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周洁茹：中年的姿态
“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写作选择了我。我想要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比写作更重要的是生活。”
年少成名，经历了封笔又复出，逃离又回归，周洁茹行走半生只为坚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写最与众不同的东西”。
本期《精神的壳》特别企划，网易蜗牛读书独家对话知名作家、《香港文学》执行总编辑周洁茹。透过她细腻而锐利的笔触， 感受她兜转归来与写作的不解之缘。
少年成名的周洁茹是中国那批70后作家里，起步最早，也走得最远的。正因如此，在写了一两百万字后，她便开始厌倦，在揽获多个文学大奖，名声大噪之时选择封笔，前往美国。
那年她才24岁，“24岁是一个很容易厌倦的年纪”，近日周洁茹接受网易蜗牛读书专访时表示，当年离开得决绝，没有一丝犹豫或眷恋。
移居香港又是另一个契机，她在沉寂多年后开始娓娓道来一个个与众不同的香港故事。
重新执笔已过而立之年，心境大不相同，她随意真性的性格却与少时并无二致。写作同样如此，周洁茹从不做故意地安排和架构，“即使是小说人物，也是丰富复杂、无穷变化的。”
“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写作选择了我”，周洁茹兜兜转转，绕不开的是这一生关于写作的执念。
年少成名：盗版卖得比正版还好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周洁茹便是早早崭露头角的那一个。她中学开始文学创作，15岁便发表了处女诗作，20岁以中篇小说《文雅》获得萌芽新人奖小说奖，21岁开始在《作家》《上海文学》《人民文学》《钟山》《花城》《收获》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23岁成为文联专业作家，24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小妖的网》二十万字，三个月完成；《中国娃娃》七万字，七天。年轻时的周洁茹可以没日没夜地写。“写作是我的生命，在那个时候，不写我会死。”
才华与勤奋换来了出版社的青睐和作品的风靡，赶上了阅读黄金时代的周洁茹，对盗版和侵权深恶痛绝，又震惊自己的作品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小妖的网》的盗版最多，出到几十万册，今天的书能够到一万我都很满意了。”
关于年少成名获得的成就与肯定，她反思“写得太早又太多”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如果你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些东西，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我还没有表现出来最好的姿态，还没有拿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品’。二十岁就被限定了代表作品，是一场悲剧。”
封笔赴美：我要去更大的世界
本世纪初备受争议的“美女作家”风潮，周洁茹也被卷入其中。一心专注创作，将写作视若生命的周洁茹突然被“美女作家”了，她认为这是对她写作的不尊重和破坏，但她却无法一一反驳和辩解。
与此同时，周洁茹也厌倦了待在文联创作室里的“创作”，她形容那段日子是一种“一眼望到头的退休生活”，“开来开去的会”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毁灭性”的，“再写下去也很难有突破。”
年少成名带来的困惑，外界的偏见性解读，以及想去更大世界的愿望，这一切都坚定了她“急流勇退”的决心。
2000年，周洁茹选择封笔，奔赴美国。“我要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她说。身边师友百般劝解，甚至有人说她若是走了就再也回不了头，周洁茹却义无反顾。
“年轻的时候不出去，什么时候再出去呢？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以后才真的要后悔。”美国的生活艰苦却又快乐，“笑中有泪，”周洁茹说，“比写作更重要的是生活。”
重拾笔墨：中年的姿态
2008年年底，周洁茹从美国移居香港，却依然没有开始写作，她相信“命运会有自己的安排”。2015年的某一天，她从电梯镜子里看见自己，搽着口红，带着好气色。那个瞬间周洁茹突然想到说，“要不再写点东西吧。”
恰到好处的时间，恰如其分的安排，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她重新开始写作，“我觉得算是一个平稳回归吧，并不期待自己会有一个新的爆发，就这样稳一点也很好，就是一个中年的姿态。”
在本届香港书展的名作家朗诵会上，周洁茹朗诵了她的小说《旺角东》中描写香港新移民的一段，这是她小说创作中最典型又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物群体，不可否认，这当中也有她自身的情感投射。
回去故乡，从处世理念到生活方式，都已成为被放逐的“异乡人”，而香港这一真正的“异乡”更难以亲近。于是她便洒脱地站在疏离的中间地去思考和书写，反而能发掘许多别人看不见或不想看见的东西。
周洁茹说过，她通常离开一个地方才会写那里发生的故事。她的故乡是，居住了十年的美国亦是，那为何香港例外？面对记者的疑问，周洁茹想了想，以“命运”两字作答，当然也与香港本身有关。
她写香港故事，并不刻意去凝视周遭，只专注于每日走路、吃饭和工作，“故事在我周围不断发生，写作时自然都到眼前了。”
“香港有它的可爱，一些确定的美好的东西。”她说，“细碎的小幸福能够把我们生命中承受不了的巨大悲痛一点点消解掉。”
周洁茹也开始接受任何标签——“70后作家”“美女作家”“移民作家”“新南来作家”，中年周洁茹坦然接受一切，“70后写作很重要，不能被替代，也不会被遗忘。”“我写的是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哪个空间，人本质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主编生涯：以推举文学新人为己任
如今周洁茹又多了一重身份，接棒刘以鬯先生和陶然先生任职《香港文学》执行总编辑，这对她来说是一份信任，更是一种压力，她曾一度担心自己无法平衡编辑和写作的关系，但在编辑刘以鬯先生的纪念文集时她突然领悟到，“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你可以是一个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编辑。”
在自己的新书签售会上，周洁茹有些恍惚，坐在台下的，很多都是在她“红极一时”的年代还未出生的年轻面孔，时代的造化给了她一次重新与年轻人面对面的机会。“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又重新认识你，找到你以前的作品去阅读，我觉得很好。”
《香港文学》创刊总编辑刘以鬯先生发现和帮助了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周洁茹希望把这个使命传承下去。相比于香港电影后继无人的尴尬处境，周洁茹认为香港文学的优势在于“永远有年轻人在写”，“只要有一个人写，就是好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关注年轻人写作，给他们更多机会来发表，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经历了封笔又复出，逃离又回归的周洁茹依然在“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写最与众不同的东西”。年龄越长，她反而变得越简单，“我就想呈现最本真的自己，写东西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
——
更多精彩文化人物专访，请关注网易蜗牛读书“精神的壳”特别栏目。
网易蜗牛读书，时间出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