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皮姨妈

麻皮姨妈比我母亲大三岁，听我母亲说，麻皮姨妈是真的命苦，十个月大的时候，她母亲一大早去鸡窝掏鸡蛋，谁知才蹲下来打开鸡笼的盖子，迎面一条青蛇直挺挺地立起对着她，把她母亲唬得当即面色铁青，一口苦水上涌，生生地苦胆破裂魂飞魄散。农村办丧事是把死人放在门板上抬出去，当麻皮姨妈的母亲被停置在门板上时，麻皮姨妈饿得受不了，小婴儿呀呀地叫着往母亲的尸体爬过去，拼命用肉嘟嘟的小嘴去咬母亲胸前的乳头，旁边办丧事的人看得全都落了泪。

麻皮姨妈的父亲虽然没有续弦，可也没心没肺地不管女儿，尤其表现在她五岁时生的一场天花病，一般生天花的孩子会脸上身上长水痘，又痛又痒，需用绳子绑住手脚防止她乱抓头面留下伤疤，这一套麻皮姨妈的父亲是不懂的，也不想明白，所以不可避免地，就造成了麻皮姨妈一生的遗憾。

满脸伤痕的姨妈因此成了个丑丫头，她免不了从此自卑，同时又是倔强敏感的，父亲常年在外忙碌，之后又娶妻生子终于搬家去了其他的城市，她便轮流在远的近的亲戚家里寄养，许多人都嫌弃她，十岁的光景时，有个亲戚见她衣衫单薄，便从家里翻出套补丁叠补丁的旧衣裤送过来，谁知被她寄养的那家大婶当即劈手夺过去，喝道，“她也配！”

这一句话肯定成了她少年时最具代表性的阴影，而她也因此养成了受得住任何眼色与鄙弃，于夹缝困境中讨生活的能力。

麻皮姨妈十四岁时终于被送到我外婆家寄养，外婆温柔善良，尝尽人情冷暖的麻皮姨妈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温暖，也从此把我外婆视作世上最亲的人。

从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或许是麻皮姨妈人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每天和我母亲一起上学放学，逛逛小吃摊，偶尔从大人那里要些零花钱看场电影，可惜好景不长，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年轻人高呼口号，传达着来自伟人的指示，麻皮姨妈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上山下乡的狂潮，她跑回来向我外婆要户口簿，外婆自然严厉阻止了她，然而倔强的麻皮姨妈是很“鬼”的，同时亦是冥顽不灵的，或许存着要打开一片新局面的好胜心，她竟然偷了户口薄自己去办妥手续，被组织安排到贵州开荒。

当得知一切木已成舟后的外婆当即晕了过去，醒来后大哭道，“小娘呀（宁波人把小女孩称作小娘），你可知道，从此你就是死了，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

这话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麻皮姨妈才痛心疾首地承认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外婆去世，她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一颗红心的麻皮姨妈在贵州果然吃了很多苦，好在她从小也是在烂泥加白眼中一路跌跌撞撞的存活过来，贵州的贫困与边缘化，对于她，不过是从level8降到level10的程度而已，而对于许多娇滴滴的城市知青，却是整个世界的粉碎性重组。

她很快地融入了当地人群，与农民结婚，下田种地，在后院养鸡养猪，手脚不停同时朴落落一路生了五个娃儿，在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至低到至低，所有人胼手砥足累死累活不过就是为了糊个口而已，然而要强能干的麻皮姨妈硬是带领全家人杀出一条生存之道，用她女儿的话来说，即使是最苦的日子里，一家人依旧吃得饱饭，偶尔还能杀鸡吃肉。

改革开放之后，麻皮姨妈更是发挥了她的远见与交际手段，她大方好客，善待同事，巴结上级，或许是因为从小缺少母爱，她总是把自己骨肉放在重中之重，将家庭团结视作头等大事。

几个孩子纷纷长大，在当地找到工作，再组成家庭，如一株移植后的藤萝，枝条与根须同时奋力伸展，四通八达，最终牢牢地扎根于这块土地。

高铁通车后我陪母亲去贵州看到麻皮姨妈，见她脸上疤痕淡淡，掩不住原本秀丽的五官，她与我外婆同样是满月似的圆脸，干净利落，观之可亲。

母亲感叹说，麻皮姨妈真是有后福，人之初的一手烂牌居然打得顺风顺水，越来越旺，五个子女都有出息且孝顺，兄弟姐妹相互照顾，团结紧密，麻皮姨妈便是威风凛凛的一家之主，进退有度地指挥着全家人往康庄大道稳稳前行。

“我是再也回不去了！”麻皮姨妈搂着我母亲哭，念叨着在上海的老房子里的那些旧事，不过我觉得她也并不需要回到哪里去，丧母、失父、残疾、流放，一个弱女子竟然能禁得住种种厄运舛途，硬生生把绝境拗转至正轨，还需要说什么呢？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都能开花结果，待尘埃落定后再扭头往回看，那些痛苦多么苍白，那些屈辱多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