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一位女英雄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她，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2岁。她，就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巾帼英雄秋瑾，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
秋瑾，生于1875年11月8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她少年时热情而倔强，最钦佩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丛生。秋瑾救国情切，愤然赋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热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成战士的盔甲，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身其身乎？”
及笄之年，父亲调任湖南湘潭知县，她随父由福建到了湖南。不久由媒人说合，父亲把她许配给当时在湘潭做生意的荷叶(今双峰县荷叶镇)富绅王家。光绪十八年，十八岁的秋瑾正式嫁到王家，成了王家公子王延钧的妻子。光绪二十一年，丈夫到北京纳资买到了一个部郎的京官。这年春天，秋瑾随丈夫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远离父母，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正进行科举考试，一千多名举人云集北京，在康有为的领导下，集体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嗣后他们办起《中外纪闻》、《万国公报》，痛斥清政府官员的腐朽无能，分析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养在深闺的秋瑾读了这些报纸，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不断地在胸中涌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迅猛展开，《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只要能找到，秋瑾都如痴如醉地阅读。“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她闻所未闻，“君主立宪”的政治观点使她茅塞顿开，她觉得国家有希望了，她为之欢欣鼓舞。
可悲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的丈夫王延钧仍然热衷名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已背道而驰，终于分道扬镳。与丈夫分手后，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创作的《鹧鸪天》抒发了她立志为国牺牲的心声——“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在日本期间，秋瑾结识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从此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1905年，秋瑾回国筹集革命经费，到上海拜谒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后经徐锡麟介绍入会。同年７月再赴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学，组织“共爱会”，自己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
翌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她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株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
1906年，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其时，徐锡麟通过关系找到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并在其帮助下被任命为巡警学堂警察会办。不久，恩铭又授给他陆军学校监督一职。在获得了恩铭的信任以后，徐锡麟即与秋瑾定下“皖浙同时起义”的盟约。
1907年7月6日清晨，徐锡麟寻机将恩铭击毙，并率百余人占领了军械所，随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终因力量悬殊，激战4小时后被俘。当天深夜，徐锡麟被剖腹挖心，英勇捐躯。举义失败的消息直至7月9日才传到秋瑾那里。其时，她已将浙江起义的日期推迟到7月19日，在获悉安庆起义失败后，仍计划按照约定日期举兵。但此时清廷早已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7月13日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率领未撤走的学员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她苦心经营的光复军起义，就这样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了。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绍兴知府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但是直到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写供词，于是留下了传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绝命诗。
贵福怀疑李钟岳有意偏袒秋瑾，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敭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钟岳，令他马上执行。李钟岳先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为理由拒绝行刑，最终却不得不执行命令。
时已子夜，李钟岳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他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7月15日凌晨，秋瑾慷慨就义。据当时《时报》报道，行刑队伍“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
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掀起全国各地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就写下了《对酒》这样豪放的诗句，表达自己以生命换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而在她就义之后，各地民众对她的怀念与歌颂，最终演变成辛亥革命爆发的疾风暴雨。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
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与岳飞、于谦、张煌言等民族英雄以及秋瑾的革命战友陶成章、徐锡麟并峙湖山，孙中山特题赠“巾帼英雄”挽幛。烈士遗骨几经迁葬，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得安息。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一代英魂从此与青山碧水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