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性”？
对于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词是神秘的，相信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没有互联网的青春期都有过在那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上翻着一个个禁忌词汇的经历。在咱们这个国家，即便在亲子间，这个话题都是很少提起的，更不要提在学校里了，性教育在中国是普遍缺失的。
“性”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不能提、却不得不提的词。潘绥铭教授在2005年做了第四次全国性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在27-35岁的青年中，无论男女，有10%的人从来没有过性生活，其中没有性生活女性的增长，和上次调查相比，远远高于男性，而且还在继续飙升。女性群体中，文化程度越高，没有性生活的人越多。中国的婚外恋，无论男女，比例都在上升。
潘绥铭的这个调查每5年做一次，从2000年到2015年一共做了4次。我们看他得到的这些结论，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第一次看到有些吃惊，其实咱们国家在性这个层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再加上微博让更多的性议题在中国被更多人看到，互联网推动了和性相关的议题成为了公共话题，性侵、扫黄、色情、LGBT、同性婚姻、性教育、性治疗，甚而导致一个公众人物死亡的窒息性自慰与sm都在互联网出现，也成为大家的谈资。
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性”是逃不开的问题。当“性”在社会上发生，并且产生了影响，就成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盈盈出版了新书《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她在这本书里写了6个故事，这6个故事其实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没有太关注过。还有一点，黄老师研究的这些人，也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听的性故事：比如说被性侵的年轻女性，比如说同性恋男性的妻子，这些都没有出现在故事里。
黄老师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性/别”，大家可以把这个读成“性斜杠别”。这个概念和我们讲的性别，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之前的性别其实在强调区别，在咱们中国的性别区分里，其实只有男、女两种。但是“性”在这个概念里其实就不重要了，也是看不见的。这个概念中呢，用了一个斜杠，大家都能看见性了。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就是希望借着这个概念强调性本身和由性引发的一系列性别现象。
这个概念也强调了性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比如说，在国外你入职选填性别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选项就是“不确定”，或者说就一个斜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其他的性别现象，比如说，变性者、跨性别者等等。这本书里的主人公和他们的故事，其实正是“性斜杠别”这个概念的表现形式和代表，作者就是通过这么写故事来解释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看看她的书里都有哪些主人公和故事。
第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这些故事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里面就包括痛经与绝经的故事；女性的性感身体，这里包括女性的性感打扮，观看情色、绝经后的性探索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少关注到自己的身体，除非生病的时候， 要不就是残疾的时候，要不我们才不会关注我们的身体呢。身体也是这本书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这背后有身体社会学和身体人类学的学术脉络，这个其实就是研究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这本书写了一个50后女性，书里叫焦阿姨，是个受医学训练多年的妇科大夫。焦阿姨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地主”这个阶级身份吃尽了苦头。她通过自学，成为了一个妇科医生。焦阿姨回忆了自己小时候被性侵的经历，据她说，跟她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有过被性侵的经历。焦阿姨曾经被母亲单位图书馆的“唐叔叔”性侵过，“ 他就摸我们、抠我们”，住在她小时候那条街上的小女孩都被这个唐叔叔侵犯过，但是没人敢说给家长听，只能自己就不去图书馆了。去食堂打饭的时候， 也会遇到唐叔叔，他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见到小女孩经过就猛地扑上来，捂住她们的嘴就开始亲，焦阿姨和其他小朋友就再也不敢自己去买饭了。
在叙述中，焦阿姨语气中的情绪，明显要比讲自己“文革”时期的遭遇要平静一些，和性侵的故事相比，受“文革”波及的经历更让她难以释怀，甚至每次谈起都会流下眼泪。
焦阿姨后来回忆说，性侵不仅仅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在她小时候基本上都有类似的事情。这段时间以来，关于性骚扰的故事不断出现在大家眼前，但不是说这些事情只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只有在如今这个社会环境里，在性别运动充分发展的情况下， 才有被大家看到的可能。
其实，这里涉及到黄老师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理论：故事社会学，这个理论就有一个内容，一个故事在什么情况下能被大家看到，在什么情况下就不为大家所知，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就是社会环境。大家想想，在二三十年前，类似的故事怎么可能被大家读到呢，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性侵、对女性的不尊重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
第二类就是女性HIV的身体与亲密关系。当医学界越来越把艾滋病当作一种慢性疾病，携带艾滋病的女性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活着又活得更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作者在书里写了几个艾滋病的女性，在我们平常看到的故事里，大多数的艾滋病携带者故事的主角都是男性，但是很少有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故事。
书里有一个叫李纷的年轻女孩，她是个胖胖的可爱女孩，也是个很乐观的、带着笑意的人。和其他女性感染者不同，李纷是比较幸运的，家里人对她特别好。 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家，我刚得病的时候，我妹妹才上初中，她就说，姐姐这没什么。我们家在我得病之后反而亲情味更浓了点，大家没事儿就会聚聚。” 她现在住在叔叔家，平常帮他们买买菜、做做饭什么的，偶尔也做做志愿者。
李纷是因为前男友而感染的HIV，万幸的是，现在的男朋友没有被感染。李纷现在的男朋友人很好，虽然知道她感染艾滋病，但依然对她不离不弃。在讲述这段感情故事的时候，李纷的语气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欣慰，甚至略带自豪与炫耀。
和我们日常想象中的悲惨故事相比，李纷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家庭的温暖在支撑她面对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艾滋病更多是一种病，都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在和这些携带者接触的过程中，黄盈盈更多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复杂、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人性伦理的纠结，这不是干巴巴的医学话语所能涵盖的。
第三类是乳腺癌的故事，上面我们说到，只有当身体发生问题或者残缺时它才会显现出来，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乳房的缺失和患病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个故事，我们在「听好书」栏目文本精读部分会单独拿出来讲，欢迎大家关注。
第四类，作者选取了在加拿大工作与生活的中国大陆移民，其中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因为这些人既有在中国长大的体验，又在国外生活多年，他们可以在比较中更好地看到我们对性的观念。
文兰的故事是个好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在安全性行为上的差异。她在和加拿大人交往地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和这个老外男朋友在安全性行为的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候，男朋友要戴套，但是文兰自己却无所谓。在当时，文兰很不理解他为什么执意要求这样，这让她觉得两个人在做性交易。 “后来我就意识到如果他不提的话， 我根本想不到要保护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外国人有这个意识。”后来文兰问她的老外男朋友，他怎么会有这种意识，这才知道加拿大人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告诉他们要有保护措施。
黄盈盈分析说，加拿大在性方面是开放的，但是他们对于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很强，从小就有着较好的性教育，所以实际上风险不大；但是在中国，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安全套使用意识很弱，所以风险更大。是否用套，是否有保护意识，是否有好的性教育，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中西方性文化的差异。
第五类故事，是一个变性人的故事，叫文姐，在访谈者和文姐聊天的时候，她非常不客气。关于文姐的故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会展开讲给你听。
第六类故事，作者选取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相对极端的案例，一个相当激进的豪放女，她本想通过这个来看看这样的故事在何种情况下会被叙述。这个豪放女叫阳春，为什么叫她豪放女呢？因为她利用互联网，或者是参加各种研讨会 ，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自己的故事，自称是“性实践家”。阳春的故事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书中得到呈现，但书中还是有一份她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的纲要， 分成“我童年时的性经历”、“青春期从性焦虑到主动寻求性知识，到自慰高潮的性实践”、“成年期的性成长和丰富多元的性体验”三大部分。阳春在公众面前，在学术会议上，毫无包袱地讲起自己的性经验，我们通常把这些东西叫“大尺度”，很多时候我们在私下场合对很亲密的人说起这些事情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更别说像阳春这样在公共场合袒露无遗了。
但是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在书里展开。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黄盈盈的“故事社会学”这个概念里，到底什么样的故事能在某一社会情境下出得来，什么样的故事出不来。在当下，阳春这样的故事还是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印成文字，她的经历和行为正挑战着我们主流社会对于性的底线。黄老师在书中发问：像阳春一样的女性在中国又有几个？我们社会又能包容他们到什么程度？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