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宏、穆雷·史密斯：电影理论与哲学

【按：原文为艾朗宏（Richard Allen）和穆雷·斯密斯（Murray Smith）所编《电影理论与哲学》（Film Theory and Philosophy)（New York: Oxford U Press, 1997)一书的导论。文章试图引入分析哲学传统来反拨深受欧陆哲学影响的电影理论，总体上更多集中于对欧陆哲学的种种谬误和悖论的揭示；却并没有提出另一套分析哲学视野下的电影理论，正如作者最后所说，“ 分析电影理论的目的并不是阻扰对任何特定直觉或理论的追求或捍卫，而是提高做出这些捍卫的严谨性；其目标并非占据不受约束的位置，而是确保任何位置都能以清晰论证的方式获取”。

作者Richard Allen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系，曾任教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美学、希区柯克研究等；Murray Smith为英国肯特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理论。

本文为初译稿，专名及较晦涩的语词、句子均标注英文原文，国内学界较不熟悉的人名也保留英文，注释则全部没有翻译。】

文/艾朗宏（Richard Allen） 穆雷·斯密斯（Murray Smith）

译/Octopus

使分析哲学区别于其他当代哲学（尽管不是与其他时代的哲学）的是一种关于发生（going on）的特定方式，这一方式涉及论证、区分以及至今它仍尝试获得并成功了的适度清晰的言语。作为清晰言语的替代物，它对模糊性（obscurity）与术语（technicality）作出了显著区分。它通常拒绝前者，但有时发现后者的必要性。这一特征奇怪地激怒了它的一些对手。他们希望哲学立即变得深刻且可被理解，因此厌恶专门性而对模糊性感到满意。（注1）

得到广泛承认的是，电影研究正处于一种充满变化甚至危机或僵局的状态中。尽管暗示这一领域一度是全然整饬的、而如今变得碎片化并不准确，但无疑，这一学科如今已不再由1960年代末期兴起、并在1980年代某个时间仍占据学院主流的（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中获得的）目标、方法和设想所支配。而对这一领域之定义和界定的种种变化则使上述图景更为复杂，在许多人看来，电影研究最终将被新兴的、更广阔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吞没。以上种种将我们带至一个具有极大可能性的时刻：这一可能性来自下述事实，即正是在相关知识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新的连接和联合可能被锻造、新的视角可能被发现、陈旧问题可能将被新鲜而有活力的方式重新观照。（注2）这是一份适时的文本，它将以一种过去十年愈发引人注目的路径关注电影研究领域和其它相关学科领域，同时，它不设定任何诸如电影研究中的“运动”或“学派”等维度：这一路径关联着分析哲学的传统。（注3）

无需再赘述大陆哲学对电影研究和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的影响：尼采、拉康、阿尔都塞、阿多诺、本雅明、德里达、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布尔迪厄等人的名字在文学系、传媒系和艺术系均如雷贯耳，通过英语读摘和初级读本，他们的观点甚至比在本国更为人熟知。相反，对电影、传媒和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分析哲学”这一短语唤醒的大多是负面联想。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许多时候，分析哲学被电影研究学术界的大部分人贬斥，如果不说憎恶的话。当大陆哲学被视为野心勃勃、深思妙想、热衷政治之际，分析哲学则被认为是狭隘、技术性且显然政治冷感的。这种哲学被界定为乏味、冷漠的实证主义，仅仅是保守主义的分支，也因此，为其所珍视的是对社会进步目标的诅咒。

然而，这种对分析哲学的假定以及其与大陆哲学的区别或者是粗疏的简单化观点，或者干脆是错误的。任何了解过早期德里达的人都会知道大陆哲学可以是极其技术化的；任何读过Kendall Walton《扮假作真的模仿》（Mimesis as Make-Believe）一书的人也会质疑分析哲学必然缺乏野心的观点。同样，认为分析哲学天生具有某种特定政治色彩——保守主义或者别的什么——的观念也是错误的，正如将此类观点推向大陆哲学也同样是错误的。分析哲学家中有政治保守主义者（如Roger Scruton, Robert Nozick和John Finnis）、自由主义者（如John Rawls和Ronald Dworkin），也有各种光谱的激进者（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Jon Elster, G.A.Cohen和Andrew Levine；女性主义者如Alison Jaggar和Laurie Shrage）。（注4）不同于大陆传统启发下的哲学写作中充斥着的模糊和抽象，分析哲学确实以命题和论证的清晰、准确和透彻为特点。大致而言，分析哲学力图避免来自独断论（对论辩严谨性和捍卫特定教条一贯性的服从）与未经批判的多元主义（对一系列立场的接受，却对有关它们相对而独特价值的命题或它们彼此间的矛盾极少兴趣和关注）两方面的陷阱。(注5)本书试图促进以分析路径展开的工作，同时澄清有关其本质的种种错误假定。我们希望激发人们对此项工作的热情，使人们将分析传统视作电影研究的一个丰富资源，而非不惜代价要避开的毒物。（注6）

不过，考虑到亲大陆、疏分析的普遍态度，要将分析哲学从误解中简单地解救出来是无效的。我们还必须理解为何大陆思想模式如此坚固有力。无疑，有些原因是体制性的，与大陆思想被文学院系授予信任有关，在那里它免于分析哲学家通常加诸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细察。不过，晚近的大陆哲学诸学派对人文学科、尤其是电影研究的影响也有哲学因素。我们将试图表明这些因素大体上是恶劣的。本书的例子会表明，问询的分析模式（analytic modes of enquiry）将为大陆哲学试图回答的那些问题提供最好的解答。

在这份导论中，我们将描述并澄清分析哲学根本性的方法、策略及它所激发的电影理论，我们还将提供一些广泛涉及议题、方法和大量被分析哲学倡导者所审察、批判和捍卫的学说的路标。对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它对近十年来的电影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历程的思考，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分析哲学启发下的工作的多样性的感知。认知理论的发展部分是通过与分析哲学有关心智（mind）的对话实现的（如在Daniel Dennett, Stephen Stich和Alvin Goldman的著作中）。（注7）不过，这场对话既以哲学家与奉行经验主义的认知科学家之间的分歧、也以其一致为特点。事实上，在某些受晚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哲学家看来，心灵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挑战了一种心智科学的（a science of the mind）可理解性。（注8）因此，尽管这本选集中有些作者（Currie, Carroll, Ponech, Branigan, Smith）受到了认知理论的启发，其他作者（Wilson, Gaut, Hammett, Allen, Turvey）却试图对认知主义的各个方面或其整体的范式进行批判。分析哲学因此是一个能够容纳有关认知主义的多元、且确实互不相容的观点的庞大空间。那么，我们在此提出的路径——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分析”电影理论——不同于认知电影理论之处在哪里呢？赋予“分析”电影理论以其融贯性（coherence）和重要性的又是什么呢？

打开分析哲学工具箱

当代分析传统起源于二十世纪开端之际对统治英国哲学的唯心论的反动。由摩尔和罗素领导的这场运动以弗雷格反心理学的逻辑为基点，后者将真理（truth）与关于某物为真的判断（the judgment that something is true）区分开来。唯心论者认为有必要区分现身于感觉的实在（reality）和居于可见物之下的实在，前者离散而多样因此是互相矛盾的，而后者则存在于心灵或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唯心论向分析哲学的转变在剑桥哲学家C.D.Broad的一份评论中被灵巧地捕捉到，他注意到罗素的《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使他“不再将丛生的矛盾作为证明此类特征在表面世界中是不真实的证据”，而是去质疑这些实际存在的矛盾是否存在于哲学家的论证中。（注9）与唯心论不同，摩尔和罗素（以不同方式）将哲学构想为对观念或“命题”（propositions）的分析，这种哲学使它们的逻辑形式（logic form，它们与其他命题的关系）和认知状态（epistemic status，它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明晰。因为观念经由语言表达，分析实践的定义由此涉及对语言表达之意义、不同语言表达间关系的澄清，也涉及意义与真理的关系。对罗素来说，“分析”构成对有关实在的错误描述的批判性考察，这一描述是由自然语言提供的。他的工具即形式和数理逻辑（formal and symbolic logic）为确立关于世界的准确描述提供了方法。奎因战后的写作对将分析哲学确定为模仿科学进行理论架构的一种实践或一种“自然化的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诸多要素中，最关键的是着手抨击这样一种二分法，即将真理区分为跟事实（facts）无关的真理（分析真理，analytic truth）与有关的真理，并因此瓦解了认为哲学与科学在主题上根本不同的假定。（注10）

然而，分析传统中的其他人则断然拒绝了这种哲学构想。在牛津哲学家如奥斯汀、莱尔和格瑞斯（有时候被称作“日常语言”哲学家，尽管他们的兴趣并非只是日常语言）和晚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分析不再是对日常语言误用的纠正程序，而是对语言功能和用法范围的澄清，澄清对象不再简单局限于指称（reference，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关键概念），语言功能和用法的范围也不能简化为形式和系统逻辑。在这里，分析更像是地形测绘学（topography）而非地质学（geology）或地震学（seismology）：其目的在于对语言地貌及统合其中之生活的仔细描述，而非对表征中（representation）所谓更根本、更准确的层次的穿透。哲学问题被视为由对日常语言的粗暴拒绝而引发的幻象，对许多传统哲学问题幽微之处的关注由此被认为得到 “消解”（dissolve），如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解答（solve）的话。正如Michael Devitt和Kim Sterelny所言：“当自然主义哲学家将他们用手指指着实在的时候，语言哲学家却讨论手指本身。”（注11）

这只是一份对最受承认的“分析”概念的两种实践的简单素描，许多其他的定义也被提出。事实上，分析哲学从事者倾向将其描述为一种风格或路径，而非教条或知识体系。出于对“分析”的多样观念和视角及我们将在本章后文提及的其他有关多样性的宣言的尊重，我们选择使用“分析传统”（analytic tradition）而非“分析哲学”自身。（注12）正如我们看到的，定义这一传统的是其对观念及其相互关系之分析的关注。尽管分析的目标与方法是多样的，但对观念间的种种逻辑关系的重视是一贯且有益的。数理逻辑是从事此类分析最抽象、最形式化的方式，但并非唯一一种。在其对Christopher Norris阐述德里达理论的评论中，David Gorman为这种对逻辑关系的严谨关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初阶的例子。Norris如此写道：“类书写之物（analogue of writing）总是有吸引力的——尽管这种吸引隐秘、布满隐喻或藏于视野之外，但其在论证中的作用最终被证明对其种种假定的整个运作系统至关重要。”（Always there is the appeal—however covert, metaphorical, or tucked out of sight to some analogue of writing whose role in the argument turns out to be crucial to its whole working system of assumptions）（注13）Gorman指出句子中的“总是”（always）一词致命般得模糊，既可以是偶然性的宣称即这一习惯是“常规的”（routine），也可以是更加强烈的断言即这在逻辑上是“必须的”（necessary）。除了这种消除术语模糊性的工作，分析传统中的作者为追求逻辑清晰而运用的典型策略还有：区分精确的、合逻辑的蕴含（implication）与隐含（implicature，命题中暗含或间接的声明）、演绎（deductive）与归纳（inductive）与溯因（abductive）推理（注14）；发掘隐含假设（hidden premises）（如Berys Gaut关于作者身份的章节）；对论证中是否有圆环（circularity）或循环论证（question-begging）的细察；对悖论及其解决的关注（Deborah Knight 和Richard Allen的文章均对此有所涉及）；区分逻辑矛盾（logical contradictories）与逻辑对立（logical contrary）。比如，Carroll就指出了因对“虚构”（fiction）的逻辑矛盾者（多面相的“非虚构”电影）和逻辑对立者（更明确的“纪录”电影，Carroll将其分析为“假定声明的电影”（films of presumptive assertion））的区分失败所带来的混乱。

本书中随处可见分析传统两大脉络的影响，许多时候我们也能发现两者的某种混合。例如，Carroll关于纪录片的章节和Livingston关于作者身份的章节都将对概念架构的“真理追踪”分析法（truth-tracking' analyses）运用于各自的领域，这一方法区分了日常（语言）使用和这些使用背后的概念。对使用的考察为分析提供了一个起点，但使用却并非概念本质分析的可靠引导。这并不是说语言的日常使用是潦草而具有误导性的，因此等待着出于技术和理论目的的澄清。一个好的分析不应也根本无需是其分析对象的模仿；如果只是反映或重复构成特定领域的、混乱不堪的假定和命题的话，分析就是粗糙的。正是在此方面，Livingston对其目标的描述格外引人注目且有力：“我们不再仅仅规定某种纯为理论服务的或历史错误的用法，借此试图获得对作者身份的一种半专门观念，这一观念至少可以避免一些日常语言的混乱和模糊。”（注15）就此，分析所采取的路径介乎武断的概念设定（一种近乎Humpty Dumpty的理论世界，它能够确保成功因为它不对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进行思考或澄清）与对“日常语言”对特定领域之概念和现象所标示之物的简单接受之间。（注16）分析沿着这些路径前进，并不（或至少不是一贯或必须地）等同于对经验之暧昧和复杂的简化或“净化”（purging）及“抑制”（repression），如它有时被认为的那样。相反，它致力于对这种复杂之成分的识别和澄清。（注17）正如Carroll在其文章结论部分所强调的那样，重点并非革新日常语言用法，而是揭示这些用法所依赖的概念结构，并因此澄清“纪录电影”这一习语的外延。与之相似，通过一系列关于假定作者的案例分析（hypothetical authorial case-studies），Livingston试图揭示我们有关作者身份的思考中的种种假定，并辨别适用该范畴的案例范围。

对我们在此陈述的分析传统之方法论优点的一种回应是，这些技术并非分析哲学一家之长，清晰的论证和良好的学识（scholarship）是普遍的。众所周知，分析哲学建立在早于20世纪开端处之分离的、西方哲学中早已有之的逻辑学——推断理则（syllogistic logic, 如奥卡姆剃刀原则）——的基础上，就此而言，上述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毋庸置疑，这些技术是在分析传统变得精巧，其规则（observance）也得到强调。考虑到试图使自身与分析传统疏离的电影和文化理论的根本策略，最后一点是格外明显的。尽管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理论并非完全没有公认的论证策略和对逻辑的坚持，但“大陆式”思想家对这些标准的拥抱是易变虚浮的。使这些作品区别于分析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其对论证严谨性通常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及其对更可疑的论证策略的拥护。

其中有三种策略格外明显：其一是一种无能的习惯，对大人物（authoritative figures）谦恭地顺从和引用；其二是对例子的误用（它又联系着对类似与例子的混淆），我们将称之为“例证谬误”；其三是对晦涩的策略性运用（所谓晦涩指的是深思却未获公认的混乱）。没有任何思想传统或某一传统中的特定命题能够全然不依靠权威，原因很简单：没有命题能够追问和探索自身中的所有假定，其中很多假定均依赖传统（长久和广泛的接受）或特定个人的权威。有些假定必须如此才能够供人审察，而做出假定通常也需要诉诸权威。然而，有两种差异显著的权威遵从，一种是为了检验其他观念而采取在特定语境中被接受的某些假定的自觉托架（self-conscious bracketing），另一种则对特定学说的全盘接受，这一学说的准确与否可以说全凭信念。讽刺的是，在大陆哲学所启发的理论内部，权威及其所伴随的传统概念当然已经成为批判的主题——最著名的是罗兰·巴特对作者观念的攻击。不过，正如一些论者所展示的那样，这些论断仅仅遮蔽了它们的确得到某种浪漫主义思想支持、其中也充满着优秀作家及其（在这一传统中的）权威论述这一事实。（注18）

解构批评家在论证中有一种引证习惯——他们怎能不这么做呢？——但他们对待证据的态度是不持续的。

当依靠单一、推定的范例做出（如关于电影本质的）普遍归纳时，就发生了我们所谓的例证谬误。依其定义，“范例”（exemplary case）是更大范围案例的代表。比如，Jacqueline Rose宣称在广泛运用的反向场剪辑（reverse-field editing）技术中，某种特定的偏执症及其伴随的攻击性是“潜在的”。（注19）这一观点被当作某种电影观看理论的一部分，其证据是对希区柯克《群鸟》（The Birds）的分析。此分析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依靠一个非常特殊的，如果不是太过简单的话，例子来对一项技术做出论断：偏执、恐惧和攻击性是《群鸟》的中心主题，因此我们本不必讶异于片中某些时刻的反方向场剪辑会带来“攻击性”。换而言之，这部电影的主题事实上使它成为一个蹩脚的例子去证明被猜测内在于某项技术的命题：如果去论证反方向场剪辑甚至在爱情场景中也能产生一种攻击性反流，倒会好得多。为了继续讨论，我们将这些疑虑先放一边，姑且将该例子作为Rose对电影中反方向场剪辑的效果进行普遍归纳的证据。但有一点变得明显，即使在那些据说被此例子所代表的大量影片中，也少有或根本没有类似效果出现；但其中任何一部都绝对没有被视为反例——亦即明显证伪此普遍归纳或者促使其调整为狭窄得多的范畴（“希区柯克的影片……”、“古典好莱坞电影……”）的影片。

通过“策略性晦涩”（strategic obscurity），我们想要指认某种特定的论证方式——或伪论证，它构成分析传统澄清冲动的反向对应物。其中首要的是双关（punning，仅使用语音类似来在特定方向上推进论证）和联想（association）。在Jonathan Crary的《观察者的技术》中，有一个联想的好例子。（注21）在讨论生理光学在19世纪上半页的兴起时，Crary解释了Johannes Muller的理论，Muller提出“特定神经能量”（specific nerve energies）概念，认为我们对光的经验来自于神经刺激，这些刺激不仅来自于光也来自作用于神经的压力或电流（不同于被暗箱模拟的人类感知的直接性）。Crary写道：“Muller指出，对某一特定感觉神经而言，不同的肇因带来的是同一种感觉。换言之，他所描述的是刺激与感觉间本质上的任意关系。”（注22）但这并不符合事实，Muller实际上宣称的是很多种刺激都能够带来光学经验，同种刺激所致的不同经验取决于受刺激神经的属性，在此意义上刺激和感觉的关系是任意的。与Grary所说相反，刺激和感觉的关系被Muller所考察的生理特征所限制。通过对Muller在其神经系统论述中提出的感知的间接性或中介性的概念滑落（conceptual slide），Crary抵达了感知的“任意性”。因此，联想是一种概念式的双关语：从一个概念（间接性或中介性）跳跃至一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任意性）。Crary试图将Muller的视觉感知理论与索绪尔意义上的“任意性”（符号学理论的任意性）联系起来，由此他可以嵌入一个更大的论题，即摄影术和电影这些表面上相关、实则仅仅具有相似性的媒介事实上为观看主体施加了“任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或许确实如此，但因建立于联想之上，这一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注23）

联想和双关得到德里达关于话语从其目标意义漂移而出的观点的激发，更普遍的鼓励则来自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强调，后者将语言视作神秘恶魔，在人类主体与世界之间施加干扰。我们将在后一部分对其哲学意涵进行更细致地讨论。它们大概也可说是衍推（entailment）与诸多更弱的关系形式之二分最戏剧性的对照，这一二分主要是由分析传统作出的。正如我们在导论开头对Bernard Williams的引述所强调的，不应混淆常常由联想和双关的长期使用导致的模糊性与经常出现于分析哲学中的术语，后者试图在浓密而复杂、可能超过传统习语的现象面前保证清晰度。常常有观点认为诗学可以作为论证策略的替代物，因为在哲学和文学话语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因此一种共鸣的语词或多面的影像——经由双关魔法式的产生——的合法性不少于任何一种传统的逻辑运用。（注24）这种观点混淆了任何写作形式都可以使用不同策略这一真理与对不同写作形式具有不同目标及相应地、不同技巧具有差异明显的重点的否认。所有的哲学都借助于“文学”装置——双关、叙事、隐喻，而文学也或明或暗地使用论证。但这并不能推出哲学和文学写作是相同的，除非你提出的是它们都是写作形式这种琐碎无聊的论点。这种“溶解”（dissolution）观念的结果是大量所谓“理论”的糟糕哲学（因其断断续续、摇动不定的对细致论证标准的坚持）和更糟糕的文学（因其假装自己仍是哲学，偏离了文学话语的目的）。（注25）这并不是否认有一些杰出的作家确实能够实现某种风格古怪的混搭，而是表明这些作家的兴趣部分来自于一个隐蔽的位置，在那里这两种实践被不同的主导目标所定义，尽管它们共享某些语言技巧。然而，鉴于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电影理论很可能反对哲学目标与文学目标之间的显著不同，我们有必要在此暂停，转而追问下面两个相关的问题：这些电影理论自身所设想的目标是什么？是否排除了分析哲学的目的和策略，就能最好地追求这些目标？

大陆哲学与电影理论

关于主体位置的精神分析-符号学理论是1970-80年代电影理论主流范式的主要哲学资源，这一理论由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一个从黑格尔和萨特到拉康，另一个则从胡塞尔和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到克里斯蒂娃——几乎不可能的汇流而来，它们被结合进入一个有关语言中主体建构的宏大理论中。利用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关于文学叙事的理论和布莱希特有关戏剧的观点，Stephen Heath等理论家将主体建构理论植入这样一种观念，即现代主义艺术——转而关注并质询作为表征媒介的其自身的艺术——为意识的解放提供了一个模型。由此，一个致力于“解构”被主导表征形式所“建构”的主体的野心勃勃、包罗万象的理论出现了，例如，古典好莱坞电影就是一种主导表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现代主义艺术特定策略的对应物。的确，因其没有为能动主体提供一个概念空间，精神分析符号学及其所支持的政治现代主义近年来失去了其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不过，尽管文化研究已对精神分析-符号学产生疏离，精神分析符号学试图表达的主体位置理论仍然流行，尽管它是一种式微的形态和一种并不适用于电影的变体。（注26）甚至，被视为当代视觉理论——后现代影像理论——的前沿哲学中仍保留着许多它们已经取代了的政治现代主义的根本哲学预设。

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电影理论仍未走远，其根本性的哲学传统被统合于两个假定中。第一，哲学的主要意图在于对认识论的批判，哲学的目标是证明我们所拥有的种种信念的“自然”正当性并没有客观基础。第二，认识论批判在定义上关联着现代性批判，科学文化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表面上促进实则贬低了人类存在。将哲学视为一种揭示出我们所谓知识之客观根基的缺席的话语，使哲学自身充满着明显的悖论色彩，因为不可知论证在其开端处就瓦解了自身。然而，大陆传统中的当代哲学家并不将此看作毁灭性的循环。西奥多·阿多诺、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家欣喜地将其视作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哲学回应现代性所能采取的唯一合法路径。正如我们所说，这是一种让哲学家将哲学实践视为现代主义艺术之同类的路径，就其最坏的情况而言，后者所导致的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极具破坏性的含糊、晦涩和伪命题。这些“后认识论”哲学持续表现在其作出认知命题的（无）能力上，呼应着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对表征的限制和悖谬的关注。（注27）（这一姿态的一个后果是难以标示这些哲学家与通常认为其他学科的作家之间的界限）我们并没有说这两种假定，即对认识论批判的强调与将此批判根本上关联至对现代性的伦理学批判，均匀或以同样方式分布于每一位对晚近电影理论产生影响的大陆思想家的思想中。比如，现象学传统就并不具有所有这些假定。而且不管个体或集体声明，他们也并不宣称只宗师大陆哲学一家（在此只需想到理查德·罗蒂就够了）。不过，这些认识论和伦理学关注以其相容性而在英美电影理论中得到合并，使后者到大陆哲学中寻找自己的线索。

在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电影理论中，上述关于哲学本质的两个假定与第三个有关电影角色的假定统合起来，电影可以为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哲学家效力。在诸多此类理论中，通过将电影模拟为如哲学所预想的知识观点及其批判，对现代性的伦理批判将得到推进。（注28）然而，哲学家和电影理论家通常被诱惑进入这样一种思维，即电影是一种可以随意掌控意识、认知和（或）认知批判的媒介，以一种唯有哲学才能进行理论说明的方式。的确，有一些借大陆哲学展开的电影思考并不以这种方式关注电影表征——比如从拉康或德勒兹视角对单种影片或电影类型进行的分析。不过即使在对某一部特定影片的关注中，该影片也常常被用于阐明或“喻示”成问题的理论。（注29）不管是普遍还是个别的案例中，影片被用于戏剧化或隐喻式的表达某些哲学观念。

我们接下来将要依次考察上述三种相互耦合、激发了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电影理论的假定。

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论批判

对晚近英美电影理论产生影响的大陆哲学诸传统共享一种对认知可能性的怀疑论态度。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怀疑论。普通的怀疑论来自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唯一能够确认存在的是我们即刻的感知：它们是我们意识的内容或我们通过心灵的眼睛所寻觅到的东西。我们最多只能推知（infer）外在世界的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能推断失误，因此我们无法确认知识命题是否为真。通常的怀疑论者并没有彻底否认认知的可能；就此而言他是一位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者（epistemic agnostic）。相反，影响了电影理论的怀疑论本质上是受尼采启发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无神论（epistemic atheism）。对认知无神论者来说，知识命题并非无法确证，而是就其定义而言自相矛盾的（self-defeating）。这些认知无神论者对了么？

认知无神论者与德里达牵连甚深。尽管德里达对七八十年代的电影理论并没有太多直接影响，但其观念却通过文学和政治现代主义进入到电影理论中。（注30）德里达的认知无神论源于其对胡塞尔的批判解读，后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通过驳斥怀疑论确立认识论的坚实基础。（注31）胡塞尔承认心灵从感觉经验的“自然基点”（natural standpoint）处所感知到的是一系列无尽的局部，这也就是似乎可为怀疑论提供合法性的对客体的诸种透视点，其涉及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看到的是否为同一个客体。然而，他认为为了在心灵之眼的一瞥中“看见”整全的客体，一旦我们从自然基点“撤回”（step back）或将其“悬置”（bracket），也就破除了它对客体的限制性视野，从而取消了怀疑论问题。但我们如何识别并再识别心灵之眼中的客体呢？这难道不是在分析的不同层次上恢复了怀疑论困境？

胡塞尔试图通过指出我们以语言符号来再识别心灵之眼中的客体来破除怀疑论。德里达对此还击道，那种能使我们超时间地识别和再识别客体的语言符号的属性——即其感觉属性或“能指”，后者是德里达从索绪尔那里借来的概念——恰恰就是必须随感觉经验其余部分一齐被“悬置”（依据胡塞尔）掉的。现在，根据分析哲学对唯心论的回应，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结论，胡塞尔对认知的设想是错误的，因为其基础是矛盾的——想想我们前面提及的Broad对唯心论思想的洞察；但德里达的结论却相当不同：胡塞尔的观点无意中表明知识建立在矛盾之上。心灵之眼中客体的在场仅被某物存在所保证——物质性的所指，但依其定义后者却是缺席的。因此对德里达来说，任何依其定义筑造于心灵之眼中客体在场之上的知识命题，必然指向这一特定行动自身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建立在符号的在场/缺席结构中，这一结构可以说被德里达策略性地，如果难以置信的话，等同于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的任意性。

对于德里达这样的认知无神论者来说，知识命题的失败正是其自身的范畴性特征：知识命题本质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们必须面对语言的不透明性。（注32）然而，一旦把德里达论点的起源弄清楚，就能轻易看出这种激进的解构主义怀疑论是全然寄生于其试图切除的认知观念之上的。（注33）德里达的认知无神论预设了知识必须采取胡塞尔所规定的形式。认知无神论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唯一可能的认识论是一种唯心论，其中信念因其在对真理的某种绝对或自主的感觉中为真而得以奠定或得到合法性。但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知识定义？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理解知识的方式。尽管绝非全部，但其中许多将科学知识视作知识的典范；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不管科学是不是典范，没有任何分析哲学家将知识设想为对世界的绝对透明的呈现。（注34）

德里达是最纯粹形态上的认知无神论者，但有必要清楚许多当代思想家的理论以更加形而上学的方式暗藏着这种认知无神论，比如拉康，他对晚近的电影理论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尽管拉康确实准备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what really is the case），但它依然排除了知识。拉康从海德格尔那里借来了作为无的存在（Being as No-thing-ness）观念，却将无视作主体心理发展的源头，这点恰恰与海德格尔相反。（注35）对拉康而言，主体的真正认同诞生在一种先于同一和差异的存在境势中，一种他称之为“实在”的“无”的境势。在其著名的、对弗洛伊德自恋理论进行改写的镜子隐喻中，他描述了从这一境势中破出的自我起源，也即主体的认知能力。（注36）在他者镜像之前，主体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出现。尽管这一主体确实是无，但当“它”被他者镜像照出时，它将自己设想为某种它其实并不是的东西——自我。镜像阶段标志着主体从

从同一与差异尚未建立的原始丰饶的境势中开始具有识别同一与差异的能力。一旦主体在语言中将自身象征化，主体的幻象——拉康对“被认为应该知道的主体”（the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的称谓——将在对主体真正所是之“无”的隐藏的基础上得到巩固。

在拉康的理论中，语言使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成为可能，但真正能够获知的是一个表面世界（象征界），且它唯有通过对不可说、不可知之物（无或实在界）的排斥才成为可能。然而，如果无或实在界存在于主体可通达的知识形式之外，那么它就并不会对表面世界所提供的知识的融贯性和真值产生影响。如果不可说、不可知之物的存在要瓦解认知可能性的话，唯有增加前提即知识必须在绝对范畴（Absolute terms）下才能得到思考，不管语言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先验保证也好，还是绕过了实在界深渊、在无之所在为我们提供一种经验之结构的恶魔也好。但拉康并没有告诉我们接受下述观点的理由，即知识——如果不是先验保证的话——是一种幻想，他甚至没有给出我们日常言说、理解电影何为的理由，这些行为是我们在这个上帝并不存在的宇宙中、面对死亡而对生命意义展开的沉思。但对许多人来说，认知无神论似乎为整体的人文学科、尤其是电影研究领域中的知识求索提供了架构。为什么会这样？显然，原因并不在于对其认知价值的公正评价，而在于其功用：认知无神论似乎为对西方文化的伦理批判提供了一条捷径。

哲学的认识论批判与对现代性的伦理学批判一致

在二十世纪大陆思想中，作为认识论批判的哲学和对现代性的伦理批判相互耦结，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兴起。对那些试图对社会革命的失败进行理论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它首先以成熟面貌现身于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写作中，并在路易·阿尔都塞和米歇尔·福柯的作品中得到呼应，阿尔都塞的思想激发了一整个电影理论家世代，福柯则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最简化的框架如下所述。在现代社会，科学理性具现了这样一种知识形式，其中思想被认为映照了自然。个体被认为能够经由观察发现实在，似乎借此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然而，在所谓“发现实在”中，真正发生的是它将其对世界的定义加诸己身，世界是被建构出来以证实它自身的；它如其所是般地创造了世界（it creates the world as it appears）。认识论批判揭穿了这一谎言，暴露了科学所宣称的中立描述的虚妄。现代性并不仅由科学知识所定义，它也由“科学理性”对各种有用的社会能动体（social agents）的强制应用所定义，所谓社会能动体即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社会成员。社会秩序的维持恰恰通过对人类主体的培养得到保证，这些人类主体以仿佛他们被赋予了通过观察来理解世界之能力的方式行事，因此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对这个如其所是之世界的超克。此一由伦理驱动的认识论批判暴露了现代性本质上的强制性，揭示出通常被等同于“人类主体”（humanist subject）的现代个体实则是在奴役状态（subjection）中被创造出来的。对理论家而言，万般皆权力。

阿多诺认为在他称作科学理性的幻象中，概念被投射到客体上，伴随着通过“同一性思维”（identity thinking）而产生的相信自身发现了客体的信念；阿尔都塞将之称作“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指出其只是一系列内容虚假的信念，但依据产生这一虚假性的系统“逻辑”，它成为“意识”或“自我”。当阿多诺强调市场力量铸造人类需求的作用时，阿尔都塞则对社会机构重复诉诸人类自恋情结的方式进行了理论思考，这一方式通过召唤人类进入社会中占据位置而得以实现。为了回应这一召唤，人类将其自身定义为相信其位置来自于自由选择的个体，但实际上其位置是被对主体进行“询唤”的系统预先决定的。（注38）阿尔都塞错误地将询唤主体比作拉康镜子前的主体，那个“被认为应该知道的主体”实则由误认及对正是这种误认构成其认同本质的无法理解所定义。阿尔都塞的错误在于它将能被诉诸的主体自恋情结类同于拉康的“无”，后者并不处于一个可辨认的位置中。阿尔都塞派理论家拾起阿尔都塞对拉康的引用，并错上加错，轻巧地将电影影像比作拉康的镜子，而且在电影中发现了符合主体建构的“符号学”理论的模型和机制。对七八十年代的电影理论家来说，表征自身就是强制性的，是对阿多诺所谓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就是“理性”（rationality）或“逻辑”（logic）自身这一命题在符号语言中的呼应。

由此，认识论批判被定义为现代性中的一项紧迫的伦理学任务，因为科学形态中的知识通过对现代主体性——假定拥有理解世界能力的自治个体——的生产和对人类困境的永久保存而支撑着一种强力的社会秩序，这一困境在于主体的自治状态及似乎被给予其的知识只是一种幻象。在奴役状态中，主体必然无法理解其存在境遇（除了揭露这一境遇的、对意识形态/认识论的英雄式批判）。当认识论批判被当做对现代性的伦理批判之际，本书所示范的分析哲学的问询模式的——它恰恰是对可回答的、特定领域的问题的限定——最好面目可能是既不关心也无能力提出重要问题的，而最坏面目则是以某种方式例示了话语形式的、糟糕的科学主义，因此对像阿多诺这样的人来说，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质疑这一模式。第一种、也是相对温和的观点认为认识论批判是有助于伦理批判的可行方案，其关键在于它使得理论家能够想象一种现代性境况的替代物。第二种、也更加强烈的观点认为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因此无法与一种伦理上开明的对人类行为之理解及人类行为的产物相容。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

在这样一种即提出认知命题的认知主体是伦理上有害的观点中，除了对伦理学的废黜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呢？尽管残忍，但幻象的面纱——其由表征制造、且这种表征仅仅揭示了这一面纱的本质——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空洞的姿态，沦为左翼悲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注39）阿多诺设想在前启蒙时期曾经存在着一种纯真而非虚假模拟的境势，那是一个思想与实在、表征与其表征之物密不可分的神圣或神话世界。不过，跟拉康的实在界一样，这只是为确立其理论对手，即由表征筑造的幻象帷幕，而提供修辞作用的虚构。即使对“历史化”现代性进行更严肃尝试的福柯，也没有提供一种另类想象的真正方法。阿多诺认为，兴起于启蒙运动中的、致力于探测词与物之符合的科学主义必然命令取代了一种先于它的认识论，其中语言和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对此福柯表示赞同；但福柯也将现代性精确描述为科学转向理解人（Man）的重要时刻。（注40）按照建构起人的话语无法理解其自身的诞生境势，这种理解人的方式也立即呈现为暗伏的强力，但终究是一种幻象。然而福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现代“知识型”之外的稳固位置（直到下一个知识型转换捕获我们并将我们置于自身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能够对抗“生产”出我们的话语暴政的位置。

查尔斯·泰勒敏锐地考察了瓦解福柯工程的种种矛盾。尽管福柯对现代体制及其实践（监狱、疗养院和精神分析学）的分析看起来是由对这些体制和实践的消极评价驱动的，因此为对它们的拒绝或革新提供了依据；但其关于“自由”和“真理”诸观念的、强烈的相对主义立场，抵消了其中任何可能的道德基点。泰勒揭示了福柯将“真理”和“自由”化约为权力的（尼采式）观点中的不融贯。比如，“权力”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以某些方式联系着人类能动性的程序、强制施加于某些人的限制性观念”。（注41）在逻辑上，这样一种观点依赖于一个关于解放或自由——从权力运作中被施加的限制中脱身而出的自由——的对立观点。同样地，泰勒展示了福柯将宰制形式暗示为主体心灵的主张是如何依赖于“若没有真理的对应概念将毫无意义”的掩饰和幻象——亦即欺骗和谎言。（Taylor demonstrates how Foucault's claims regarding the insinuation of forms of subjugation into the minds of subjects depends on notions of masking and illusion-in other words, on deception and falsehood, which 'make no sense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notion of truth'）。（注42）只要福柯仍坚持“真理政权”（regimes of truth）这样的短语所暗示的、无区别的相对主义，伦理批判就没有任何可能性可言。（注43）

在认知无神论框架下形成的伦理批判在智性上的妥协本质（The intellectually compromised nature of an ethical critique that is cas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pistemic atheism），在受其庇护而兴起的电影理论中尤为明显。按照这种观点，由表征所提供的“被认为应该知道的主体”位置与异性恋男性的位置是一致的。男性主体的权威建立掩藏其自身之无（no-thing-ness）或不足（insufficiency）的基础上的，这种无和不足被理解为阉割。男性主体对其潜在阉割的意识代表着一种更为形而上学的缺失感，这种感觉通过将显然的匮乏和不足归为女性而得到捍卫，其中女性被感知为一种恋物形象（fetish-image），在被崇拜的同时也被诋毁。由此，由表征所提供的据想应知的主体“位置”被视为与男性主体的“位置”一致，而女性主义此时的选择是令人反感的：或则（a）接受这一据想应知之人的家长制基点；或则（b）服从定义其自身的这一缺失；或则（c）想象存在着一些使女性能够存在于任何表征架构之外的一些位置；或则（d）始终将自身限制于这样一种揭露上，即对表征围绕着性别差异之轴、在知者和被知者间结构从属关系的方式的揭露。正如Jennifer Hammett在本书中所展现的，当女性主义对女性表征的批评被塑造为对女性“范畴”之建构方式的批判——也就是从认识论批判展开的批判，作为对父权制文化所推动的诸信念的替代物的女性主义论题的道德力量将被削弱，因为女性似乎陷身于一个无可逃脱的、被父权制结构起来的表征监狱。但这座监狱并不真实。相反，它是被理论家从其所谓“发现”中错误地推断和想象出来的，这一“发现”声称：任何关于女性的信念都被使这些信念得以彼此耦合的表征形式所中介，而女性仅仅是表征的一种效果。

即使承认激进的认识论批判对伦理学批判来说是阻碍而非助益、且将伦理学批判视作对特定信念的批判要好于对知识本身的批判，我们仍需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分析哲学是否能够为展开伦理学论证提供一种正当框架。比如，在阿多诺这里，“非辩证”（non-dialectical）哲学通过简化伦理问题而示范了一种将其琐碎化的思考形式。伦理问题是这样被定义的，它们承认现存的解决方案，并将这些解决方案呈现为全然真实的发现：“无论是否被反映出来，也不管多么紧急，它们都以一种模拟精确科学的现行手段——如获得认可的推进模式、无瑕的方法、利益高于目的、认知作为目标——的天真方式被规定。那些拒绝被明确标示的经验会被狠狠贱斥：它们所造成的困难被说成仅仅源于不精确的、前科学的命名法。” 如果其攻击对象是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殊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话，我们可以论证阿多诺的批判恰恰是其中的一员：事实上，它回应着后期分析哲学的论断，即实证主义是彻底的反实在论。（注44）当然，阿多诺的写作出于一种武断的视角之下，他相信黑格尔哲学已经雄辩地证明逻辑和认识论问题并不能从实在的伦理学问题中分离。他暗示除了其自身所在的哲学传统，所有当代哲学思想都沾染了对支撑其观点之理论假定的盲目症。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然而，除了阿多诺的教条主义及其对分析哲学的漫画式讽刺外，仍有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大陆思想都源于这样一个根本观点：无论科学是如何被设想的，它都无法对人类行为及其产物提供令人满意的理解。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一值得更多探讨的问题；这里只需要说明，当科学知识被界定为简单的实证主义时，我们的洞察力将被彻底遮蔽，而对科学解释之限度的批判也就将作为激进的认识论批判展开，这一认识论来自于绝对范畴（Absolute terms）中的知识定义。对科学解释之问题更融贯地理解是不将其看做科学本身的问题（这种观点已经被一种根本上的失败所瓦解了），而是视作关于科学解释之角色和限度的问题。

确实，许多分析哲学家与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其视作对人类行为展开哲学分析的模型。对罗素来说，科学在知识追求中具有崇高地位，这一态度在蒯因称作“自然化的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的方案中得到支持。许多分析哲学家热衷于提出和回答伦理中立的问题。然而，就此认为大陆哲学对分析传统的怀疑是合理的则显得过分仓促。首先，尽管当代分析哲学已经证明了科学路径对开展哲学思考极具效力，在分析传统内部，仍有一个针对科学范式的强有力反动潮流，其强调科学——核心是因果律解释——在探索人类价值问题上的限度，晚期维特根斯坦和查尔斯·泰勒以各种方式就此提出了一系列论题。正如我们所示，分析哲学最好被定义为一种论证方式，而不是一种教条：分析哲学所运用的论证方式并不需要向科学寻求其正当性。分析哲学远非科学暴政的一种症候，相反，它所提供的恰恰是对科学解释之功用和限度展开讨论所必须的概念工具。其次，伦理中立性质之问题的存在并不会对伦理学探索构成威胁。相反，伦理学探索的的确确得益于对本质上并非伦理性的问题的清晰界定，其中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划界：伦理学的归伦理学，认识论的归认识论。大陆哲学家或许会反对这种区分，但这种反对是错误的，因为维持这种区分对他们认为的哲学之根本即伦理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将电影理论化为知识或知识批判之模型或程序控制，对现代性的伦理批判得以推进

大陆哲学所开启的电影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将电影关联至认识论批判的种种方式。这种理论化进程在两个相关却不同的阶段展开。在第一阶段，某种激赏现代主义艺术的哲学在电影中发现了一种表达形式，这一形式可以用于模拟知识及其批判的观念。这种思考电影的方式由一种关于哲学的事实和一种关于电影的事实共同激发。笛卡尔式的和后笛卡尔式的认识论从视觉隐喻的角度来思考知识；因此，用电影来模拟知识论显然是将已有的视觉隐喻运用于媒介。这一策略从许多将电影视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家那里得到鼓舞，无论他们是否从符号相似（iconic resemblance）或指称（indexicality）（客体和图像间的任意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电影。（注45）思考电影与知识观念的第二种方式将这种类比推至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哲学在电影中发现了一种出于某种原因而控制着意识运作的社会机器（social apparatus）。电影不再通过媒介与作为视觉的知识之隐喻的一致而简单模拟知识观念。相反，此时电影被看作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一种形式，其效果被恶意地操纵，正如阿多诺所描述的那样；或者它被歌颂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因其不单能简单模拟、更可以设计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意识状态，正如在苏联和后1968电影理论家更为夸张的构想中那样。

尽管将电影表征设想为对知识观念的类似物的理论或许是基于一种不融贯的认识论观点，但以电影机器来想象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的抱负本身却并非不融贯；事实上，它催生了一些充满想象力、激起强烈共鸣的影片（如Hollis Frampton和Michael Snow的作品）。但以这种方式将电影作为知识观念之模型的理论家很容易就会陷于不融贯的境地，恰如当哲学命题的模型遭遇涉及其真值的经验证据时所发生的：类似（analogy）和例子（example）之间的混淆。类似和例子的混淆是一种格外隐蔽的错误，因为它将例示谬误与含糊其辞混合在一起。类似将理论家引向例子，后者随之成为理论的证据。当将电影视为意识模型的观念被关联到将现代主义艺术作为革新意识之武器的观念时，这样一个命题即电影是对意识和世界之特定关系的模型也就倾向于照字面意思地被采纳。这一策略尤其存在于后1968年的电影理论中，在那里布莱希特关于戏剧中幻象与间离的观点被置于由当代法国哲学的激进认识论批判所散播的框架中得到改写。

在其对电影理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主张中，让·路易·博德里认为电影似乎将观众放置于胡塞尔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的位置上，这一先验主体的完整性由这样一个事实所保证，即它仿佛能够全然攫取客体或实在，因为电影中的物质性能指——影像——是透明的（transparent）（也即是说，我们似乎看见的是被表征的客体自身而非对其的某种表征）。尽管影像确实是一种物质性能指，但却并非其似乎所是的实在，这一先验主体的“位置”及其仿佛能够攫取的实在是一种虚构。用拉康的话来说，博德里认为就像主体在镜子中所发生的，先验主体在电影影像中误认了自身。电影是这样一种机器，它具象化了主体精确把握自身和世界的幻想，却也同样能够暴露主体和客体的虚构本质。（注46）追随博德里的机器论者认为可以如此利用电影，即通过叙事的现实主义策略的配置来刺穿对完整的、居于中心位置的主体的幻觉（古典电影），从而实现对这一具有解放意义的观察的否定；或者通过对像蒙太奇这样的现代主义技法的配置，将其运用于实现其探索或揭露主体破碎性之潜力的潮流中（先锋派）。

这种观点不仅回应着布莱希特对戏剧幻觉的看法，也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对阿多诺对商业电影之苛责的重新编排。对阿多诺来说，商业电影是一种借其形式优势对大众进行愚弄的媒介，这种形式优势尤其典型地体现在这样一种方式上：社会领域中弥漫着的“同一性逻辑”（identitarian logic）生产出一种无法区分实在与幻象的人口。而也是这一生产出幻象的媒介优势，能有一种解放功能。但正如Noel Carroll充分证明的那样，这种观点是不融贯的。（注47）关于幻象的符号学理论是错误的：表征——电影的或其他的——并不必然令我们相信其所表征的东西是真的。而关于解放的观点也是自我矛盾的，就以理论家自身为例，被表征建构起来的主体被认为能够识别表征的真正性质，因此也能识别其自身的建构本质。若此为真，这种理论就无法为真。由此，以形而上学之外的形式、将认识论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紧密结合的电影理论也就是错误的。它基于一种深沉的、对表征之权力的过度估值，也显示出对表征对认知之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错误理解。

后现代主义者对电影的思考重述了现代主义者所犯的同一混乱。对一些受认识论批判影响的当代思想家来说，影像充斥着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不再可能区分想象和真实，这一区分既是伦理开明之批判、也是先锋派实践的基础。对阿多诺来说，如果“真实的生活正逐渐变得与电影毫无分别”，他就仍坚持着一种关于处于电影之外的真实生活的观念。（注48）然而，对影响深远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来说，“对真实（the real）的定义变成了：再生产的等价物……真实不仅是能被再生产之物，而且是永远已经（always already）被再生产出来之物，即超真实（hyperreal）”。（注49）在此，“永远已经”作为一种修辞，取缔了象征可与某些外在于其自身之物建立联系的可能性。（注50）乍一看，鲍德里亚的断言包含着一种对错误论证的荒诞运用：因为我们对现象的理解是被我们的表征所中介的，因此这个现象本身就全然是此表征的产物。这一错误（再一次）混杂着例示谬误：一两个我们混淆表征和实在的例子被用做这一关于实在整体之本质的理论的基石。讽刺的是，就其深层而言，这是一种实证主义式的错误——就其只关注归纳地证实某个假设而言，但这一点通常并不被那些身处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人所承认，这一传统认为自身超越了实证主义式的认识论天真，正如这里所发生的一样。

与鲍德里亚类似，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将电影视为拟像（simulacrum），这种仿真拒绝对什么是真实、什么只是对实在的表征做出任何区分。跟鲍德里亚不同的是，德勒兹的出发点并非对一种机器的社会效果的界定，而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电影模拟了认识论批判。与当代电影理论对先验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迷恋相反，德勒兹依赖于对柏格森哲学的一种唯物主义理解。柏格森跟胡塞尔一样遭遇了由笛卡尔哲学所开启的怀疑论问题，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实在的替代性概念——以同样方式包含着思想和物质的时间的绵延（durée）。德勒兹借助柏格森挑战了所有将影像视作幻象形式的理论，如其所言，空间实在与我们对其的影像或思想是同一事物（one and the same thing）。在柏格森那里，因其全然实现任何想象的空间-时间连续体的能力，电影被视为与实在同一；电影模拟了一个柏格森式的宇宙。然而，对德勒兹来说，电影不仅仅只是模拟（model）了一个柏格森式的宇宙。像他的许多现代主义者前辈那样，德勒兹所关注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电影诞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他宣称，如柏格森所描述的那样，电影生产出“其自身的关于实在的证据”（Cinema produces ‘its own evidence’ of reality）。（注51）这一观点是无法自辩的，因为它再次将类似与例子混合于一体。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自辩，德勒兹的理论——如其所是地如此依赖于柏格森主义——似乎只是一种怪谈奇想。

除了这些理论的概念上的失败之外，关于被用于电影研究的大陆哲学的最显著的一点是这样一种方式，其中它所提出的强烈而彻底的关乎认识论终结、主体建构和实在的终极构成的命题均根植于电影的某一方面——摄影影像的因果或指示性本质，仿佛在电影表征的这一特性中，以某种方式藏着我们可能通过电影（甚至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或知识）来追问的、每一个有意义问题的答案。然而，电影的这一特征所抵达的卓越地位仅仅是因为强加给它的哲学预设。一旦这种预设被破除，正如我们已经证明必须如此的，指示性在我们对电影表征的理解中的位置将成为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本书中Currie、Walton和Allen撰写的三篇文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更进一步，显然仍存在着许多关于电影本质及我们对其的反应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摄影影像的因果或指示性质无关，也没有通过关联其数字特性而预示这些论题的未来方向。

科学、意义与理性

正如我们所见，分析哲学中的许多人高度重视科学，将其根本上看作一种实践的资源和模范，而非一种化约的、有害的及/或种族优越感的实践。然而，意识到被众多分析哲学家如此赞颂的科学与大量电影、文化理论中对其的漫画式描述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在此，我们需要再次提及被众多大陆哲学脉络中的理论所妖魔化的两个概念：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很明显，对很多理论家来说，分析哲学可以被简化为逻辑实证主义——一种几乎在其诞生时期的1920和30年代即饱受攻击的理论，长期以来，其核心原则都被分析传统中的其他哲学视为自相矛盾的。（注52）从那时起，科学哲学家已经以无数方式证明了，为何科学远比独立、多变之事实的归纳式积累更为复杂，而且他们也从未暗示科学与其他知识或实践类型没有区别。

囿于篇幅，在此我们只能讨论其中一小部分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概念（notion of falsification）——这一命题声称科学进步并非或者并非仅仅依靠归纳式的证实，而是依赖于对假设的证伪。科学假设的有效性在于其可被证伪却仍未被证伪的性质；波普尔将被证据支持的假设称为得到“支持的”（to be ‘corroborated’），一个比“证实”（confirmation）更充满试验感的概念。其他重要理论则关注观察陈述、观察本身和实验的“理论相依性”（theory-dependence）及由数据所支撑的理论的“不完全确定性”。所有这些都以不同方式指向实验活动中理论模型和假定的建设性意义，也指向这一事实，即事实并不会简单堆积起科学家所用“装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理论范畴和技术装置）的独立性。正如John Hyman所言，“隐喻和类推是科学的脚手架”。（注53）

同时，现在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科学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总而言之即历史的——事物之外。问题在于，这些社会和政治议题在哪种或哪几种层次上影响科学的观念、实践和研究目标？许多科学发现或许确实由军事或帝国主义的目标所驱动和保障，但是否就此能够认为种种科学理论本身都无差别地是偶然的或“被社会建构的”？“发现之语境”可以跟“证明之语境”区分开来么？某些社会建构主义哲学家认为发现之语境大体上无法与科学认识论或证明的规范分离。我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相对主义观点。社会建构主义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关注大量重要现象：决定研究资金分配、因此也决定何种问题具有优先地位的社会力量；认识论规范的运用在特殊情况下被瓦解的方式（如对特定结论的政治权衡在何处影响了研究的实施及对其的解释）；（注54）以及更普遍地，并不只有科学命题的真或貌似有理导致了对它们的接受。然而，如果关于证明的认识论规范全然关系着社会接受度和政治权衡的话，我们可以跟Paisley Livingston一起很好地发问：“我们是否在设想飞机之所以能起飞仅仅因为它们在社会福利或商业上是有用的？”（注55）；还有社会建构主义者的命题也将立即面临着认识论问题的自我指涉。因此，科学社会学尽管因上述所有理由受到欢迎，但它事实上并不能取代认识论。也因此，科学认识论并不同于科学社会学。然而，此间的重点在于，分析传统的哲学家对这一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包括社会建构主义。（注56）

或许会令人震惊，的确有许多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在其关于科学的论述中放弃了对“现实主义”的承诺，转而倾向于一种工具主义的论述（instrumental account）。在此，“现实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即可被观察的日常诸经验是存在的、且其存在独立于我们的精神经验或我们对其的理解。“科学现实主义”则是更加具体的理论，它主张不可被观察的科学实体（the observable entities of science）以独立于心灵的方式存在着。与之相反，“工具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信念，即科学的理论和概念仅仅是恰好能在我们对物理世界的预测和操纵活动中发挥较好功用的工具或“便利的虚构物”（convenient fictions）。（注57）与之相似但更形激进地，有些非常杰出的语言哲学家如Michael Dummett和Hilary Putnam在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反对现实主义（“形而上学的”、“常识”或“自然的”现实主义）。更有甚至宣称逻辑实证主义远非经验主义或天真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而是一种深刻（或者说隐秘）的反现实主义理论。（注58）因此，分析传统对科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它与经常被用来打击它的破落的实证主义（lumpen positivism）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对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这一讨论意在强调其复杂性和多变性。那些将电影理论视作一种“自然化的”哲学实践的人很少很对他们常常斥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天真（epistemic ingenuousness）感到内疚，这一哲学实践将自己视为自然科学的一个根本元素。但正如我们所示，这并不是说将电影理论打造为一种科学——尤其是一种自然科学——是毫无挑战的。其中一个挑战的核心观点是许多电影理论以及所有电影批评都关注的电影的人文内涵和人文价值，而科学的方法论完全不适用于对此类问题的考察。然而，科学是在涉及人类利益的语境中发生的，并催生了有关价值的种种问题，它激发了一种对自然世界的价值中立的描述和解释（不过这一中立性是通过以上讨论的所有思考才获得其合法性的）。然而，不管意义和价值评估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成为明确的客体或某种实践的内容，科学都很难成为它们（指意义和价值评估——译注）的模型。

查尔斯·泰勒曾经通过论证人是独一无二的“自我理解”（self-interpreting）的动物来指出这一观点。所谓“自我理解”是就这一点而言的，即人的许多实在是由他们自身和同伴的、经由文化培育达成的理解所构成的。（注60）根据泰勒的说法，这一事实限制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所能抵达的范围，因为只要它渴望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独立于经验”的描述，它就无法论述“依赖于经验”的现象——比如像羞耻这样复杂的情绪。就此而言，科学语言也就无法捕获人类信念、情绪、价值观和实践的意义；它所期望达成的多是对物理状态（如大脑状态）的描述与其经验相符合，这一描述并不等同于描述作为经验的经验（experiences qua experiences）。不过，重要的是，泰勒也表示这一反自然主义的论断并不必然增强那种强烈的观念或伦理相对主义命题；他对自负于无所不包的自然主义和“一种使人衰落的相对主义”同时展开批判。（注61）这在其对福柯充满同情、最终究是批判居多的讨论中有着清晰呈现，我们已经论述过这一讨论。因此，泰勒避免了这样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一边是对作为所有知识之模型的自然科学的绝对忠诚，另一边则是则是对科学的完全拒绝和对解构式怀疑论及后结构式的美人-字母派（belle-lettrism）。通过对相对主义之荒谬（电影研究对此几乎全然无视）的自觉，泰勒抵消了暗中为害的民族中心主义（电影研究对此有着充分意识）的危险，由此，其作品为国族和跨国族的电影文化的政治化批判提供了一种模型。

本书的数个章节均直接或间接地申张了对“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的类似焦虑，其中包括Allen、Rodriguez、Wilson和Hammett所撰诸篇。另外，Karen Hanson直接挑战了以科学为模型的电影理论，不过她同时也认为许多被认为具有科学主义性质的哲学命题的核心特征————比如，严谨的论证、对反证的关注，事实上都被另一些并不关注因果律解释、定理生成和预测的思想领域所共享。Hanson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将这种哲学冲动视为“对区分的激情……（和）对感知的洁净和完整性的忠诚、对模糊的轮廓和证明的厌恶……”。（注62）换而言之，Hanson是那些对哲学和科学做出区分、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许多被认为好的科学实践确实是对另一些直接承载价值的努力有益的实践的人中的一位。认可关于电影理论的某些问题无法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否认清晰和准确的推理。

人们可以指出一种“自然化的伦理学”和“美学”的可能性来呼应Hanson的观点，即科学甚至可能对如下面所列的某些领域做出贡献：关于道德之起源与功能的渐进式论证，或者关于我们对形式、运动、颜色、声音等之感知的心理学论证。但这是一种类似于Rylean所谓“范畴错误”的严肃错误，即认为这些理论能够替代在价值系统中或系统间的价值判断：如，我们或许可以从感知心理学家那里学来快速剪辑或斯坦尼康式风格摄影机运动的效果，但这并不能带来对使用这些技法的影片的价值评价。（注63）科学知识可以启发但不能做出美学判断和政治决断。正如本书所充分证明的，“电影理论”——以及电影哲学——杂糅着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因此同时取法自然科学实践和社会科学实践、概念考察和价值理论或许是合理的。决定“电影理论”是什么的是研究的某种经验客体，而不是其其本质或用法的任何一方面。（注64）试图将对这一经验客体的全部考察实践统合于某种总题之下是拙劣的，不管这一总题是“科学”或别的什么。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还是为科学赋予了太多东西——一些激进的概念和文化相对主义者简单地将科学视为一种不对知识作特定论断的、特殊的文化实践。（注65）这种相对主义在解释对物理世界的成功操纵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是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另一方面则是占星术这样的非科学信仰系统——上面临着明显的困境。如我们在关于德里达和福柯的讨论中所看到的，相对主义因其不承认知识论题和伦理判断而构成自我矛盾。不过，相比于在这些问题上继续逗留，我们更愿意问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相对主义是否是实现其根本目标的最好方式（这是对我们对大陆哲学启发下的电影理论所提问题的呼应）。相对主义由尊重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瓦解现代主义的必胜信念和自大姿态的渴望所支撑，这种现代主义将自身视为对传统或“原始”文化的超越。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存在着关于能动主体、理性和人格的非相对的、跨文化的规范的强有力论据，但它同时也尊重不同文化情境的复杂性。因此，一种关于能动主体和理性的基本、普遍的框架将更有益于实现相对主义的关怀。事实上，我们将论证，只有承认这样的规范，我们才能避免将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写成或则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或则不可化约的“他者”。许多此类观点对新兴的分析电影理论产生了影响：如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实用主义、哲学心理学、理性理论和个人身份理论中的那些观点。

John Searle和Paul Grice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概念和观点在对纪录片和非虚构电影创作的讨论中尤其明显。Noel Carroll、Carl Plantinga和Trevor Ponech都发展了对纪录片的论述，这些论述将纪录片定义为一种特定的“话语”（utterance）（一种带有表达和交往意图的行为），这一话语希望自己被理解为对实在的直接断言或真实论断（不同于另一种被我们作为虚构来对待的话语）。（注66）三位作者都在关于纯粹文本描述（基于脱离意图和接受语境的影片结构和/或风格特征）之无能的观点的启发下，来对我们对待纪录片和虚构电影的不同态度、甚至我们识别纪录片的能力进行解释，其中并没有对某一能动主体意向的暗中迎合（without an implicit appeal to the intension of an agent）。Gregory Currie也在对Grice概念的发展和调整中，将一种实用主义框架运用于对虚构电影的分析。（注67）

嵌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认知的“指向性”或目的性——也是理性行为和能动主体理论中的关键元素。尽管“理性”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父权制和伦理中心意识形态中最受攻击的概念，Paisley Livingston仍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即一种基本的“实践理性的启发式探索”（a basic ‘heuristic of practical reasoning’）在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普遍理解中是不可避免的。启发式探索表明我们总是这样一种假定下行动，即其他人类能动主体的行为可以依据其所持信念和欲望（动机状态）来解释。启发式探索犯了两方面的错误：行为也可能是无理性的（irrational）或非理性的（a-rational）（例如，一些纯粹器官程序的产物如动脉瘤就并非一种意向状态）。但我们通过对解释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或无理性（当然，后者仅仅是对理性观念这一背景的对抗）原则的设定来开始（解释行为）。然而，此处假定的理性并非逻辑或经济计算理论中所假象的完美理性，而是在人类认知限度的语境中运作的一种“有界限的和最低限度的”理性。

一旦理解了最后一点，它就与对非西方文化的分析远非无关的，我们也更加明显地须要实践理性的启发式探索。为了获取对那些被轻易贬低为无理性的行为的理解，我们必须发现信念、价值及相关动机的社会网络——也就是实践理性的启发式探索的成分。这也适用于文化中的象征性人工制品如叙事，因此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物行为对理解叙事来说是根本的。（注68）在苏莱曼·西塞的《光之翼》（Yeelen）（1987）中，为何Soma不断地向那个被两个同伴拿着的、覆盖着衣物的木制标杆呼叫？因为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儿子并相信“神奇帕索”（Magic Pestle）将会帮助自己；此外，正如影片开篇字幕所示，对神奇帕索“寻找失去之物”的力量的信仰在其所属的Bambaran社会精英群体中是常见的。需要再次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对下述情况的排除，如一个行为可通过大脑损伤或该能动主体的理性被某些无意识的精神程序所破坏来得到解释。不过我们从实践理性的启发式探索开始，而在很多情况下也并不需要转向解释的非理性（non-rational）形式。

两个对此观点的反对意见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任何关于文学或电影作品的“意向性”讨论都将重新回到“意向谬误”。（注69）然而，前述观点是讲对导致文本生产的意向性和理性行为的关注是实现对其全面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无意识的意义也许的确能在作品中被合理地识别到，甚至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反对意见认为太多的解释重心都被置于意向性沉思的某个单独时刻上，仿佛这些离散的意向状态并非坐落于个体和社会的欲望、信念、态度构成的更大的网络中。这种意见已经成为反意向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理解框架的一个理由：显然，某一个体的意向并不能控制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朝向别的什么地方来寻求对文化流动的理解。（注70）

通过对Michael Bratman和Jon Elster的援引，Livingston和Ponech寻求一种对考察孤立的、离散的意向状态之限度的十分不同的回应。（注71）他们认可对人类能动主体单独行为的“时间片段”式分析显然是抽象和理想化的——它对“总是从乱涂乱写中开始其沉思的人类能动主体”（agents who are always starting from scratch in their deliberations）的定位是没什么道理的；由此他们认为必须在这一能动主体可能具有的或短期或长期、或显或隐、或中立或政治化、且相互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交叠或冲突的多变、多样的目标和计划所形成的语境中来考察个体行为。另外，行为也常常是“策略性的”（即根据对其他能动主体的潜在行为的判断来行动）和集体性的。最后，他们认为文本读者和观众的行为也必须从其实践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将我们刚刚勾勒的所有复杂因素都纳入考虑。在其关于黑色电影批评的文章中，Tommy Lott通过对文本“挪用”（textual ‘appropriation’）和“通读”文本（‘reading through’ texts）的讨论例示了这一点。总之，意向性或理性的复杂性得到承认，而非一味贱斥它们。至于关于能动主体和意向性的其他一些争论，尤其是它们为作者身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Livingston和Berys Gaut均在他们的文章里展开了讨论。

这篇导论所关注的大多是对分析哲学的方法、争论和原理的描述，偶尔才提及这一哲学对电影理论的贡献。这部分是因为迄今为止，这一贡献仍较稀薄：对大多数电影、传媒和文化研究圈的人来说，分析哲学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国度。正如此类领域常常遭受的，其居民被歪曲和简化，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暴露出这种观念上的仇外究竟是什么。将分析哲学隔离开来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大陆传统和分析传统之纯粹主义的夸大感。事实上，即使不提迄今我们所说的一切，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互相排斥、彻底对立的图像在许多方面都是误导性的，也并不足以作为西方哲学过去和当下的图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为了寻求有用或有效的洞察和直觉（以及更为人知的贬低），某一传统中的许多人敢于涉足另一个领域：Kivy在本书其文章中对阿多诺和Eisler的援引、Livingston在最近一篇论虚构电影中的人物塑造的文章中涉及的阿多诺和Merleau-Ponty、Deborah Knight在本书其文章中对雅克·德里达和大卫·波德维尔出人意料的结合都可视为这方面的证据。（注73）这种交叉还延伸至一项更具野心的尝试，即以分析方式来详细解释纯思辨的、大陆哲学家的理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泰勒对海德格尔、黑格尔、伽达默尔和福柯，G. A. Cohen和Jon Elster对马克思，Ivan Soll对尼采，Samuel Wheeler对德里达的论述；以及Charles Altieri作品中对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多样的语言观点的极具野心的综合；更为直接的是Alan Casebier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和电影的著作，它从对电影理论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胡塞尔思想中提出了一种极为不同的设想。最后，作者们正开始追索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历史共性。比如，Michael Dummett就如此写道：“分析哲学的起源与……貌似跟分析哲学或我们所谓“英美”哲学有着诸多对立的现象学的起源是相同的。”（注74）他的分析集中于它们重叠的哲学旨趣，以及弗雷格和胡塞尔所发展的不同路径。

我们注意到，分析哲学常常被电影、传媒和文化研究学者设想为一门迂腐、保守主义的学科，与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关注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大陆思想恰成对比。更准确的说法是分析传统高度重视严谨的思维，我们也强调当面对人文学科中常被马虎、诡辩和教条所占据的批判话语时，这种严谨思维的优点是如此重要。然而，分析思想并不保证政治保守主义，分析哲学家也并不缺乏想象力。相反，分析传统是丰富而多样的：分析哲学工具箱中不仅有一系列有用的工具，还有可被用于、也已经被用于诸多不同目标的资源。分析哲学家考察了大量现象，他们也捍卫着许多不同的主张。分析电影理论的目的并不是阻扰对任何特定直觉或理论的追求或捍卫，而是提高做出这些捍卫的严谨性；其目标并非占据不受约束的位置，而是确保任何位置都能以清晰论证的方式获取。

NOTES

1.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3rd edn. (London: Fontana, 1993), p. vi.

2. For other symptoms of this pluralism, see David Bordwell and Noel Carroll (eds.), 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in which the editors argue for a range of theoretical models focused on 'small' or 'middle-range' problems, rather than a single, all-encompassing Theory. Warren Buckland (ed.), The Film Spectator: From Sign to Mind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l 99 5), represents another line of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pluralistic context, in this case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emiotics with Chomskian cognitivism and linguistic pragmatism.

3. Both 'analytic' and 'analytical' are used in the literature;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we will only use 'analytic' in this introduction (other than in quotes where the author uses 'analytical').

4.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is regard is Peggy Zeglin Brand and Carolyn Korsmeyer (eds.), Feminism and Tradition in Aesthetic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 995), in which a number of analytic philosophers address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aesthetics.

5. Noel Carroll dubs this 'peaceful coexistence pluralism';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 Theory, 62-3.

6. In this respect this collection also differs from another recent collection with a philosophical emphasis: Cynthia A. Freeland and Thomas E. Wartenberg (eds.), Philosophy and Fil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According to the editors' own description, this volume contains work 'from widely divergent schools of thought: analytical, "Continental," Marxist, feminist, pragmatist, post-modern, anti-post- modern, classical' (4). Our aim, by contrast, is to make a case for the contribution that a specific kind of philosophy-analytic philosophy-might make to film theor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ing its breadth and countering certain mis-descriptions of it.

7.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this dialogue can be found in Alvin Goldman, Liaisons: 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1991 ).

8. This point of view is represented in John Hyman (ed.), Investigating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9. C. D. Broad,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Philosophy', in J. H. Muirhead (ed.), Contem porary British Philosophy, 1st ser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4), 78, quoted in P. M. S. Hacker, 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6), 67.

10. The classic statement of this argument is W. V.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Quin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his perspective in W. V. Quine, From Stimulus to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Other arguments for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can be found in Michael Devitt and Kim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and David Papineau,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Devitt and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229.

12. Some commentators characteriz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as 'post-analytic', a phrase intended to suggest the relative lack of consensus concerning the central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self-questioning of basic assumptions within the tradition to the point where it ceases to be recognizable as a tradition. Needless to say, we regard this as an exaggerated claim. See John Rajchman,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John Rajchrnan and Corne! West (e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 David Gorman, 'From Small Beginnings: Literary Theorists Encounter Analytic Philosophy', Poetics Today, 11: 3 (Fall 1990), 653.

14. Abductive reasoning is defined as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or accepting a conclus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t explains the available evidence, as contrasted with acceptance on the basis of inference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general (induction), or acceptance on the basis of entailment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particular (deduction).

15. This volume, 134.

16. Cf. Gregory Currie's remarks on 'revisionism' in Image and Mind: Film,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6.

17. On moves away from reduction as a goal in philosophy, see Stephen Stich's re- marks in From Folk Psychology to Cognitive Science: The Case against Belief (Cambridge, Mass.: MIT, 1983), 76-8. Cf. also John Searle's remarks on precise theories of 'indeterminate phenomena', quoted in Carl Plantinga, 'Defining Documentary: Fiction, Non-Fiction, and Projected Worlds', in Persistence of Vision, 5 (1987), 50.

18. Deborah Knight, 'Women, Subjectivity, and the Rhetoric of Anti-Humanism in Feminist Film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6: l (1995), 46; Knight draws on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irror and the Vamp: Reflections on Feminist Criticism', in Ralph Cohen (ed.), The Future o f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19. Jacqueline Rose, 'Paranoia and the Film System', Screen 17: 4 (Winter 1976/7), 89.

20. For further diagnosis of ills related to the fallacy of exemplification, see Richard Levin, 'The New lnterdisciplinarity in Literary Criticism', in Nancy Esterlin and Barbara Riebling,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lnterdisciplinarity and Literary Theor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43.

21. Jonathan Crary,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22. Ibid. 90.

23. For other critical discussions of the use of punning and association in film theory, see Noel Carroll, 'Address to the Heathen', October, 23 (Winter 1982), I 14-17, 153-7; David Bordwell, Making Meaning: Inference and Rhetoric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nem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David Bordwell, 'Contemporary Film Studi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Grand Theory', in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Theory, 23-4.

24. For a defence of Derrida along these lines, see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Solidarity (Cmn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2-37.

25. For a related discussion, see Paisley Livingston, 'The Poetic Fallacy', in Dwight Eddins (ed.), The Emperor Redressed: Critiquing Critical Theory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 150-65.

26. See David Bordwell, 'Contemporary Film Studi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Grand Theory', in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Theory, 3-36.

27. See J. G. Merquior, From Prague to Paris: A Critique of Structural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London: Verso, 1986), 237-44, for a delightfully tart commentary on this tendency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8. Thu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Michael Snow, Annette Michelson has written of 'cinematic work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as analogues of conscious- ness ... as thoug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cesses of experience had found in this century's art form, a striking, a uniquely direct presentational mode. The illusionism of the new, temporal art reflects and occasions reflection upon, the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Toward Snow', in P. Adams Sitney (ed.), The Avant- Garde Film: A Reader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thology Film Archives, 1978), 172. Elsewhere, Michelson speaks of cinema in its function as a metaphor for consciousness or knowledge as a 'philosophical toy'. See Annette Michelson, 'On the Eve of the Future: The Reasonable Fascimile and the Philosophical Toy', October, 29 (Summer 1984), 3-20.

29.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way in which Slavoj Zilek uses the films of Hitchcock and other texts of popular culture to illustrate Lacan's theories.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and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30. See D. N. Rodowick,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Modernism: Criticism and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Film The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31. Derrida addresses Husserl in a number of works. Our focus is a central argument of his essay 'Speech and Phenomenon', in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2. The a prioristic nature of deconstructive scepticism is emphasized by M. H. Abrams in 'What is Humanistic Criticism?', and by Frederick Crews in 'The End of the Poststructuralist Era', both in Eddins (ed.), Emperor Redressed, 13-44 and 45-61 respectively.

33. For a more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is argument seem, Thomas Pavel, The Feud of Language: A History of Structural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89), 38-73; Raymond Tallis, Not Saussure: A Critique of Post-Saussurian Literary Theory (Lon- don: Macmillan, 1988), 164-234; Richard Allen, Projecting Illusion: Film Spectatorship and the Impression of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7-80; and Paisley Livingston, Literary Knowledge: Humanistic Inqui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 55.

34. This point is well argued by Susan Haack in her demolition of Richard Rorty's fashionable debunking of epistemology, in 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3), 182-202.

35. For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Lacan's relationship to Heidegger and Hegel, see Mikkel Borch-Jacobson's ironically titled Lacan: The Absolute Master, trans. Douglas Bi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6. 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i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Tavistock, 1977), l-7.

37.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ontinuum, 1983), 149;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l 979), 35.

38. See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127-86.

39. Adorno writes: 'the fact that cognition or truth is a picture of its object is the substitute and consolation for the irreparable cutting off of like from like. As false illusion the picture character of cognition conceals the fact that the subject and object no longer resemble one another. And that means nothing else than that they are alienated from one another.'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 trans. Willis Domingo (Cambridge, Mass.: MIT, 1983), 143.

40. See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73).

41. Charles Taylor, 'Foucault on Freedom and Truth', 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2. 176·Ibid.

43. On this point, see also Mary Midgeley, 'On Trying out One's New Sword', in Heart and Mind: The Varieties of Moral Experience (London: Methuen, 1981).

44.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21I. Adorno's target is not precise and he does not speak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s such. This almost accidental point of agreement is thrown up in the curious 'debate' between Adorno and Popper, recorded in Theodor W. Adorno, Hans Albert, Ralf Dahrendorf, Jurgen Habermas, Harald Pilot, and Karl R.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45. Martin Jay paints in broad strok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ilm theory and the visual metaphors of Cartesian and post-Cartesian philosophy 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46. Jean-Louis Baudry, 'Ideological Effects of the Basic Cinematographic Apparatus', trans. Alan Williams, in Philip Rosen (ed.), Narrative, Apparatus, Ide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86-98.

47. Noel Carroll, Mystifying Movies: Fads and Fallacies in Contemporary Film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8.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126.

49.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trans. Paul Foss, Paul Patton, and Philip Beitchman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146.

50. On the 'always already' argument, see Livingston, Literary Knowledge, 176-86.

51.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 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56.

52. Adorno et al., The Positivist Dispute, provides a good instance of the term 'positivism' being interpreted so loosely that it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work of one of the first critics of logical positivism, Karl Popper.

53. John Hyman, The Imitation of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1989), I.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of the concept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entioned here is A. F.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2nd ed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2). On the theory-dependence of observation, see N. R. 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958); and on the theory-dependence of observation statements, see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1959)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1935).

54. See e.g. Willaird Rowland'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ay in which the results of audience research into TV violence are framed by both network TV and governmental agendas, in The Politics o f T V Violence: Policy Use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3).

55. Livingston, Literary Knowledge, 77.

56. One of the founding work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with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was, of course, Thomas Kuhn'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 For a later and more radical example, see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RKP, 1976). For critical commentary, see Livingston, Literary Knowledge, 67-79.

57.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147·

58. See Devitt and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190; and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 3.

59. Noel Carroll makes numerous pertinent and incisive remarks on the issues of truth, evidence, empiricism, and more generally on the value of debates in post-positiv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relation to film theory, in his introductory essay in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Theory, 37-70.

60. Charles Taylor, 'Self-interpreting Animals', in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7. Related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by Daniel Dennett, Thomas Nagel, and John Searle.

61. Charles Taylor, 'Understanding and Ethnocentricity', 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l 3r.

62. James cited in Karen Hanson, 'Provocations and Justifications of Film', in Freeland and Wartenberg, Philosophy and Film, 45. See also Susan Haack, Evidence and Inquiry, 137·

63. It may be possibl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iscover some innate human predilections and aversions for certain types of perceptual and cognitive experience, but it is most unlikely that these will be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huge diversity of aesthetic form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which human history displays. Providing an evolutionary argument for the basis of aesthetic or moral experience is one thing; providing such an argument for specific aesthetic or moral criteria is quite another.

64.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empirical object or 'problem' and 'doctrine' driven theory, see also Bordwell, 'Grand Theory', in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Theory, 28.

65. See, for example, Steve Fuller, Philosophy, Rhetoric, and the End o f Knowledge: The Com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an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66. See Carl Plantinga, 'Defining Documentary', 44-54; Carroll (this volume); and Ponech {this volume}.

67. Gregory Currie, The Nature of Fi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Image and Mind.

68. Paisley Livingston, Literature and Rationality: Ideas of Agency in Theory and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54.

69. In their essay on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W. K. Wimsatt and Monroe Beardsley argue that 'the design or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is neither available nor desirable as a standard for judging the success of a literary work.'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in W. K. Wimsatt, with Monroe Beardsley,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ondon: Methuen, 1954), 3.

70. As Wimsatt and Beardsley put it, in a phrase that would not be wholly out of place in a post-structural context: 'The poem is not the critic's own and not the author's (it is detached from the author at birth and goes about the world beyond his power to intend about it or control it).' Ibid. 5.

71. Michael Bratman, Intentions,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n Elster,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2. Bratman, Intentions, 29, quoted in Livingston, Literature, 43.

73. Paisley Livingston, 'Characterization and Fictional Truth in the Cinema', in Bordwell and Carroll, Post-Theory; Knight, 'Anti-Humanism', 47. Knight not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Derrida's arguments in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about the value imbalances in binary oppositions, and the notion of 'proportional series' discussed by Bordwell in Making Meaning, 118-20.

74.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ix. Dummett also points out the inaccuracy of this latter ascription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non-English speaking, especially Scandinavian, philosophers to the analytic tradition, and the fact that many o the key figures in the emerge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wrote in German, not English.

In 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Dummett's argument, Ray Monk has suggested that by overstressing the 'linguistic turn' Dummett merely replaces one oversimplified account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with another. Monk never- theless agrees with Dummett's assessment that the Germanic roots of the analytic tradition have not been properly recognized. See Ray Monk, 'Bertrand Russell's Brainchild; Analytic Philosophy: Its Conception and Birth', Radical Philosophy, 78 (July-Aug.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