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一组言论的解读
这组言论最早的一篇是孙中山1903年12月17日的《复某友人函》。在写这封信的几个月前，孙中山就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了意见。[①]足见孙中山很早就开始对这个问题重视和关注了。在这封信中，孙中山首先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出于避免欧美弊端的考虑。他把社会主义问题看做一个贫富差距问题，因此“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解决的方法，则是“平均地权”。接下来孙中山就从这个角度出发重述了自己的革命宣言，以及自己的感想和感慨。
第二份文件，是1905年5月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所谓国际社会党，指的就是第二国际。孙中山访问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目标看成和社会党是殊途同归的了。这从孙中山在文中的表述也可以看得出来。“孙同志首先扼要的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这里没有过多谈民权主义方面的内容，而是说了民族和民生两点。关于民生方面，“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并提出了财产税的方针。也就是采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来调和社会阶级关系。“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接下来孙中山说到了中国行会的好处，说中国工人因为行会的原因，境遇比其他国家好得多。“穷人很少，富人更少。”“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最后孙中山索性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条件。“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上述思想其实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比如对工人生活状况等等的表述上后来发生变化，但他始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国家就可以通过节制资本的办法，来防止“资本家的专制”，这样就可以避开欧洲那种社会矛盾剧烈的后果。“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在同年7月30日孙中山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时也说，“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②]10月《民报》发刊词：“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③]这表现了孙中山的美好愿望，而且露出一点点庆幸中国可以利用“前车之鉴”避祸于未萌的想法。很多人都知道，俄国也发生过村社制度是否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当时回答得十分慎重。不过村社制度毕竟带有某种合作劳动的农业组织，跟中世纪式的、手工式生产的行会完全不同。[④]后来孙中山在自己的叙述中，比如在具体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民生主义》一文中，把社会主义流派分为乌托邦派和科学派两种。并且明确指出，“乌托邦派是专从理想上来把社会改良成一个安乐的国家”。[⑤]而在1905年的这个时候，孙中山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只是把它看做一种美好的人为设计。
在同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阐述了三民主义中三民的来源及其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从论述的语言和结构可以看出，孙中山开始把民生主义看做20世纪的重心所在，因为三民主义是一个有着先后次序的体系。因之，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卢梭与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被孙中山一一对应，就有了内在的逻辑。刘成禹回忆民生主义的提出：“予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⑥]孙中山这个时候显然分不清楚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民主社主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等等的区别，认为只不过是方法上有区别，因此把他们统称为社会主义，并从此开始把社会主义看做他的三民主义的一部分，反映了他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虽然在后来，他开始对社会主义的流派有所区分，例如“集产”与“共产”，“乌托邦”与“科学”，但有两点始终未变。一是始终把这些差异视作手段和方法的差异。二是始终将社会主义看做民生主义的一部分。
第四份文件是1906年11月的复鲁赛尔函。鲁赛尔，原名叫苏济洛夫斯基，是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孙中山表示了自己对列强的较清醒的态度，同时再次强调中国可以绕开西方弊端的有利条件，并且提出了“中国是一个清一色的贫穷国家”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发展出“大贫小贫”论。最后指出了民权革命与民生主义的先后秩序。也就是认为中国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不是经济的性质。”同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演说。提出的观点包括：1、民生主义就是“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社会革命。”2、分析了欧美贫富对立的原因。明确指出这是由于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造成的。3、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能超越欧美的有利条件。4、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办法，“最信的是地价的法”。并且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地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反映了孙中山这时对国民经济学的了解程度。
到文件六，这时已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民生主义的思想主张。这时对于地价税法，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要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孙中山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当时，尤其是在德国较为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即“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现今德国即用此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入加数十倍。”“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推广福利，“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如果按后来更加准确的说法，这种政策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在上面的论述中，孙中山再次把国民收入建立在地价增长收取地价税上，表明他对土地的价值构成来源及其增长原因，以及现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仍然缺乏了解。在1912年5月4日广州报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谈到平均地权的具体方法，“一、即照价纳税、二、即土地国有。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⑦]
9月4日，出席共和党欢迎会时又强调，民生主义“非均产主义，乃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⑧]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早在19世纪就被拉萨尔和罗贝尔图斯等人提倡，并在德国得到了奉行，因此俾斯麦的政策也被称为“王朝社会主义。”孙中山在同盟会演说的前半部分，被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又由法文译成俄文，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17期。列宁在该期刊物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对该演说进行了评论。[⑨]列宁在该文中说，孙中山“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对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和政策，列宁评价说，“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⑩]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11]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同他对资本的理解分不开的。在同年的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及上海商界欢迎会演说民生主义说，“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12]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主张反对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人向自己本身的复归。[13]因为他们认为，资本家也只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也是资本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14]也就是只有当资本能够以自己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投入循环，增长自身的时候，资本家才能够作为资本家而存在，因此这种资本家对资本的占有实际上是资本对资本家的占有。（这当然是需要一点黑格尔哲学基础才能理解的）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差异，是我们考察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理解逻辑时必须注意到的。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多问题便可以理解。比如在10月孙中山在社会党的演说，提到的以下观点：1、把井田制视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孙中山一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在10余年后的《致犬养毅书》中，仍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所谓大同也。……况日本为尊孔之国，而对此应先表欢迎，以为列国倡。”[15]2、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国家政策，（尤其又提到法、德、比各国的政策），“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3、“我人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会主义之神髓。”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孙中山在社会党的演说，提出了对自己社会主义流派的考察，即分为四种：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在几天前发表的《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的演说中，说“余将使劳工得其所获之全部。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16]即“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博爱、平等、自由。”[17]“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18]孙中山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社会主义之国家……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19]可见这是一个士农工商的，阶级融洽的，并且是肯定分工的社会。这自然更像是一个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理想社会。我们再对比一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20]
在十余年后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自己关于民生主义的政策。这时的历史大背景，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联苏。因此其中出现的几点政策属于新发展，比如“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改良农村组织，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而其他几点，则是国民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在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明确的说，“欲为中华民国计，……则必以国家自为大资本、大地主，用集产的方法，凡夫交通机关、基本工业以至原动力之供给、大规模之生产，视国力之所及，进而经营……此吾党对于民生主义所以认为救国济民唯一之良规也。”[21]孙中山已经认定，只有这条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道路，所以在与越飞的年联合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虽然从政治上来说，当然有为了使苏联只支持他的党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党的考虑，但理论上的原因也很重要。孙中山这时对自己的理论十分自信，他也要求全党有这样的自信。这也是他不像当时有些国民党右派那样害怕容共的原因之一。1924年1月3日，他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答复陈耀垣对于国民党改组来函，甚至写到“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22]
孙中山要求全党有这种理论底气，再加上又要使苏俄与自己保持合作，所以1923年底，国民党改组刚刚开始进行，共产党内有人将鲍罗廷等秘密与广州共产党人讨论议定国民党党章政纲的情况透露给国民党人，顿时激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强烈不满，直接受命负责改组事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大本营参议邓文仪等人立即上书孙中山[23]，然而他在答复邓泽如等上书时说，“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
在次年1月21日，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理论的权威，同时也为容共政策提供正当性，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中，更是画了一个图，来说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概括的说，就是四个圈，民生主义是最大的圈，包括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里面又包括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样的提法，既是为了证明了国民党理论的正当性和真理性，以使共产党方面安分守己，同时又有让国民党方面反对容共的党员转变观念的目的。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党提出了民生主义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实际上所列举的事项除了改良性的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也并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而共产主义又是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的，所以孙中山在追述三民主义的渊源时，也很自然地和中国的道统挂上了钩，绍述道统，以为正宗，成为国民党后来一以贯之的思想。1924年2月，孙中山在答复日本报业家松岛宗卫时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况如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古代所留之小理想哉。”[24]我们前后参照孙中山给日人的文字可以发现，他在和日本人解释自己的思想时，比较注重和中国传统思想相联系，以博取日本人的支持和同情，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另一方面，孙中山本人也确实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挂钩，以此来确立国民党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文件十五：《民生主义》一文。因为在本文中孙中山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同时也是他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据他本人说，民生主义不像其他二主义那样好讲，所以他对于民生主义的演讲，认真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不可不谓苦心孤诣。
之所以会在文章中大幅的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因为从1924年初开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国民党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行批评，维经斯基也明显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利益与发展。这次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应“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和“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在此之后，两党争端迅速升温，从1924年1月到8月，国民党正式实行容共政策半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内指控共产党的案件达到20件，连署党员达两千人。各地分别受国共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也形成了对立的派别。[25]在国共矛盾激化的情况上，孙中山必须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出全面的分析说明，来使国共双方达成一致，消除对立和矛盾，统一到自己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的范围，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是正本清源。”这同样是对双方党员进行的一次告诫。
但我们分析本文的具体内容，还是会很遗憾地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孙中山晚年对马克思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对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也非常有限。他所臧否的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很难让相比之下更了解马克思一些的共产党人信服。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当时中西文化的距离毕竟不像现在这样接近，这主要是讲心理上的距离，因为甚至像辜鸿铭那样在西方接受多年教育的人，对西方文明的解读依旧离事实差距很远[26]（诸如说英国是群氓主义，德国是黩武主义，一战就是这两种主义的对抗，俄罗斯爱好和平之类）。也就是说，真正研究过马克思著作的共产党人，可能对马克思主义都还会有种种误读，更不要说作为国民党领导人，且又比较缺乏经济学和哲学教育基础的孙中山了。
孙中山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病症。马克思只看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很明显，这是孙中山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解。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社会进步的三大动力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中生产斗争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阶级斗争是为了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与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基本是两回事。
关于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或根本原因，孙中山展开较多，例如，“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由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这种哲学思想，后来被陈立夫发展成为唯生论，主张“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万物求生的结果。”[27]
孙中山还提出，“欧美各国由政府来分配水电、煤气等，就是行社会主义来分配货物。”
孙中山通过对纺纱织布的分析，来说明自己对马克思价值论的看法。这个地方最可看出，他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构成的原理。并且用使用价值的实现来说明剩余价值的构成，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为一谈等等，都表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不了解。如果要批评马克思，就应该对马克思的主要论点就行正面回应，才会产生说服力。但本文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对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和论述基本不了解。对于资本的周转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作了详细的说明，再来看孙中山提出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外行和幼稚了。即使不谈流通过程，只谈对基础的生产过程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交换价值、价格的概念完全是模糊和混乱的。
孙中山说，马克思以为做工八点钟，生产力一定要减少。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马克思在当时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便断错了。而实际上马克思怎么说的呢？“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且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28]
孙中山说，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剩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值。不看前两点，只看第三点，“抬高出品的价值”，这是完全对经济学陌生的人才会有的说法，所以这句表述很直接的反映孙中山对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决定理论没有了解。而关于剩余价值量的构成，马克思认为“如果用M表示剩余价值量，用m表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v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用V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K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a’/a（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n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则M=m/v×V=K×a’/a×n”[29]再看孙中山对福特工厂的论述，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高度协作的流水线生产降低了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使得福特工厂产生了相对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但是孙中山同样把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说成是马克思不明白，并进而说，“由此更可见，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
另外孙中山在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时候，也始终不是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内的资本概念。因为孙中山认为货币都是资本。有钱的人就是资本家。“当时工业还没有发达，商人便是资本家，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为资本家。”再如，“中国现在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而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中，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只有投入到资本周转过程中，吸取活劳动来增殖自身的货币，才叫做资本。承担这一职能的人，才叫做资本家。这一概念的混乱，也是孙中山误读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如此类的误解比比皆是，比如对消费合作社的解读，对汉冶萍公司的解读等等，不一一赘述。
孙中山所打算实行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一是由政府采取诸如地价税、福利等措施来促进社会改良，设计一个理想社会；二是由政府来集中大产业，防止资本家对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孙中山据此认为他的主义与共产党的主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方法不同。且它的主义范围更广。但可以说，在这主要的两点上，两者都是有根本区别的。在此仅列举马恩的两段话作为对比。
第一点，“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内思索的。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缺陷，政治理智的古典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则中看出社会缺点的根源，相反，他们在社会缺点中看出政治弊病的根源。例如，罗伯斯庇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作纯粹民主制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在一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发挥得越充分，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没有能力发现社会缺陷的根源。”[30]
第二点，“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向了顶点。”[31]
[①] 《孙中山年谱》第59页
[②] 《革命逸史》第2集第132页——139页。
[③] 见文件三：《民报》发刊词
[④]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86页：“国家统一体，作为这种组织的结果，也像国家统一体的意识、意志和活动即普遍国家权力一样，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⑤] 见文件十五：《民生主义》
[⑥] 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
[⑦] 《民立报》1912年5月12日
[⑧] 《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
[⑨] 《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87页
[⑩]假设A为最劣土地，B为中等土地，C为优等土地。在土地交易之前，每年生产同种类的单位产品1，A的生产价格是30元，B是29元，C是28元，因此该产品的单位生产价格是30元。生产价格形成后，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假设为40元，C的产量是100，B为90，A为80，于是C获利（40-28）×100=1200元。B为（40-29）×90=990元，A为（40-30）×80=800元。C由于生产成本的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就形成级差地租。
[11]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26-432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7-33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303页、304页：“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苦，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中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260页，第300页
[15] 见文件十一：《致犬养毅书》
[1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17] 见文件七：《在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18] 见文件八：《中国国民党党纲》
[1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311页
[21] 《国民党周刊》第1期
[22] 《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48——1149页
[23]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24] 《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557——565页
[25]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26] 见辜鸿铭：《春秋大义》
[27] 参见：陈立夫：《唯生论》，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50页、35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3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87页
[31]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