度的降低出版费用降低写作者的经济负担。
果真如此，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天就会到来。套用朱长老的话：“改变我们悲惨的命运，首先从改变我的悲惨命运开始。”但愿，我们的命运不再悲惨。
这个旧文儿是2014年在王府井教头餐厅的一次小型文学聚会后写的，好像当时是朱岳讲了个什么东西，很受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