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当代伊朗：深入理解一个神权共和国家的冲突与复杂

想了解今天中东的各式冲突，除了走进大部分为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国家外，就是走进伊朗。

在斋戒月的最后一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Shah Abdol Azim 圣陵聚集了大批伊斯兰信徒，位开斋节进行祷告。

当1979年伊朗革命，新宪法通过，伊斯兰什叶派教士取得政权之后，一道道伊斯兰教法成为正式国家法令降落在每个伊朗男女老少头上。原本巴勒维国王专制下的世俗王国，惊人地转变成神权共和国。什叶教士政权意气风发，甚至扬言将伊斯兰许诺的正义，带到其他穆斯林地区。冷战格局下，伊斯兰版的“输出绿色革命”应然而生，引起周边国家大为紧张。

什叶神权共和国的建立，为这个多事的地区投下新的不确定因素，伊朗的外交政策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反美、反以色列，甚至反对部分的逊尼政权——在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前提下。加上神权共和国的建立碰到沙乌地阿拉伯成为伊斯兰逊尼共主的野心，给这个区域40年以来的冲突，增添了教派冲突的色彩。逊尼与什叶，是伊斯兰的两支派系，西方常用“天主教／新教”来类比，历史上并非总是水火不容，然而连结起国家机器，对接国家利益时，总是给国际冲突火上加油。

因此，想了解今天中东的各式冲突，除了走进冲突国家（大部分为阿拉伯世界）外，就是走进伊朗。什叶神权共和国并非无中生有，许多特色可以归因于500年前萨法维帝国时期（1502 - 1736）所留下的遗产。而今天神权共和国的部分处境，与500年前遥相呼应。其中最核心的，是宗教政治，“什叶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什叶与萨法维

15世纪末，来自伊朗北部一个伊斯兰苏菲派的教团，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团体，一路征服整个今日的伊朗地区，1501年正式建立萨法维王朝，领土涵盖今天包括阿塞拜疆南部、伊朗、伊拉克南部、阿富汗西部等地。萨法维的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Ismali I），据信是为了与隔壁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抗衡，强行下令将王朝子民从逊尼教徒变成什叶教徒。伴随的手段是暴力、迁徙与逼迫，在王朝雷厉风行的手段之下，进入17世纪以前，伊朗全境大部分都转为什叶教徒为主。

萨法维的君主将伊朗变成了什叶为主的地方，但毕竟是透过暴力的方式，而非原生，仍有逊尼的影子残留，加上1979年为了建立不存在的伊斯兰现代国家，引用了不少逊尼的严格教法解释。例如所有女性必须穿戴头巾，甚至在革命初期全身穿著黑色罩袍、公共交通工具男女座位分开。如此将教法设定为国家法律，在其他什叶教徒为主的区域（伊拉克南部、黎巴嫩），是完全没有的。今天在伊朗女权团体的争取之下，已不再要求大黑色罩袍，代换以五颜六色的头巾。

萨法维国王们碰到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当时伊朗的什叶宗教学者区指可数，马上就面临了“改革人才不足”的问题，因此在驱逐当地逊尼教士的同时，也大量从阿拉伯地区“招贤纳士”。1979年以后，神权共和国投入大量资源到宗教教育机构，训练出更多的教士。今天，伊朗路上不时可见包著黑白头巾的教士，可以追朔到萨法维时期。

不过，更源远流长的是“王权”与“神权”的冲突。萨法维所订立的什叶派，是十二伊玛目什叶派，认为在最后一位伊玛目重新出现在人世之前，不会有真正公正的秩序；而什叶教士的任务是远离政治，专心于可兰经。然而，萨法维的强盛与安全保护却也让什叶教士感到多重复杂的反应。什叶教士一方面重新诠释什叶传统“虽然不是最公正，但是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也推出新的神学解释帮助萨法维巩固王权，另一方面也以“神权大于王权”挑战萨法维君主。整体而言，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教士来说，萨法维的“什叶化政策”，提供了什叶派千载难逢扩大势力以及提供个人发展长才的的机会。

同样的冲突也体现在今天的伊朗神权共和国。象征“神权”的最高领袖不经选举产生，任职至死，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却不受监督。象征“王权”（世俗权力）的总统，则每四年经由全民普选产生。而什叶传统下不该亲近政治的教士阶层，却成为伊朗的统治阶层，甚至连总统一职，也不时由教士出身的政治人物所担任。如此冲突类似于台湾的“双首长制”：最高领袖“有权无责”，总统“权小责大”。理论上，最高领袖应该平衡党派的关系，不偏不倚，实际上往往偏向强硬的一方；人民众反感于强硬派的政策，往往会将票投给改革派。伊朗政治体制的弊病，如同台湾，只能修宪解决。这些冲突，早在萨法维将什叶立为国教，提携什叶教士共治国家时已然种下。

三大火药帝国

萨法维的第二个遗产是国际政治性的。伊朗，同时也是古代波斯，曾经在伊斯兰创教前多次建立庞大的帝国。后来遭到阿拉伯人征服、蒙古人蹂躏，积弱不振；百年之后直至萨法维王朝建立，才重新以“新波斯帝国”之姿，重新回到世界，至少是伊斯兰世界的强权舞台，挤身为三大火药帝国（会用枪砲火药作战）之一，与东边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和西边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齐名。

自建国以来，与鄂图曼帝国交手多次，有输有赢。在萨法维王朝期间，曾两次短暂统治过巴格达数十年。今日，美国推翻伊拉克的海珊之后，伊朗对巴格达政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伊拉克两大什叶圣城卡巴拉与那加夫充满著来自伊朗的朝圣者，景象不禁遥望当年萨法维时期。

然而，为了远离与鄂图曼争战的西北前线，萨法维一路从发迹的阿尔达比勒迁都到大不里士、加茲温，最后落脚于伊斯法罕。多年的太平、位处于商贸路线以及萨法维君主的大兴土木，使得伊斯法罕成为当时最国际化的都会之一。来自阿拉伯、印度、中亚、欧洲甚至中国的商贾，汇聚到这个商贸中心进行交易。今日的伊斯法罕尽管不在汇聚“权钱”于一身，但昔日的建筑遗迹，作为“波斯－伊斯兰”两个文明结合的最辉煌见证之一，仍吸引著各地的游客前来朝圣。

从萨法维角度看今天的伊朗，或多或少有如从波旁王朝看法国、宋朝看中国；在近代帝国的废墟与遗产当中，捕捉今天人民与社会深层的样貌，挖掘出穿越百年的连结。今天的体制、习惯、风俗以及问题，有些并不尽然是当代殖民帝国的遗绪，抑或近十年才有的情况，而是在抽丝剥茧下，从历史上的帝国找到今日的踪迹。更重要的是，从萨法维看当代伊朗，这段“时间”的距离，容许我们与当代神权共和国伊朗的“复杂性”与“冲击性”，拉出一个可以冷静观察的空间。

这次，端旅行将随著萨法维王朝崛起的路线，从里海海岸的教团原址，沿著北上到教团转化为军事团体的阿尔达比勒，再沿著迁都的路线一路南下。从大不里士，加茲温再到伊斯法罕。从纯宗教的苏菲灵修，到鞍上突厥人的铁蹄与刀剑，再到波斯人的核心区域，目睹什叶伊朗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