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镜子

1867年，诗人马拉美陷入精神危机的最严重期。他向友人写道，如果书桌前没有镜子，他就回到了虚无之中。似乎要靠镜子，他才能获知自己的存在。

这不是简单的幻觉，更像清醒的描述，因为人丢了他的存在这种事，并不难想象。只不过，马拉美的感觉非常地脱离西方的精神状态，即人把握着他的存在，人直接地是“我”。

这种精神状态太正常，以至于这样重新描述它都显得多余：“我”当然直接就是“我”，不像危机中的诗人一样要借镜子才是“我”。在个体的社会中，个体自然地先做个体。

然而在非个体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情况不同，发现本来的正常状态也有些异样了。邻国日本的社会里，“我”几乎从来不能直接是“我”，“我”需要是集体面前的样子。

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在西方东方可能都是互相掺杂的，只不过在日本我们对另一种精神状态看得更明显。在文学上，夏目漱石说日本人不讲“我爱你”，最好用一句“月亮很美”来告白。在日常中，如果你知道这种精神状态，就很容易理解不少日本人不分场合戴着口罩。

月亮或者口罩，就是东方的我的对面的镜子。对于镜子之外的“我”，东方人好像不太会处置，不像西方人那样用得自然，毕竟那本来就是后者的出发点。东方精神不太清楚自己需要镜子，或者说，以为自己需要的是面子或融洽的“空气”。而西方精神就省事多了，只需要玩具。

这之间已经没有高下了，那集体的空气，那自己的玩具，都关系着类似的社会复杂机制。东方有个人物欲，西方也搞社会和谐。然而两种精神似乎还是不同的，而且都会强化自己的不同。一个我之中充入更多的我，一个我更见不到自己。即使现在，我们也能找到正巧相反的两极：一个爱发推特的总统，一个一切讳莫如深的社会。

当然，两边都有不满，也会有去往反向的两种理想派，似乎人成了社会力量，才能解决问题。但人自己也是问题。人处于一切事物之中，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这场透明的危机。

按：越做专研，杂念越多，不书不快，便凑几段草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