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才女教母, 也是胡适难忘的红颜知己......
自古才女难得，才女中的才女更加难得，今天要说的这位女士就是才女中的才女——陈衡哲。她被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成为“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开创了近代中国女性的很多项第一：
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
第一位西洋史专业留学生；
第一位女硕士；
第一位北大女教授；
第一位中国女教授；
第一位现代文学女作家；
第一位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女学者，
第一位在新文学运动中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
陈衡哲作为一名成长于旧社会的女性，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出色的才华，成为一代女性的骄傲和榜样，是出身、家教、求学及人生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
1890年，陈衡哲出生于江苏武进，祖籍湖南衡山，即名门望族“衡山陈氏”，与一般书香世家不同的是，陈家很注重女性教育，自曾祖母起，陈家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家族传统：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
那么，一代才女是怎么炼成的呢？
陈衡哲自小跟随父亲、姑姑、姨妈们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绘画、诗歌、书法等，这使得她的才华非常的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庄曜孚精通书法和绘画，在当时和吴昌硕、齐白石齐名的书画大家，还在苏州一家女校教书画、诗歌。可见，陈衡哲的家族中人才辈出，这不仅让她学养丰富，还激发了她更加求知的欲望。
陈衡哲13岁就离开家庭，跟随其舅舅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庄恕谦，远赴广州求学。庄恕谦是一位通晓西学思想进步的人士，他不仅让陈衡哲读新式学堂，还亲自教她，根据陈衡哲回忆：“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舅舅还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他还常常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搏斗。”陈衡哲的一生，正如其舅舅期望的那样，她凭借自己的能力，超越了一般女子的庸碌命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造命”。
1911年，陈衡哲又考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孤身生活。在此期间，她努力专研学问，抵制家庭包办婚姻，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
陈衡哲曾经逃婚至一位嫁到常熟的姑妈家，陈衡哲在自传中称这位姑妈为她的“人生领航人”，才华横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仅作诗，读史，还写得一手好魏碑书法，还能温文尔雅为人把脉开药方。白天照顾家庭，晚上更深人静时，读书写字至深夜。陈衡哲将这位姑妈视为榜样，她曾写道：“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妈，我恐怕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1914年，适值清华大学招收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女生，在这位姑母的鼓励下，陈衡哲以全国第二的成绩成为首批九名清华留美女生中的一员，并获得了庚子赔款奖学金，以公费的形式前往美国学习深造，先后就读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西洋文学，成绩出色，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就这样，二十四岁的陈衡哲，翻过生命里最灰色的一页，再次“造命”成功。
留美期间的陈衡哲信奉独身主义，她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霍雷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创办人玛丽·来因（Mary Lyon）为自己的楷模，并写了一篇文章赞扬玛丽·来因。
对于她的独身主义思想，留美同学都是知道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说道：“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知道陈女士信奉独身，因此没有人敢向她提这事。”
在美国，她遇到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人，第一个是胡适，第二个是任鸿隽。
当时胡适还是个未婚的年轻留学生，对陈衡哲十分倾慕，引为知己，书信来往频繁，除了对文学的探讨外，两个年轻人已经渐渐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众所周知，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枪，引起国内很多人反对，而陈衡哲对胡适是支持和同情的。胡适曾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笔名）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她是我最早的一个同志。”
胡适非常孝顺寡母，正当两人热恋时，胡适寡母来信，让他迎娶小脚女子江冬秀。在爱情和孝道面前，胡适选择了后者。
1917年，陈衡哲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当时该报的主编，是正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任鸿隽。两人由此结识，并于1920年结婚。多年以后，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道：“......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
陈衡哲的才华倍受胡适的赏识，陈衡哲曾经写有《风》和《月》两首古诗，胡适说：“《风》诗吾三人任、胡、杨杏佛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些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
1917年，胡适归国，任北大教授，时年二十六岁。1920年夏天，在胡适的推荐下，陈衡哲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后来，陈衡哲又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任史学教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她创作了大量文学著作《小雨点》《西风》《衡哲散文集》等，撰有学术著作《西洋史》《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
陈衡哲、任鸿隽、胡适三人后来成为终身的好朋友。胡适特意做一首名为《我们三个朋友》的诗。
陈衡哲可以当得上中国女权运动的先行者，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她先后发表了《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文章，还批评了当时社会女子结婚冠夫姓的问题。在某次集会上，因为会议主席称其为“女士”而不是“先生”，她当即拂袖而去，满座为之惊讶。
1961年，任鸿隽去世。据《任以都先生访谈录》透露，她写信告诉了在美国的大女儿任以都，并叫她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而“赫贞江上的老伯”正是胡适的代称。
胡适得知任鸿隽病逝的消息后，十分悲伤，他给任以都回复的长信中写道：“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不知是不是哀伤过度，胡适接到任鸿隽去世的消息后，不久即病逝于台湾。
陈衡哲晚年双目失明，文革期间，陈衡哲又遭到了两次抄家的厄运，她与任鸿隽的珍贵照片、书稿、诗作，几乎全被付之一炬。
在人生中的最后几年，她的主要兴趣是研习诗词，到了八十多岁，她仍然能背诵出两千多首诗词。
1976年，陈衡哲因肺炎及并发症病逝于上海，享年八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