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软焦点：好莱坞如何隐藏战争的恐怖。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当凯瑟琳•毕格罗的《拆弹部队》胜过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获得所有奥斯卡大奖的时候，人们在知觉上把这场胜利当作了好莱坞发生的一切的标志：一部以独立电影节为目标的低成本制作超过了那部技术的华丽不足以掩盖故事之简单沉闷的巨作。这是不是意味着，好莱坞不只是一个制造大轰动的机器，它同时还知道如何欣赏边缘的创造性努力？也许——但这是一个很夸大的也许。
出于其全部的神秘，《阿凡达》明白无误地站在反对全球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人一方，把超级大国的军队描绘成一股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残忍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拆弹部队》，则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美国的军队——它更符合它在我们人道主义干涉和军国主义的太平洋主义时代本身具有的公共形象。
这部电影极大地忽视了那场关于美军干涉伊拉克的大辩论，相反，它聚焦于被迫与危险和毁灭打交道的普通士兵的，日常的苦难经历。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它讲述——或者更确切地说，呈现了一系列的小故事(vignettes)——爆炸军械处理(EOD)小队的故事和他们拆除炸弹的可能致命的工作。这个选择是深度症候性的：尽管士兵，他们不杀戮，但他们每天却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拆除恐怖分子以屠杀平民为目的而设置的炸弹。还有什么能比这对我们自由（主义）的敏感性来说更具有症候性的么？我们正在进行反恐战争（亦称为长期战争）的军队，甚至在他们轰炸和破坏——在根本上不同于EOD小队——的时候，不也是在为确保公民更安全的生活而耐心地拆卸恐怖分子的网络么？
但这部电影要说的更多。《拆弹部队》给好莱坞带来了为新近以色列两部关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电影，阿里•福尔曼的现场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以及塞缪尔•毛茨的《黎巴嫩》的成功正名的趋势。
《黎巴嫩》取材自毛茨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士兵的记忆，通过从一辆坦克内部进行大部分情节的拍摄渲染了战争的恐惧与幽闭恐怖。电影追随四位老兵——他们受命乘坦克“扫荡”一个黎巴嫩城镇中已受以色列空军轰炸的的敌军。在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访谈中，尤阿夫•多纳特，扮演士兵十五年前士兵毛茨角色的演员，说：“这是不是一部让你觉得认为‘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的电影。这是一部让你觉得自己参与过战争的电影。”以类似的方式，《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以以色列士兵的视角渲染了1982年冲突的恐怖。
毛茨说他的电影不是对以色列政策的谴责，而是对他经历的一切的个人的描述。“我犯下的错误，是称这部电影为《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战争在本质上与其他的一切战争并无区别，而对我来说试图使之政治化的尝试只会平面化这部作品。”这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对作恶者创伤经验的重新聚焦使我们有能力抹去这次冲突的全部的伦理-政治北京：以色列军队深入黎巴嫩干嘛？因此，这样的“人道化”被用来使关键点模糊化：对我们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正在从事的一切和处于危险之中的一切进行残酷分析的需要。我们的政治-军事斗争不是野蛮地扰乱我们隐秘的个人生活的不透明的历史——它们是某种我们全然参与其中的行动。
更普遍地说，这种士兵的“人道化”（朝着那箴言智慧“犯错乃人性”的方向）是以色列国防军(IDF)的意识形态（自我-）呈现的关键要素。以色列媒体喜欢详述以色列士兵的不完美及其心理上的创伤，既不把他们表现为完美的战争机器，也不把他们呈现为超人的英雄，而只把他们描绘成被像所有正常人可能（遭遇）的那样被卷入历史和战争的创伤，（在战争中）犯下错误的常人。
比如说，2003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拆除了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家人的房屋。他们特别强调这么做的善意，甚至还在用推土机拆毁房子前帮这家人把家具给搬了出来。稍早的时候以色列的媒体还报道了类似的一件事。在一名以色列士兵搜索巴勒斯坦犯罪嫌疑人的房子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好让她镇定下来，而突袭的士兵发现那个被吓坏了的女孩的名字跟他自己女儿的名字一模一样。于是他心血来潮，拿出他自己的钱包向那位巴勒斯坦母亲出示了自己女儿的照片。
要辨别这种同情姿态的虚假性是很容易的：尽管政治上有差别，我们都是具有相同的爱与挂念的人的观念，中和了那时士兵正在有效地进行的行动带来的影响。对那个母亲来说，唯一合适的答复当然不是对那个士兵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是人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干你现在在干的事情呢？”那个士兵也许会在物化的职责中寻求庇护：“我不喜欢，但这是我（必须服从）的命令，”因此而逃避对自己行动的一切责任。
这种人道化（发出）的信息，在于强调人的复杂是在与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真实的天性——扮演的角色之间的间隙。“在我的家族中，军队不是基因，”在克劳德•朗兹曼关于IDF的纪录片《以色列国防军》中接受采访的一名士兵如此说道——他因发现自己是职业事务员而感到惊奇。
这把我们带回《拆弹部队》。它对在战争区域服役的日常恐惧和创伤影响的描述看起来使它远离对美军人道主义角色的情感上的欢庆——这方面的例子是约翰•韦恩著名的《越南战火》。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拆弹部队》中对战争荒谬性的简洁扼要的现实主义式再现迷惑并因此而使这样一个事实可被接受——《拆弹部队》的英雄与《越南战火》的英雄从事的正是同样的工作。就在意识形态的不可见中，意识形态，就在这里：我们在那边，和我们的人在一起，认同与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却不问问他们最初在战争中干的是什么。
当凯瑟琳•毕格罗的《拆弹部队》胜过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获得所有奥斯卡大奖的时候，人们在知觉上把这场胜利当作了好莱坞发生的一切的标志：一部以独立电影节为目标的低成本制作超过了那部技术的华丽不足以掩盖故事之简单沉闷的巨作。这是不是意味着，好莱坞不只是一个制造大轰动的机器，它同时还知道如何欣赏边缘的创造性努力？也许——但这是一个很夸大的也许。
出于其全部的神秘，《阿凡达》明白无误地站在反对全球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人一方，把超级大国的军队描绘成一股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残忍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拆弹部队》，则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美国的军队——它更符合它在我们人道主义干涉和军国主义的太平洋主义时代本身具有的公共形象。
这部电影极大地忽视了那场关于美军干涉伊拉克的大辩论，相反，它聚焦于被迫与危险和毁灭打交道的普通士兵的，日常的苦难经历。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它讲述——或者更确切地说，呈现了一系列的小故事(vignettes)——爆炸军械处理(EOD)小队的故事和他们拆除炸弹的可能致命的工作。这个选择是深度症候性的：尽管士兵，他们不杀戮，但他们每天却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拆除恐怖分子以屠杀平民为目的而设置的炸弹。还有什么能比这对我们自由（主义）的敏感性来说更具有症候性的么？我们正在进行反恐战争（亦称为长期战争）的军队，甚至在他们轰炸和破坏——在根本上不同于EOD小队——的时候，不也是在为确保公民更安全的生活而耐心地拆卸恐怖分子的网络么？
但这部电影要说的更多。《拆弹部队》给好莱坞带来了为新近以色列两部关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电影，阿里•福尔曼的现场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以及塞缪尔•毛茨的《黎巴嫩》的成功正名的趋势。
《黎巴嫩》取材自毛茨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士兵的记忆，通过从一辆坦克内部进行大部分情节的拍摄渲染了战争的恐惧与幽闭恐怖。电影追随四位老兵——他们受命乘坦克“扫荡”一个黎巴嫩城镇中已受以色列空军轰炸的的敌军。在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访谈中，尤阿夫•多纳特，扮演士兵十五年前士兵毛茨角色的演员，说：“这是不是一部让你觉得认为‘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的电影。这是一部让你觉得自己参与过战争的电影。”以类似的方式，《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以以色列士兵的视角渲染了1982年冲突的恐怖。
毛茨说他的电影不是对以色列政策的谴责，而是对他经历的一切的个人的描述。“我犯下的错误，是称这部电影为《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战争在本质上与其他的一切战争并无区别，而对我来说试图使之政治化的尝试只会平面化这部作品。”这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对作恶者创伤经验的重新聚焦使我们有能力抹去这次冲突的全部的伦理-政治北京：以色列军队深入黎巴嫩干嘛？因此，这样的“人道化”被用来使关键点模糊化：对我们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正在从事的一切和处于危险之中的一切进行残酷分析的需要。我们的政治-军事斗争不是野蛮地扰乱我们隐秘的个人生活的不透明的历史——它们是某种我们全然参与其中的行动。
更普遍地说，这种士兵的“人道化”（朝着那箴言智慧“犯错乃人性”的方向）是以色列国防军(IDF)的意识形态（自我-）呈现的关键要素。以色列媒体喜欢详述以色列士兵的不完美及其心理上的创伤，既不把他们表现为完美的战争机器，也不把他们呈现为超人的英雄，而只把他们描绘成被像所有正常人可能（遭遇）的那样被卷入历史和战争的创伤，（在战争中）犯下错误的常人。
比如说，2003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拆除了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家人的房屋。他们特别强调这么做的善意，甚至还在用推土机拆毁房子前帮这家人把家具给搬了出来。稍早的时候以色列的媒体还报道了类似的一件事。在一名以色列士兵搜索巴勒斯坦犯罪嫌疑人的房子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好让她镇定下来，而突袭的士兵发现那个被吓坏了的女孩的名字跟他自己女儿的名字一模一样。于是他心血来潮，拿出他自己的钱包向那位巴勒斯坦母亲出示了自己女儿的照片。
要辨别这种同情姿态的虚假性是很容易的：尽管政治上有差别，我们都是具有相同的爱与挂念的人的观念，中和了那时士兵正在有效地进行的行动带来的影响。对那个母亲来说，唯一合适的答复当然不是对那个士兵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是人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干你现在在干的事情呢？”那个士兵也许会在物化的职责中寻求庇护：“我不喜欢，但这是我（必须服从）的命令，”因此而逃避对自己行动的一切责任。
这种人道化（发出）的信息，在于强调人的复杂是在与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真实的天性——扮演的角色之间的间隙。“在我的家族中，军队不是基因，”在克劳德•朗兹曼关于IDF的纪录片《以色列国防军》中接受采访的一名士兵如此说道——他因发现自己是职业事务员而感到惊奇。
这把我们带回《拆弹部队》。它对在战争区域服役的日常恐惧和创伤影响的描述看起来使它远离对美军人道主义角色的情感上的欢庆——这方面的例子是约翰•韦恩著名的《越南战火》。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拆弹部队》中对战争荒谬性的简洁扼要的现实主义式再现迷惑并因此而使这样一个事实可被接受——《拆弹部队》的英雄与《越南战火》的英雄从事的正是同样的工作。就在意识形态的不可见中，意识形态，就在这里：我们在那边，和我们的人在一起，认同与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却不问问他们最初在战争中干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