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被遮蔽的痛苦
“每隔一刻钟,有个声音反复提出一个最乏味的问题,得到最冷漠的答案,被挑起的烦恼带着新的重量压在这些女人身上,要不是童年时就养成的习惯没有教会她们承受一切,我们还以为她们是不幸的。最终,先生们回来了,如此期盼的时刻,并没有怎么改变做妻子的方式:男人们在壁炉边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女人们留在房间深处,上着茶。该走的时候,她们跟丈夫一起走,准备好第二天重新开始与前天相比只有年历上的日期和岁月的痕迹不同的生活。岁月的痕迹最终刻在了这些女人的脸上,以显示她们这些年来仿佛生活过。”
斯达尔夫人,《柯丽娜或意大利》(西蒙娜·巴莱耶Simone Balay 序),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古典文丛,1999年第368页
《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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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
不幸,这个可怕的字眼,在青春年少时就听到了,而思想却没有理解它的含义。悲剧是虚构的作品,把厄运当作展现勇气和美丽的画面呈现在你面前;死亡,或幸福的结局,在片刻间结束了我们体验到的忧虑。走出童年后,赋予我们的一切印象以魅力的某种温柔,总与痛(douleur)的形象形影不离。但是,常常只需满二十五岁就能到达感情生涯里突出的一个厄运年代。
因此不幸如人生一样漫长。它由你的过错和命运组成;它让你受尽侮辱,受尽折磨。漠不关心的人,亲密的熟人,以他们跟你相处的方式,向你展现你厄运的缩影。每一刻,那些最简单的词汇和话语, 再一次让你听到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意料地让你惊讶。如果你有什么计划,它们总是落在最痛处。痛苦无处不在,近乎让本该跟它最没关系的解决方法变得无法执行。我们努力去对抗痛苦,采取荒诞的计划去战胜它。但仔细想想,没有一个计划是可行的,不过是内心的又一次失败。我们感到自己被强大的魔爪般的唯一念头抓住了。我们克制思想,却又无法分神。生活中有一件工作不容许休息片刻。夜晚是整个白天唯一的等待,睡醒是痛苦的一击,每天早上都带着惊人的效果向你展现你的不幸。友谊的安慰浮于表面,但是最爱你的那个人,对你关心的东西,却丝毫没有与你分享半点不安念头的意思。这些念头没有足够的真实性,得不到表达,而由此导致的行动却激烈得足够将你吞噬。除了在爱情中,那个爱你的人说到你的时候,考虑的是他自己,除此之外,我实在无法理解,人们如何能够一边想着痛苦,一边下决心继续将痛苦维持下去;况且,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痛苦根深蒂固,无论是什么大事发生,还是勇气,都不能移开它。于是不幸持续下去,它有某种枯燥的、气馁的东西,在烦扰了别人之后,自己也感到厌烦。我们感到存在的感觉就像毒针在追逐着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呼吸一天,一个小时,养精蓄锐,好重新开始内心的斗争。我们要在重压下重新站起来,斗争是沉重的,我们找不到可以支撑的点以战胜其余的一切。想象力无处不在,痛苦是所有思虑的结束,而新的思虑又蹦出来,去发现新的痛苦。越往前走,地平线就越近。我们试着用思考战胜情感,但思考增加了情感。最后,我们很快相信我们的能力下降了。自我的衰退让灵魂凋零,却丝毫没有祛除痛苦的力量。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休息的那种情境,我们想逃避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然而这种努力更令人不安。那些多愁善感、甘愿痛苦、顾影自怜的人,都谈不上不幸。只有厌恶自己,而又感到与自己的存在相连,就好像自己是两个人,彼此厌倦。必须不能再享乐,再消遣,才能只感觉到一种痛苦。最后,需要某种令感情干涸的灰暗的东西,在灵魂里只留下焦灼和滚烫的印象。这样,痛苦就成了所有思想的中心,生活中唯一的原则,我们只能通过痛苦认识自己。
斯达尔夫人,《论激情对个人幸福和民族幸福的影响》,巴黎,Rivages袖珍本,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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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厅
不用年来计算,仅用小时稍稍数一数,就会发现等待就是一种酷刑。无论在哪里等待——不管等待的地方有多奇妙:最美丽的城市,雪里的木屋,海滩,我们眼里看到的,都是冰冷的、不加装饰的等候厅的模样。唯一的亲切关注,是堆在等候厅中间的矮茶几上的一叠无法卒读的旧报纸。全世界都能在等候厅发生变化。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的行为显得有多疯狂或放肆,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忘记等待。我们就是在等待。即使我们成功地骗过等待,我们也不能骗过自己。
人们不会错得更多。等待是那么显眼。在咖啡馆里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一眼就能看出正在等待的人。他神色僵硬、警惕,他的态度现出痛苦、紧张,他或是热情地仔细观察每一个新来的人,或是假装专心阅读。但是,每隔五分钟,他就会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看看他的手机,再次巡视一下所有的客人——所有那些舒服地坐在桌子边,享受着眼下时光的无所事事的幸运者。他们要是喝咖啡,能品出咖啡的味道,他们要是打开报纸,会真的去读,他们满足地看着过往行人,他们不慌不忙,注意到每一个细节,看到向他们微笑的眼睛。多幸福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遭受等待的酷刑的人咬指甲咬到出血,在原地憔悴下去。他身边的一切失去了真实。他独自一人身处沙漠。他盯着晃着刺眼白光的空旷地平线。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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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
……
当海洋泪出现在没有爱的背景下,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冷漠地,或残酷地观察着这像水柱般不停飞溅的眼泪。泉涌的泪水想让我们产生负罪感,将我们淹没。想要报复的受害者的眼泪:我只想到一件事,逃跑。但是我留了下来,浑身僵直抽搐。有了手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以下场景:有些人结结巴巴,哭着听那个拒绝他们、对他们撒谎、令他们陷入痛苦的声音。他们快速地走着,神色惊恐,直往前冲,紧紧地抓住将他们万箭穿心的小小的手机。他们撅嘴蹙眉,焦躁不安,灰心绝望,放下了一切自尊,就像在自己的浴缸里。尔后,他们怒气发作,走得更快,碰撞所有的人,大声地辱骂和诅咒。接着他们停了下来。电话线那端没有人了。其实,连电话线也没有。
听到自己哭,让我们哭得更起劲;但是看到自己哭可以让一切嘎然而止,我们在奇怪而窘迫的观察下突然静止不动。我内心有着巨大的力量,这种让我不知所措的感情漩涡,而在我面前的镜子里,有着“我”的脸:肿胀的眼睛,痉挛性的抽搐,扭曲的嘴巴。我看着自己,惊讶万分。这张痛苦的脸让我着迷到忘了自己的痛苦。我看着自己哭,就不那么痛苦。我审视着变了颜色的眼珠,黏在一起的睫毛仿佛涂了过稀的睫毛膏。我久久地停留在眼泪咸咸的味道上:我一直都喜欢这种味道,因为它让我想起海水浴,想起牡蛎的汁水……渐渐地,我停止了哭泣。我不能一边哭,一边想吃牡蛎。
镜子里的形象明显地让痛苦分裂,痛苦的、泪流满面的那个女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热情的、轻松的自己,既然她很快就厌倦了看着自己哼哼唧唧,情愿出去品尝一盆海鲜。这是一个个性的问题。看着自己哭,也可以导致相反的结果。于是那个痛苦的人,有着浮肿、滚烫的脸,会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怜悯的自己。我越看着自己哭,哭得就厉害,就越看重自己的痛苦,它就越显得深不见底,无边无际,远远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我透过这个句子看到了自己的可怕样子:“他只剩下一双可以哭的眼睛。”我哭了又哭,被自己感动。只需要屈服,让我们身上的另一个爱我们、无条件地赞成我们的自我来安慰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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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决裂
“一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缕阳光照射在那些平底锅上,而幼小的孩子们在午睡中流着汗,你站在一个男人搬来的家具中间,明白了你的生活成了这个模样,就是这样,而非其他,这就是你最终的家庭,这个满头发油、埋在书堆里的神经质的男人,就是你的男人,你永远的丈夫。” 艾里·德·卢卡,《有一次,有一天》,丹尼埃尔·瓦兰译自意大利文,巴黎,Rivages袖珍书,1998年,第18页——原注。在读到艾里·德·卢卡 Erri De Luca(1950—),意大利作家。的这些句子时,我们想到“永远不会”无疑是可怕的,而“永远如此”也是可怕的。
是什么让某些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刻就停止?当我们不能再走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什么?这个由无数诱惑、非典型的活动、隐瞒的内心思想、遮遮掩掩的死亡的愿望组成的潜伏性的结冰过程又是什么?某一次,某一天,我们知道了:我们不会再走动。我们将留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陪伴这个妻子,这个丈夫,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的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孩子…… 我们每天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走着同样的路,直到退休。每天晚上打开门时,总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声音用那句永恒的“你好,今天还顺利吗”来迎接你。于是我们强迫自己微笑。孩子们快乐地过来,向我们问好,尔后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喝第一口汤的时候,在孩子们嘈杂的嬉笑声中,丧钟在我们心里敲响,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失败。的确,我们发誓不再回家,因为家里每天重复的,是我们的欲望遭到屠杀,我们的热情被消除,以及对我们的青春的背叛……现在却是这样。
除非我们在想到这看不见的失败时,感受到奇怪的满足,我们才会强制性地主动回去,就像用舌头一遍又一遍地舔着那颗疼痛的牙齿。的确,我们向自己承诺要决裂,但是却做不到,于是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恶,这是一股腐烂的、稍微有点甜的味道,不是完全令人不快的。在我们印在妻子脸上的亲吻里,带着温柔和感激,她在不受欺骗的情况下,总是热心地准备美味的饭菜,就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或者——在同样失败的,无法承认的背景下——,也许是不满足占了上风。我们毫不犹豫地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表现丑陋,卑鄙地希望决裂这一艰难的举动由对方去承担。希望是不再被爱的她去说,她受不了了,她想分手。有时候能奏效……大多数时候不行。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父亲像平时那样来跟我道晚安。但是,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到我的小书桌旁,双手捧着头。他惊慌地盯着我打开在那里的那本书。那是我的地理课本,翻在专门讲述巴黎盆地和地质层的那一课。我蜷缩在鸭绒被里,裹在红色棉睡衣的温馨里,心想:“我讨厌地理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次,有一天,当我们太久屈服于不适合我们的选择,屈服于悲伤的爱情,无聊的工作,过多的职责而导致焦虑淤积时,终于有一次,有一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在浓浓的雾里,在沙尘暴里,我们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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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968年,我到巴黎定居时,对巴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早上八点左右,地铁里去上班的人群。他们心不在焉,沉默不语,他们彼此忽略,而心里完全清楚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度过与他们身边的人十分相似的一天,与前天相比没什么变化。他们谁也不看谁。他们也不看窗外(只有孩子或外国人才会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想看看他们旅行中的黑暗。他们觉得在汽车下行驶,从塞纳河下穿过,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到站时,也不会多看别人一眼。他们就这样沉着地从走廊里、站台上的血红色的涂鸦面前走过:地铁(m tro)、干活(boulot)、睡觉(dodo)……有点模糊、颤抖,号召着反抗的红色字母,被清除干净。它们很久以前就被清除干净了。让年轻人以为他们将要改变世界的幻想,即傲慢与疯狂的乐观主义的混合,在对现实的接受中消失了——或者这样说是为了更好地释放出对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想象。交通、工作、睡眠……哀伤而令人哀伤的路程。要是人们回想起启蒙时代时花费在潜在的工作解放者身上的力量,则会更加哀伤。我通过工作建设世界,建设自己。我逃过了游手好闲的有害影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贵族阶级终归会被它的生活模式,它对工作世界的漠然,被假定由懒惰引起的可怕的无聊而摧毁。在大量的文章和许多人的思想里,贵族因无聊而衰弱的观念依然占上风。这种观念伴随着一种信仰,即人们在贵族阶层里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没有价值,而仅仅是分散注意力的尝试,以反抗因缺乏必须的规律性而显得沉重,因缺乏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表而显得轻松的生活。沙龙里的对话便是如此。它无疑是光彩照人而又矫揉造作的。它与书面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否就是一门可以毫无保留地去欣赏的瞬间艺术?根本不是。有所保留地去接触它是比较合适的:那些幸运儿把午后和整个夜晚用于交谈,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避免无聊的一种方式,一种逃跑的行为。仿佛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没有得到任何动摇。“工作”那一章节依然有效。
……
斯达尔夫人,《柯丽娜或意大利》(西蒙娜·巴莱耶Simone Balay 序),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古典文丛,1999年第368页
《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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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
不幸,这个可怕的字眼,在青春年少时就听到了,而思想却没有理解它的含义。悲剧是虚构的作品,把厄运当作展现勇气和美丽的画面呈现在你面前;死亡,或幸福的结局,在片刻间结束了我们体验到的忧虑。走出童年后,赋予我们的一切印象以魅力的某种温柔,总与痛(douleur)的形象形影不离。但是,常常只需满二十五岁就能到达感情生涯里突出的一个厄运年代。
因此不幸如人生一样漫长。它由你的过错和命运组成;它让你受尽侮辱,受尽折磨。漠不关心的人,亲密的熟人,以他们跟你相处的方式,向你展现你厄运的缩影。每一刻,那些最简单的词汇和话语, 再一次让你听到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意料地让你惊讶。如果你有什么计划,它们总是落在最痛处。痛苦无处不在,近乎让本该跟它最没关系的解决方法变得无法执行。我们努力去对抗痛苦,采取荒诞的计划去战胜它。但仔细想想,没有一个计划是可行的,不过是内心的又一次失败。我们感到自己被强大的魔爪般的唯一念头抓住了。我们克制思想,却又无法分神。生活中有一件工作不容许休息片刻。夜晚是整个白天唯一的等待,睡醒是痛苦的一击,每天早上都带着惊人的效果向你展现你的不幸。友谊的安慰浮于表面,但是最爱你的那个人,对你关心的东西,却丝毫没有与你分享半点不安念头的意思。这些念头没有足够的真实性,得不到表达,而由此导致的行动却激烈得足够将你吞噬。除了在爱情中,那个爱你的人说到你的时候,考虑的是他自己,除此之外,我实在无法理解,人们如何能够一边想着痛苦,一边下决心继续将痛苦维持下去;况且,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痛苦根深蒂固,无论是什么大事发生,还是勇气,都不能移开它。于是不幸持续下去,它有某种枯燥的、气馁的东西,在烦扰了别人之后,自己也感到厌烦。我们感到存在的感觉就像毒针在追逐着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呼吸一天,一个小时,养精蓄锐,好重新开始内心的斗争。我们要在重压下重新站起来,斗争是沉重的,我们找不到可以支撑的点以战胜其余的一切。想象力无处不在,痛苦是所有思虑的结束,而新的思虑又蹦出来,去发现新的痛苦。越往前走,地平线就越近。我们试着用思考战胜情感,但思考增加了情感。最后,我们很快相信我们的能力下降了。自我的衰退让灵魂凋零,却丝毫没有祛除痛苦的力量。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休息的那种情境,我们想逃避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然而这种努力更令人不安。那些多愁善感、甘愿痛苦、顾影自怜的人,都谈不上不幸。只有厌恶自己,而又感到与自己的存在相连,就好像自己是两个人,彼此厌倦。必须不能再享乐,再消遣,才能只感觉到一种痛苦。最后,需要某种令感情干涸的灰暗的东西,在灵魂里只留下焦灼和滚烫的印象。这样,痛苦就成了所有思想的中心,生活中唯一的原则,我们只能通过痛苦认识自己。
斯达尔夫人,《论激情对个人幸福和民族幸福的影响》,巴黎,Rivages袖珍本,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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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厅
不用年来计算,仅用小时稍稍数一数,就会发现等待就是一种酷刑。无论在哪里等待——不管等待的地方有多奇妙:最美丽的城市,雪里的木屋,海滩,我们眼里看到的,都是冰冷的、不加装饰的等候厅的模样。唯一的亲切关注,是堆在等候厅中间的矮茶几上的一叠无法卒读的旧报纸。全世界都能在等候厅发生变化。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的行为显得有多疯狂或放肆,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忘记等待。我们就是在等待。即使我们成功地骗过等待,我们也不能骗过自己。
人们不会错得更多。等待是那么显眼。在咖啡馆里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一眼就能看出正在等待的人。他神色僵硬、警惕,他的态度现出痛苦、紧张,他或是热情地仔细观察每一个新来的人,或是假装专心阅读。但是,每隔五分钟,他就会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看看他的手机,再次巡视一下所有的客人——所有那些舒服地坐在桌子边,享受着眼下时光的无所事事的幸运者。他们要是喝咖啡,能品出咖啡的味道,他们要是打开报纸,会真的去读,他们满足地看着过往行人,他们不慌不忙,注意到每一个细节,看到向他们微笑的眼睛。多幸福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遭受等待的酷刑的人咬指甲咬到出血,在原地憔悴下去。他身边的一切失去了真实。他独自一人身处沙漠。他盯着晃着刺眼白光的空旷地平线。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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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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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洋泪出现在没有爱的背景下,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冷漠地,或残酷地观察着这像水柱般不停飞溅的眼泪。泉涌的泪水想让我们产生负罪感,将我们淹没。想要报复的受害者的眼泪:我只想到一件事,逃跑。但是我留了下来,浑身僵直抽搐。有了手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以下场景:有些人结结巴巴,哭着听那个拒绝他们、对他们撒谎、令他们陷入痛苦的声音。他们快速地走着,神色惊恐,直往前冲,紧紧地抓住将他们万箭穿心的小小的手机。他们撅嘴蹙眉,焦躁不安,灰心绝望,放下了一切自尊,就像在自己的浴缸里。尔后,他们怒气发作,走得更快,碰撞所有的人,大声地辱骂和诅咒。接着他们停了下来。电话线那端没有人了。其实,连电话线也没有。
听到自己哭,让我们哭得更起劲;但是看到自己哭可以让一切嘎然而止,我们在奇怪而窘迫的观察下突然静止不动。我内心有着巨大的力量,这种让我不知所措的感情漩涡,而在我面前的镜子里,有着“我”的脸:肿胀的眼睛,痉挛性的抽搐,扭曲的嘴巴。我看着自己,惊讶万分。这张痛苦的脸让我着迷到忘了自己的痛苦。我看着自己哭,就不那么痛苦。我审视着变了颜色的眼珠,黏在一起的睫毛仿佛涂了过稀的睫毛膏。我久久地停留在眼泪咸咸的味道上:我一直都喜欢这种味道,因为它让我想起海水浴,想起牡蛎的汁水……渐渐地,我停止了哭泣。我不能一边哭,一边想吃牡蛎。
镜子里的形象明显地让痛苦分裂,痛苦的、泪流满面的那个女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热情的、轻松的自己,既然她很快就厌倦了看着自己哼哼唧唧,情愿出去品尝一盆海鲜。这是一个个性的问题。看着自己哭,也可以导致相反的结果。于是那个痛苦的人,有着浮肿、滚烫的脸,会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怜悯的自己。我越看着自己哭,哭得就厉害,就越看重自己的痛苦,它就越显得深不见底,无边无际,远远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我透过这个句子看到了自己的可怕样子:“他只剩下一双可以哭的眼睛。”我哭了又哭,被自己感动。只需要屈服,让我们身上的另一个爱我们、无条件地赞成我们的自我来安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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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决裂
“一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缕阳光照射在那些平底锅上,而幼小的孩子们在午睡中流着汗,你站在一个男人搬来的家具中间,明白了你的生活成了这个模样,就是这样,而非其他,这就是你最终的家庭,这个满头发油、埋在书堆里的神经质的男人,就是你的男人,你永远的丈夫。” 艾里·德·卢卡,《有一次,有一天》,丹尼埃尔·瓦兰译自意大利文,巴黎,Rivages袖珍书,1998年,第18页——原注。在读到艾里·德·卢卡 Erri De Luca(1950—),意大利作家。的这些句子时,我们想到“永远不会”无疑是可怕的,而“永远如此”也是可怕的。
是什么让某些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刻就停止?当我们不能再走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什么?这个由无数诱惑、非典型的活动、隐瞒的内心思想、遮遮掩掩的死亡的愿望组成的潜伏性的结冰过程又是什么?某一次,某一天,我们知道了:我们不会再走动。我们将留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陪伴这个妻子,这个丈夫,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的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孩子…… 我们每天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走着同样的路,直到退休。每天晚上打开门时,总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声音用那句永恒的“你好,今天还顺利吗”来迎接你。于是我们强迫自己微笑。孩子们快乐地过来,向我们问好,尔后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喝第一口汤的时候,在孩子们嘈杂的嬉笑声中,丧钟在我们心里敲响,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失败。的确,我们发誓不再回家,因为家里每天重复的,是我们的欲望遭到屠杀,我们的热情被消除,以及对我们的青春的背叛……现在却是这样。
除非我们在想到这看不见的失败时,感受到奇怪的满足,我们才会强制性地主动回去,就像用舌头一遍又一遍地舔着那颗疼痛的牙齿。的确,我们向自己承诺要决裂,但是却做不到,于是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恶,这是一股腐烂的、稍微有点甜的味道,不是完全令人不快的。在我们印在妻子脸上的亲吻里,带着温柔和感激,她在不受欺骗的情况下,总是热心地准备美味的饭菜,就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或者——在同样失败的,无法承认的背景下——,也许是不满足占了上风。我们毫不犹豫地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表现丑陋,卑鄙地希望决裂这一艰难的举动由对方去承担。希望是不再被爱的她去说,她受不了了,她想分手。有时候能奏效……大多数时候不行。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父亲像平时那样来跟我道晚安。但是,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到我的小书桌旁,双手捧着头。他惊慌地盯着我打开在那里的那本书。那是我的地理课本,翻在专门讲述巴黎盆地和地质层的那一课。我蜷缩在鸭绒被里,裹在红色棉睡衣的温馨里,心想:“我讨厌地理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次,有一天,当我们太久屈服于不适合我们的选择,屈服于悲伤的爱情,无聊的工作,过多的职责而导致焦虑淤积时,终于有一次,有一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在浓浓的雾里,在沙尘暴里,我们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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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到巴黎定居时,对巴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早上八点左右,地铁里去上班的人群。他们心不在焉,沉默不语,他们彼此忽略,而心里完全清楚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度过与他们身边的人十分相似的一天,与前天相比没什么变化。他们谁也不看谁。他们也不看窗外(只有孩子或外国人才会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想看看他们旅行中的黑暗。他们觉得在汽车下行驶,从塞纳河下穿过,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到站时,也不会多看别人一眼。他们就这样沉着地从走廊里、站台上的血红色的涂鸦面前走过:地铁(m tro)、干活(boulot)、睡觉(dodo)……有点模糊、颤抖,号召着反抗的红色字母,被清除干净。它们很久以前就被清除干净了。让年轻人以为他们将要改变世界的幻想,即傲慢与疯狂的乐观主义的混合,在对现实的接受中消失了——或者这样说是为了更好地释放出对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想象。交通、工作、睡眠……哀伤而令人哀伤的路程。要是人们回想起启蒙时代时花费在潜在的工作解放者身上的力量,则会更加哀伤。我通过工作建设世界,建设自己。我逃过了游手好闲的有害影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贵族阶级终归会被它的生活模式,它对工作世界的漠然,被假定由懒惰引起的可怕的无聊而摧毁。在大量的文章和许多人的思想里,贵族因无聊而衰弱的观念依然占上风。这种观念伴随着一种信仰,即人们在贵族阶层里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没有价值,而仅仅是分散注意力的尝试,以反抗因缺乏必须的规律性而显得沉重,因缺乏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表而显得轻松的生活。沙龙里的对话便是如此。它无疑是光彩照人而又矫揉造作的。它与书面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否就是一门可以毫无保留地去欣赏的瞬间艺术?根本不是。有所保留地去接触它是比较合适的:那些幸运儿把午后和整个夜晚用于交谈,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避免无聊的一种方式,一种逃跑的行为。仿佛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没有得到任何动摇。“工作”那一章节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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