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三则
远游不思归
一九一一年，周作人结束五年的留学日本生活，回到故乡绍兴，不久后写了一首诗：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追，但令心暗伤。”
此诗处于周氏生活经历的一重要节点上，且反映其微妙心态，后世的许多研究资料及著作都引用过，如张铁荣、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如钱理群版、倪墨炎版、止庵版的周作人传记。
读《陀螺》，内有“杂译日本诗三十首”，选有堀口大学三首，《故乡》为其一：
“在生我的国里，
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作外国的
我的哀愁！”
可以看出，这首诗与周氏的前诗在底蕴上何其相似，虽一是对异乡的怀恋，一是对故乡的隔膜。
不知堀口大学写作《故乡》的年份（国内无其诗歌译本），也就不能确定周氏写“远游不思归”一诗前是否读过堀口此作。堀口大学生于一八九二年，青年时代加入与谢野铁干创办的“新诗社”，习作短歌，后转为诗歌创作。一九一一年庆应大学肄业，随任外交官的父亲出国。从其经历来看，他在一九一一年之前写作此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氏读到此诗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推测成立，周氏回到绍兴后的那首诗或会受其影响。
若堀口《故乡》写于一九一一年之后，上面的推测可取消，但周氏在日后多年选译日本诗时，择其《故乡》，却是值得玩味的。他在题记里说：“今年春间卧病，偶看日本诗，译出若干首，近时到西山转地疗养，始能整理录出，并加入旧译数则，共十三人，诗三十首。”其时为一九二一年，据周氏“远游不思归”一诗已隔十年，他在译堀口《故乡》时，想来是有所感喟的吧。
因周氏在政治上的失节，有些研究者对其作品采诛心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如王锡荣的《周作人生平疑案》，内有云：“他在鲁迅再三催促之下回国之后，不久写了一首诗，其中道：‘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追，但令心暗伤。’在无奈回国以后，还常常回忆起在日本的这段美好时日，竟然产生了这种‘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的变态心理，这为他以后的附逆落水埋下了祸根。”这样的论断实在有些可怕，若一个人日后犯错，那其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追后账，要索隐、剔抉潜伏的“祸根”，不知伊于胡底。
如果依这样的逻辑，那堀口大学写《故乡》一诗，应该也是出于“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的变态心理罢。
谈野草与话接收
一九四五年八月，常风带着一位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天主教神父文宝峰前往八道湾，如约拜访周作人。谈话快结束时，“周问我看见当天的《华北日报》没有，我告诉他看过了。他说‘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他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我听了不由得很惊讶，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话返回头去，再说知堂先前写的一篇文章《野草的俗名》，曾颇遭人诟病。原因无他，在于文末的落款时间及地点——“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这篇文章有一定长度，分八个小节，征引繁多，显非一日可写就。卢沟桥的硝烟尚在，新撰如此悠悠闲闲的随笔，难怪知堂被人讥刺，疑其陈叔宝全无心肝，冷血如是。
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野草的俗名》收尾的几行字：
“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
“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知堂特意点出这个时间，表明并未忘却自己的不合时宜。
上述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现代史（同时也是周作人本人命运）两个关节点上，而他的表现，或会让我们感觉略显奇怪，大约还是用“不合时宜”这个短语好些，冷静得不可思议。这是为何？
张中行曾写了两篇关于知堂的文章，于《再谈苦雨斋》中，谈过知堂的性情和气温厚，“来源闹不清，只好采用一种无价值但不会大错的解释，是‘天命之谓性’加学识的厚重。关于前者，北京大学有的人不这样看，记得，也许是赵荫棠先生吧，说过，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因为杨有憨气，周，如他的别号，是知且智”。
修养的圣人，这个论断说得好，知堂是无憨气的，他的温文克制是修养得来的。所谓修养，即愈是紧要慌乱时，愈是须克制，不露声色。所以在战火迫在眉睫时，他却谈论野草的俗名，关心名物训诂和民俗学，且专门点明“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战争结束，自己即将沦为阶下囚，客人来访，偏偏说些冷静得有些离谱的话，让人莫名的难过。或会说，讲这些话，是因知堂无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可以逃过战后惩罚，其实，如果看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理论上鼓吹汉民族的思想，在实际事务中，将弟子沈启无“破门”，反击日本片冈铁兵所谓“反动老作家”的攻击，种种举动，都表明他预感战争形势的趋向，自己难逃的命运，提前已做某些铺垫了。
因之，勿论是谈野草，抑或话接收，于冷冷的表皮下，其实隐藏着个体矛盾激荡情绪的潜流，这是我们不能不察知的。
张宗子的文章
明末张岱是鲁迅、周作人的乡贤，其著书为作为后辈的周氏兄弟遍读，且刻意搜集，拟刊行（虽未成）。周氏兄弟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并赞赏张岱，如鲁迅在《五猖会》《无常》《题未定草（六至九）》等中，多次引用张岱文字，而周作人作为提倡明末小品文的前驱大纛，更是避不开张岱，不仅频繁说起，且为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写序，大加揄扬。
不过，具体落到张岱的文章写法上，周氏兄弟的态度要微妙一些。
可以先说一下发生在三〇年代的一次论争。其时，林语堂写了一篇《小品文的遗绪》，将周作人与明代公安派对等，认为乃一脉相承。这让周作人极不满意，这种不满自然是因为林语堂的“眼光”，他在一篇《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说，“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或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误解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写作笔法，周作人可能会以为林语堂强作解人，不过又自重身份不好太多分说，只是点到为止，且隐去林语堂之名。
老师不方便说，废名代师出头，写了《关于派别》（发在《人间世》上），话语不太客气：
“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二十二期《小品文之遗绪》一文里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见窃不能与林先生同。据我想，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求之。……我觉得知堂先生的文章同公安诸人不是一个笔调，知堂先生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而此却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色。”
这里虽然说的公安派，张宗子并非其列，且较之公安三袁，宗子要高出不止一筹。但废名所说“知堂先生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这话是很懂得知堂的），而张宗子恰正是有那些文采，更有兴酣笔落的情形，这是知堂与这位前辈的大的区别。
鲁迅的文章渊源乃六朝，这一点与二弟一致（虽也有差异）。他对明末小品文的抨击虽与时事相关，但于个人的喜好，他的确不太有兴趣。
而说到张宗子的文章，好固然是好，却并非没有缺陷，就是有时写得“巧”了。而周氏兄弟作文，却从来避开精巧，宁可拙一些，更平淡或冷峭一些。
比如“湖心亭看雪”，是写得好，但可一不可再，太过精巧，推之欲倒。鲁迅、知堂写文章不用此法。
宕开一笔，谈谈另一位古人。我读“湖心亭看雪”，想起“记承天寺夜游”——苏轼之短篇，总感觉有相似之处。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苏轼）
“雾凇沆砀， 天与云与山与水， 上下一白。”（张岱）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苏轼）
“到亭上， 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张岱）
我认为还是东坡更厉害些，因为他更为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