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大多数——从《一出好戏》看普罗大众
由黄渤初次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已在全国各院线上映。围绕该片所产生的争论也在各个银幕熄灭后于网络之上兴起。有观众称赞其构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小模型，有观众批评其缺乏剧情应有的合理逻辑。有观众从人性的角度解读这部时长约两个小时的电影，当然也有观众站在阅片众多的专业影评人的角度认为其远非一部合格的影片。讨论之激烈、争论之炽热，都为这部刚刚上映的影片打下了一个很好的舆论基础。
各种微信公众号以及一些影评的app已然发表了针对该部电影的许多解读。本人也想借着这股讨论之风，发表对该电影的一些还不完善的看法。本次笔者的关注点并不落在具体的几位领袖的更迭之上，也不落在抽象的人性讨论上，而是落在除去几位主要人物（宝强、于和伟、黄渤、张艺兴以及舒淇）的大多数人身上。笔者将其称为“平凡的大多数”。
一、“平凡的大多数”推动了各种矛盾
由于本人长期处在考研的备考状态，所以对政治课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一些理论知识异常敏感（我觉得可能到了发疯的程度）。在马原理哲学部分的唯物史观中有如下论述：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各种领袖人物只是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作用。这个论述将审视历史发展的目光由传统的帝王将相拉至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民众。虽然这个理论的光辉在当代社会可能稍显褪色，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此理论的过时。《一出好戏》这部影片就对这个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诠释。影片的主要线索是宝强、于和伟以及黄渤、张艺兴这三代领袖的更迭，而这三代领袖的更迭则是通过宝强—于和伟、宝强—黄渤以及张艺兴、于和伟—黄渤以及张艺兴这几对矛盾所决定的。可以说当矛盾的一方胜过另一方，则领袖产生更迭。那么矛盾的一方胜过另一方的原因又在何处呢？从影片来看，是各位领袖的才智方面推动了矛盾的消长：于和伟的“纸牌交换”胜过宝强的捕鱼采食、黄渤以及张艺兴的对人性的召唤（当然也有电的应用）又胜过了于和伟的“纸牌交换”，于是领袖的更迭便顺利成章地完成。但若就此在追问，为何才智的胜利便能引起领袖的更迭？我想答案便落在了可能是最不大起眼的“平凡的大多数”的肩上——因为领袖的才智决定了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们选择更换他们的领袖：影片开头部分，于和伟是公司老板而宝强只是司机、黄渤只是公司员工，是孤岛之上宝强的求生能力使得“平凡的大多数”抛弃原有的老板并选择其成为领袖；而于和伟从宝强处扳回一局则是在其发现海难后的旧船（以及船上丰富的食物）之时。宝强领导下的大多数人逐渐跑到于和伟之处，这样就完成了从宝强再到于和伟的领袖的更迭。而黄渤以及张艺兴成为领袖则是在其拥有更多的资源以及电力的应用之时，多数人又转而从于和伟的船上投到两人的麾下，影片中段还甚是神气的于和伟只能在其原有的旧船之上借酒浇愁。
可以说每一次领袖的更迭都不单单只是领袖自身的问题，在这之后是一群平凡的多数。正是“平凡的大多数”推动了各种矛盾，完成领袖的更迭。但就像人们可以知道各朝各代的领袖人物却无法准确了解活在某个时代的一个平凡人一样，这部电影的关注点终究还是落在几位领袖（主演）的身上，对这些平凡多数仅是以抽象的“人性”观之。
二、领袖操控下的“平凡的大多数”
如上所述，在领袖与“平凡的大多数”之间，笔者认为是后者决定了前者的关系。但并不代表前者在后者面前就显的极为渺小与不中用。可以说，前者比后者更为高明：虽然表面看来从来是后者决定了前者，但更深层地玩味则又会发现，后者从来都是在前者的操控下决定前者。
影片中于和伟与宝强的首次更迭便能很好说明这点。当一车人身处孤岛不知何往时，是宝强首次向众人展现了其卓越的生存技巧。众人在了解宝强具备生存技巧后，宝强多次有意无意地向众人提及“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理念，笔者认为这就是有意深化其自身在大多数人心里的形象。当然若只是这个深化还不足以使领袖更迭，于是宝强在深化形象的同时也不停地与于和伟这个不会生存技巧的老板做对比，使大家意识到没有于和伟无所谓，但没有宝强则大家只能面向死亡。如此两个手段使得众人舍弃了于老板、选择了王领袖。可以说众人的选择决定领袖更迭，但领袖的手段又隐藏在众人选择之后决定了其后的更迭；影片第二次的更迭，也阐释了上边的论述。于和伟在找到旧船与丰富的食物后，使起先投在宝强麾下的大多数产生分歧并逐渐重新聚集在于的麾下。可以说是于和伟的生活条件打动了众人，使得其扳回一局——这些都可谓于处心积虑的结果。在影片的第三次更迭中，黄渤和张艺兴让大家享受到更丰富的资源、让大家享受到了电的应用（当然也有黄挑动两方争斗而坐收渔利的方面），于是投在于麾下的那批人又转投黄张麾下。这几次领袖的更换虽然表面看是“平凡的大多数”所决定的，但每一次选择更换的大多数的背后又飘荡着这些领袖的影子。
那么领袖凭什么站在大多数的身后指挥其推翻另一个领袖？从影片来看无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红酒优于捕鱼采食，而电力（用手机看家人的视频）又优于单纯的红酒。可以说，“平凡的大多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选择聚集在谁的指挥之下。纵观全影片，这些多数并没有什么主见——当大难来临之时他们相比于领袖人物并没有任何的想法与措施，只是蜷缩在一处哀嚎；这些多数也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想法——非到更好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不会选择自己改变，只是亦步亦趋地重复此前的领袖为他们设定的生活方式；这些多数更没有自身想要成为领袖的决心——因为这样就要劳心劳力，于是他们甘愿在各自领袖的振臂一呼之下化友为敌，为了一点事物进行斗争；于是他们甘愿顺着领袖所指的方向，劳动或斗争；于是他们甘愿聚集在领袖的周围，或是卖色做皮肉交易、或是卖力充当打手。可以讲，正是因为多数人在自身的舒适区坐地太久，以致于他们只能成为“平凡的大多数”。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担当”，才成就了领袖的各种“担当”。正是因为他们自身懒怠却又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才会为“别有用心”的领袖所操控，上演了一幕幕的更迭大戏。
据说希特勒曾对戈培尔有过如下的论述：“不需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和批判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美丽的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对同伴的竞争意识就行了。”从以上论述似乎可以捕捉到希特勒从乞丐跃居总统的一些答案，而这个论述似乎与影片中领袖所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让多数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方式以成为其夺得领袖地位的中坚力量。这些领袖之所以可以在各自的斗争中纵横捭阖，部分要归因于其自身的进取，部分也要归因于耽于舒适之中的愿为各路领袖所操控的“平凡的大多数”。
2018年8月12日凌晨
于南京浦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