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破茧，从异乡到异乡
现存的一张老照片中，三岁的萧红穿戴得暖暖和和，衣料讲究，胖嘟嘟的小圆脸抿着嘴，很难与那个漂泊早亡的女作家联系在一起。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东北呼兰县城的小女孩，后来喊出了那句离经叛道名言，承受着至今未平息的非议——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
十九岁那年，萧红嫌家里包办的未婚夫吸鸦片，几次逃婚未遂，被父亲张廷举大骂“不孝”、“叛逆”，萧红则当着看热闹的邻里跟张廷举大吵大闹，小县城里的闲话一时铺天盖地。萧红的舅舅从老家赶来助阵，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据族人回忆，舅舅这边正开骂，萧红从厨房操起一把菜刀砍了出来……
离家出走，也许是萧红一生悲剧的真正开端，她从此彻底切断了来自父母和家族的庇护，赤裸裸曝光这个缺乏善意的世界上，直至客死香江。哈尔滨的冬天漫长而严酷，扫街人每天清晨都会发现冻毙的乞丐，流浪在外的萧红也曾给弟弟写信，信件被缴获后，张廷举森严地问：“你知道这是谁的信？！这是孽子的信！” 快要冻死的时候，萧红被那个吸鸦片的未婚夫带回旅馆，男人却在萧红怀孕六个月时一去不返。遇到萧军之前，萧红被囚禁在旅馆阁楼上，老板放话，再不付房钱就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很难说她和他一开始谁主动，但至少，落魄中急需被保护的萧红，对萧军失去了最起码的矜持和判断。
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时，她长时间没洗澡，一身破长衫，气血两亏，几缕白头发在灯下闪闪触目。萧军都想走了算了。萧红挡住门，拿起一张报纸恳切地问：“你就是三郎先生吧？我刚刚读过你的文章，里面有几句对我口味的话，我们谈一谈……好吗？” 场面虽不唯美，两个文艺青年就这么风云际会的谈起文学来，谈着谈着萧军澎湃了，他才发现这个女人的眼睛也闪着灼热的光，污渍斑斑的桌子上放着她的诗稿：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萧军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因打抱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打过日本特务，跟好几位文坛宿将约过架，整风运动中还有一脚踢断指导员肋骨的光辉事迹。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要对萧军进行武斗，年近古稀的萧军道：“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不用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吓得小将们从此跟他文斗。一辈子都很好很强大的萧军，在回忆录里描述人生初见的那一刻：“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
有这样一个雄性荷尔蒙爆棚的男人挡风挡雨，萧红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那段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让她无比快乐。她叫萧军的笔名“三郎”，每天三郎出门为房租和食物奔走，教武术、教国文打几份零工，萧红就饿着肚子从早等到晚，当满身风雪的男人终于带回几个铜板，进屋就搂着萧红问：“饿了吧？”萧红说“不饿”的一刹那，眼泪也夺眶而出。俩人用仅有的铜板买来馒头，边喝白开水边吃馒头，都不停问对方：“够不够？”对方也都赶紧说：“够了够了。”
萧红显示出对萧军的极大依赖。她患有严重痛经症，每次必须要萧军出门买回一种特殊药物，陪她用热水服下，又搂着她才能安然入睡。她从旁边看萧军赤裸着胸膛洗脸，有时候萧军专注写作，只给她一个背影，萧红也会从后面偷偷用炭笔速写下来。有一次俩人分床睡，不过是两张小床摆在同个房间的东北角和西南角，萧红到半夜还哭得睡不着，因为她觉得萧军离得太远了……
情感的密度该有多密，这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要给爱人多少空间才够理智？要粘得多紧才算爱得够深？——时间一长，萧军有意无意提起前女友；他还掰扯一些大理论，唬得萧红一愣一愣的：比如国家危难他该不该去参军？他是该为萧红一个人考虑，还是为全国人民去抗日？……拉大旗作虎皮的背后，是萧军下意识的挣脱，这段亲密关系让他感到窒息。
萧军出轨了，在报刊上写诗赞美“一个南方的姑娘”，傻子都看得出这不是给东北妞萧红的。
萧红此时已拥有稳定的稿费收入，并在上海受到鲁迅的提携，她和萧军简单交割财产后，只身赴日本。萧军终生保存了萧红初到日本时的几封信件，信中仍能看到女人绵绵密密的爱意：她嘱咐萧军每天吃两个鸡蛋，还“命令”他去买一床薄毛被，再买个软枕头，因为硬枕头会损害脑神经，并让他“回信写明是否已照做”。有时她倾诉道：“现在我很难过，很想哭。” ……萧军晚年批注这些信件时，说自己并不相信硬枕头损坏神经的说法，直言道：“她常常关心我太多，使我很不舒服，以致厌烦。”
我们都需要独立，独立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伴随着无法挽回的代价。身在海外的萧红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她报日语班，布置榻榻米房间，独饮清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坐在窗前的月光下，发出由衷的感慨：“在这样的异国，自由、舒适、平静而安闲，没有经济压迫，没有精神苦难，以最喜欢的方式养活自己，写作的风头越来越健旺，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他们的通信越来越简短，渐行渐远的两个人都在无限逼近一个现实：他们回不去了。萧军再一次出轨，与翻译家黄源的妻子珠胎暗结，情人到医院堕胎，萧军日夜照顾，一时成为文艺圈最大的丑闻。萧红震怒。
像是一种开脱，萧军发表了小说《为了爱的缘故》，以高度写实的手法，重提在哈尔滨遇到萧红的旧事，描写一个受到正式军事训练的知识青年，憧憬着到东北参军，却“不幸”遇到一个等待他“拯救”的才女，青年最终为了这个女子而放弃了为大众斗争的理想。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精神上的归咎和不平等，激起萧红更大的委屈。她看到文章后立刻写信回击：“从此我就不再妨害你，你有你的自由了！” 她怒极反笑——她不在的时候萧军也没见他去救国，倒是趁机搞上了有夫之妇！
得知萧红濒临崩溃的边缘，萧军写信劝教，对自己的荒唐只字不提：“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人生最大的关头就是死，你要用'死的精神'活下去！便什么都变得平凡和泰然。” ——换做是我收到这种东西，大概会跳起来打人。——萧军一连写了几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萧红连说话的兴致也没有了，回复道：“你说得有道理，我应该照做。”
萧红回国后，二萧仍共同出席文艺聚会，私下已形同陌路。一天夜里，萧军和几个男作家剔牙闲聊，萧军说：“萧红的散文有什么好？”其他人马上附和：“结构也不坚实，她还写诗呢。”萧军弹了弹烟灰笑道：“老写诗。” 萧红突然从卧室冲出来，冷峻地对视着这群表情尴尬的大男人，心想：好啊，我每天家庭主妇一般操劳，你以一家之主的俨然模样往桌边一坐，兴致来了还要悠然喝两杯小酒，还在背后和朋友们一起鄙薄我！
萧红的眼神变了。
从何时起，她不再畏惧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我的小说不行，无非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写法来写，但我不相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挑战权威换来了更深的羞辱。某次作家聚会，朋友们发现萧红的左眼淤青了很大一块，都关切道：“好险啦，没伤到眼球。怎么搞的？” 萧红说：“黑夜看不见，跌的。”萧军大声骂道：“别不要脸了，什么跌的，还不是我打的！” 萧红又说：“别听他的，他喝醉了不小心。”萧军厌恶道：“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两人关系至此，萧军仍对外界表态：“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虽然痛苦，只要她不说分手，我决不先'抛弃'她。”
看似负责的承诺，结合萧军之前对萧红的一系列背叛和伤害，已近乎狂妄。得知作家端木蕻良追求萧红后，他当着大家建议道：“要不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萧军明知此刻萧红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如此不顾人性的践踏，显然是吃定了萧红不敢，他太了解身孕带给萧红的压力，和她精神上对他的一贯黏附。知识分子端木气得发抖，文诌诌理论道：“你不要侮辱人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萧红是一件你不要的东西吗？” 萧军挥着拳头咆哮：“看看你那副德行，我揍你！”
面对昔日爱人的丑态，萧红异常平静。她说：“三郎，我们永远的分开吧。”
几个月后，萧军遇到了年轻貌美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娘王德芬，迅速热恋结婚，他高调宣布了婚讯，把两人在黄河边拥抱的照片寄给圈内众好友。二萧终生未再见面。
萧红独自到医院产下和萧军的儿子。产后三天，萧红牙痛，向前来探望的闺蜜白朗索要了一种德国产的强力镇痛药。第四天，孩子突然死亡，白朗和医生急得要追查死因时，萧红神色冷淡……整个事件的经过，为后人留下了毛骨悚然的遐想。
萧红后来写道：
“说什么爱情？
患难的历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黄金时代》导演许鞍华谈到萧红时，说过一句很心痛的话：“她从来没有说过她是对的，她就是自己作出一些决定，然后她就做了，然后自己负责。”
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端木蕻良受过良好教育，不抽烟、不喝酒，当然也不打女人，据说被萧军揍了还要靠萧红出手相救。但是公子哥端木对家庭琐事毫无兴趣，沉重的家务全落在萧红身上，他则保留了艺术家做派，留长发，中午12点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萧红的友人们都不看好这段感情，胡风见萧红带了端木来拜访自己，劈头问道：“为什么这么急呢？冷静一下不好吗？” 胡风的夫人梅志女士分析，萧红是受够了“粗旷”的萧军，转而接受端木这种绅士。闺蜜白朗则认定：萧红跟了一个“她自己并不喜欢的人”。
旁人的指手画脚还在其次，最让我心痛的，恰恰是萧红自己的态度。——她曾对友人说她“有时候很烦端木”，她还说端木是个“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上海沦陷后文人们纷纷避往武汉或重庆。有一次萧红在武昌乘船，朋友问她怎么一个人，萧红反感道：“一个人不能过江吗？” 萧红找人买票入川，对方问要不要和端木商量，萧红睁大眼睛问道：“为什么要和端木商量？” 还有人想看萧红和端木的合影，萧红拿出照片时神情极不自然，也不愉快，谈都不想多谈。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与一个不爱的人共同生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轻贱。如果说与萧军的感情还能因爱开始，以痛苦为名义结束，与端木这段婚姻则是终日的麻木，和将就。
重庆时期，有朋友每天在街上见到萧红和端木。端木走在前面，萧红总是低着头相隔两米尾随，不认识的只当他们彼此是陌生的路人，认识的，会以为他们刚刚吵过架。时值深秋，萧红比以前瘦了很多，怂着肩，缩着脖子，背还驼着，丝毫不像个不到30岁的少妇，与之前那个昂头挺胸时而大哭大笑的北方姑娘相去甚远。
现代编剧家靳以记述，有一次他去探望萧红，萧红略带羞涩地掩上稿纸，说在回忆鲁迅先生。端木听到了，走过来用轻浮的语气打断道：“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认真看了一点后，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的？”
这有什么好写的？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你轻飘飘地问她：这有什么好写的？！
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萧红看到残垣断壁，闻着空气中尸体腐败和烧焦后混合的味道，迅速托关系买到机票，又秘密飞往香港。
萧红生命的最后几年，是真正与大时代逆行的几年，也是政治不正确的几年。早前就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延安，她的回答谨慎但坚决：“我的愿望就是想好好写作，对政治，我不了解，很外行。我愿意作一名无党派人士。”
作为曾经开抗战文学之先的知名作家，萧红在这个敏感时刻“出逃”香港，舆论哗然。——重庆的朋友们表示出失望和愤怒：“怎么会想到去香港！”文艺界亲中的日本友人也称之为“谜样的香港飞行”。胡风甚至公开追问：“她（萧红）为什么离开抗日的大后方，离开这儿熟悉的朋友和人民群众，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目的和打算。” 胡风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在给艾青的信中提到：汪精卫去了香港，萧红“也”去了香港……
萧红用作品回应了所有质疑。
隆冬季节的香港，依然和煦如春，完全没有战火笼罩下中国大陆的荒寒与恐惧，温暖安宁的环境让萧红得以喘息，也催生出她一生中最动人的文字。一年半的时间里，萧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片小说，四幕哑剧和几篇书信、散文共数十万字作品，其中包括著名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和《小城三月》。1940年底，萧红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完稿，她终于写出了一直想表达的故事，欣喜万分，这个呼兰河的女儿沉浸在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魂魄在关山之外的北方大地上久久徘徊。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香港时间12月8日早晨8点，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空袭香港九龙机场，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凄厉的警报、此起彼伏的轰炸、四近玻璃的碎裂、街上行人的尖叫，逃亡了大半个中国的萧红又一次被拖入这个噩梦般的场景，她再也逃不动了。多年来不断损坏的身体，长期颠沛，萧红患有严重肺结核又遭到误诊，于1942年1月在缺医少药的战火中离世，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
为了在战争年代最大限度保存萧红的骨灰，端木蕻良把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另一半埋在香港某女校校园内。1957年，原葬于浅水湾的骨灰被中国广州文联接回大陆，安葬于广州银河公墓。其余骨灰灭失。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呼兰河传》里，萧红这样描述她小时候的那个家。也许她自己都不曾想到，那个她当初举着菜刀对抗的家，成为她后半生最重要最柔软的寄托。据记载，萧红在香港病得意识模糊时，说她很想见一面父亲。
《呼兰河传》1942年出版后，销量极差。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举国高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评家们严厉批判萧红“不去写战斗文章，却一味怀旧抒情”，称之为“大倒退，文学上的败笔，完全脱离群众和斗争”。当时普遍分析认为：“二萧在一起时，萧红的作品是积极向上的，离开了萧军，她也离开了火热的生活，只能躲进童年的回忆。”……时间进入到2000年，意识形态退潮，《呼兰河传》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9。同列前十的，还有第4名张爱玲的《传奇》，和第5名钱钟书的《围城》。
“晚饭过后，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好像是天着了火。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 这段我们有点眼熟的文字被编者取名《火烧云》，出现在全国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于是语文老师大声问道：同学们，什么成语可以概括云的颜色？哎对，色彩斑斓。这段话用了什么修辞？哎对，排比……小学老师不会讲，小学生不会懂，《火烧云》正是节选自《呼兰河传》，由一个东北作家在南洋写就，那样色彩斑斓的排比句，是一个归途无望的女子用病体点燃的，焚烧了她的乡愁。
人应该怎么活？我觉得这是萧红一生都在思考并且实践的问题。选择来到香港这座孤岛，萧红的人生实际上已走到绝境：亲情、爱情、友情、健康、声誉、事业都已经枯竭，只剩写作本身。现实中的走投无路、满盘皆输，让她无限接近文学的本质。——岁月无情流逝，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品早已湮灭无闻。远离了战乱，远离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等口号，人们于80年代重新发现了《呼兰河传》，它像一株不死的花朵开在历史深处，其凄迷、任性、伤感、魅惑的文风，让呼兰小城成为阅读中国现代文学者的又一处精神家园。萧红被封为“文学洛神”。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我闲逛至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一家书店，在红色专柜看到了萧军的巨作——萧军文集和其他数位革命伟人的文选成套装潢，颇庄严的，像一面烫金墙纸糊在一溜儿书架上。不带任何偏见，那的确是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普通顾客甚至没有走过去翻翻书皮的欲望。
当时正值萧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几步之遥，萧红的小说、散文、传记、海报和各类衍生作品被摆在书店中央的展台上，任由人头攒动的市民们选购……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想大哭的冲动，哭畅销书架上这个被人们争相翻阅摩挲的名字，哭这个一辈子被萧军蔑视的才华天纵的女人，哭她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却倾尽一生逆流而上。——大半个世纪过去，关于二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高下，我相信，时间和读者已经给出了公允的评价。
滚滚红尘来易来去难去。萧红和萧军，这是两个注定无法分割的名字。
据说在弥留之际，萧红对身边的朋友说：“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三郎，告诉他我现在的情形，他一定会赶来。”
萧红不会料到，当时对她不闻不问的萧军，晚年热衷写回忆录，包括把二人私密的情书整理后出版。畅谈往事，他以坦诚的姿态再一次践踏了萧红：“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 '妻子' 的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遗憾。” 或许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毫无顾忌的提及和否定。萧红去世几十年后，萧军在媒体上评论她是“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另外，老头儿萧军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80年代后突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有一点却令人寻味——人证史料俱在，一向敢做敢当的萧军，后来不承认打过萧红。我猜，他不敢回想起那个女人在他拳头下躲闪的样子，那份心痛和后悔，伴随了他一生。
有一天，那大概是萧军晚年生活中平凡的一天，一位文学爱好者登门拜访，问起那封电报。
如果，八卦的文学爱好者满怀期待地问道，如果萧红临终前发出那封电报，您真的会去救她吗？
萧军笑了：“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带着老花镜看悠悠岁月，再硬朗的男人也从眼底涌起点儿温柔吧。这一刻，萧军一定重新记起了那个他曾发誓要拯救的爱人，她又笨、又犟、身体不好、还老掉坑里，总是要靠他强有力的手臂把她捞出来……话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几几年呢？那天她一屁股债被困在小旅馆，蓬头垢面地趴在一张污渍斑斑的桌子上写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千层万层的往事涌上来，萧军在想香港沦陷又是几几年的事儿呢？他仿佛能听到那一年凄厉的空袭警报，听到她在喊一个叫“三郎”的名字。人之将死，思念也会柔软，她在梦与醒之间想起了她一生所爱的英雄，他结实的胸膛和铁一样的臂膀，在那个炮火连天的人间炼狱中变得格外真切。她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些在哈尔滨相依为命的日子，至死都以为只要他听到她的呼唤，一定会再一次破门而入，拯救她，搂住她……
萧军毕竟是萧军。访客走后，他写了一首诗：“文章憎命鬼欺人，一别何期剧委尘。地北天南哀两地，已无只手再援君。”
作为一个喜爱萧红的女性读者，我不愿意她看到这首太过理性、太过残酷的诗。我更不愿意她知道，萧军后来成为中央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他跟王德芬相伴到老，生了八个孩子……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萧红生前曾这样总结自己。萧红故后，她曾经就读的小学和中学分别更名为“萧红小学”和“萧红中学”；1982年“萧红故居”挂牌并由黑龙江省省长提匾；1992年黑龙江省呼兰河县举行萧红纪念碑落成典礼。极尽哀荣的后事，不知能否让这个骨灰都灭失不全的女子魂归呼兰河畔？其实，心安处即故乡，愿她从此不再漂泊。
前不久罗大佑为她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萧红——“总要坦然面对失去换来的拥有；总要昂然决定低头或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一个人自由地笑，自在地哭，此生不朽……”
愿春风撕开呼兰河的千里冰封，河水一路奔流向蓝天碧海，河岸上爬满绿油油的黄瓜藤，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
愿她自由，愿她在那个世界安息。
（文：毛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