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DerZug大家的信，和致楹成的纪念
给所有参与过和参与着DerZug的大伙写这封信说一说DerZug Vol.4发刊至今的编辑工作总结。念头有很久了，大概是并不紧迫也就一直拖延了下来。但最近脑海里时常会浮现与楹成因为DerZug结识共事并成为朋友的回忆，怀念充盈于心。在例行公事的述职之前先得向楹成致献纪念。 二月初刚完成了我在杜塞美院的毕业答辩，紧接着就收到噩耗。匆匆赶往柏林，参与筹办他的追悼式，与楹成的众建筑友人一同搭建了一座小小的构筑物。在柏林冬天的雨雪里，同所有人一起为他送别。
楹成病逝得有些突然，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直到今天我也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个并非命中注定的不幸。就像高速公路上前车卷起的一颗小石子儿打坏了后车的挡风玻璃引发的事故一样，是小概率的事件。假若这个事故没有发生，或许现在正与楹成在柏林相聚，一同在DerZug的编辑工作上共事着。
与楹成的结识是从第四期的筹备起。编辑组邮箱收到了他意愿担任DerZug美术编辑的申请。于是前年夏末相约在亚琛第一次见了面，简单交流了几句第四期封面设计的想法，去看Rudolf Schwarz教堂的路上边走边聊。那时他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题目，提到了过不久将要去日本旅行为题目的基地采风。即便与毕设时段有所重叠，楹成依然表达了参与DerZug的明确意愿。于是在接下来半年的美编合作里，我与楹成逐渐熟识，在杜塞和亚琛之间相互来往，促成了DerZug的最终发刊，也亲见他的东京城市立体墓地的毕设成果。
第四期在去年四月初发刊，楹成的贡献不可或缺。那次发刊之后，与楹成依然保持了相当密切的交往，成为了编辑工作之外的朋友。无论是编辑同事还是私下往来中，都有很多愉快的时刻。自己虽年长楹成几岁，能在人生阅历上给予他一些建议。他性格中的真诚沉稳踏实远在我之上，得到了来自楹成的支持和帮助。感谢DerZug让我收获到了这样一位好朋友，在很多重要的人生时刻有其陪伴。
从第四期发刊开始做发刊的推广，无论是正刊版式的设计，公号的更新编辑，读者群的日常维护，收集读者的阅读反馈，以及第五期发刊筹备等等，楹成始终参与其中。关于DerZug后续发展的话题上，与楹成也私下聊过不少。可以说，以上的种种都是建立在看到了DerZug本身的局限之后，探寻前路的尝试，更大的还是基于对DerZug是否要继续做下去，又如何做下去的忧虑上。我相信楹成是理解了我的这番忧虑的。
站在今天的位置回去看那时候的忧虑，也未全为枉费。除了发掘了一些DerZug内涵的潜力之外，也更加明确了DerZug的属性和定义——DerZug本质上就是编辑组成员和联络密切的撰稿作者共同构成一个学术生产小团体；也是对所有参与者的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大家可以做发表，做研究，做出版，做展览，独立运作，互通有无。
当然伴随着DerZug的自行发展，在参与者之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大概这本身就是一个自发创立结构松散的团队在运作组织上不可避免的，但事情的发生的确引发了相当的不愉快。比如，译者自称为编辑核心成员，引发了对编辑组不了解的外界的广泛误解。比如，作者无理要求插稿拖稿撤稿，造成既定发刊工作混乱延误，在要求未获满足后又发送匿名信诬告编辑组涉嫌侵权。比如，编辑在约稿中私下与作者达成不合情理的协议，而对其他编辑成员隐瞒。楹成见证了这些问题的发生，理解了诸诸忧虑。
基于以上种种已然暴露的问题，为在未来规避，我会提议在DerZug内部建立权责明确的“编委”机制：编委由创刊编辑和担任过主编的成员组成，每一位编委成员作为DerZug的全权代表，也共同对DerZug的工作和成果负责。在明确权责的规章拟定之后，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再说回到DerZug之于我个人的意义，细细想来，梳理出来以下这些。
1，它与我回归建筑是恰好重叠的共时进程。在此之前，我在旅居德国之初有一段时间主动选择远离了建筑。创刊号在2014年3月发刊，同年冬季学期我进入到杜塞美院开始就读，DerZug为我回归到建筑学的语境打开了一个恰当且关键的契口。
2，在DerZug的编辑工作让我有机会不断结识了新的朋友和伙伴，其中不乏优秀而值得交心者。让我这个轻度社交恐惧患者有了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朋友圈子。
3，参与DerZug的编辑和撰稿让我这样一个学术圈外人有了持续思考并转化为文字的鞭策驱动力。即便是自我鞭策不动的时候，对DerZug工作的责任感也会挤压着让我去输出一些能量在写作这件事上。
4，因DerZug的工作而收获到来自外界的荣誉和肯定，有专业内有专业外的。对此坦然接受，也乐于与共事合作的所有人一同分享。
5，我认同DerZug创刊至今的价值。如果说DerZug本身的价值是什么的话，它应该并不在于DerZug这个名头，而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凝聚其中的思考和劳作。
在毕业完成之后对自己过去与DerZug同步的人生做了一番审视，必须要承认：DerZug在过去对我来说是有相当份量的。当人生际遇将要发生转变，那未来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现实的面对选定一个主业（Hauptjob）来谋生的话，我愿意将DerZug定义为谋生主业之外的副业（Nebenjob）继续做下去。
作为一份初创成员都是学生身份的独立建筑学杂志，本身总归会随着成员纷纷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而改变，那么也没必要让DerZug维持本色的停留在原地，就随着我们人生的改变一起改变好啦。一份由青年人创办于德语区的中文独立建筑杂志，青年会变成中年，德语区也已经被走出，守住“中文”“独立”不变，底色便不会轻易的失掉。DerZug的自我介绍词该是到改写一轮的时候了。放松点，果决点，让我们是什么，那么DerZug也就是什么吧。
说到底，我的本心，始终不希望看到DerZug随着伙伴们各自的忙碌必然导致的疏离而被放任，希望能够一同摸索出一个有效的运作机制来维持DerZug的生机与口碑。记得去年在上海第五期发刊活动前，张早私下里的一句感慨：“五年前一起创刊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做出怎样的事来，压根料想不到会有如今的场面。” 待再五年后回望十年，若早还会有这样一番真挚的感慨，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呀。
然而未来并不可期，那就且行且珍惜。我对嘉玮主持的的“家具与现代室内”主题一直都是怀抱极大期待的哈。当然啦，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人生去过，要进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也早晚会有比DerZug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去争取，去追求。真那时候就大大方方的结束掉DerZug就好，诚恳而磊落，也不必非要为它续命而劳力费神。单只看当下，我依然还是觉得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回想在柏林与楹成的遗体告别时候情景，在Axel Schultes建造的明亮肃穆的空间里，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丝毫。那个时刻对做建筑的意义呀，纪念的意义呀，生命的意义呀都在脑海里混沌翻涌得想了很多很多。如果现在硬要去繁拨冗地概括出来的话，它应该是——人活着，得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争取留下一些好的痕迹在这个世界上，做建筑是一种，做DerZug也是另一种吧，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便是将他在生前认同了其价值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最可惜的是楹成没有拿到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它们。他止步在将要出发去战斗的二十四岁时，以人生最美好的模样活在所有想念他的朋友的记忆里。在那场夹着雨雪的追悼会上仅仅借由一座东京城市墓园的白色模型代替自己现身，与大家告别，那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候聊起的毕业设计题目的最终答辩方案。湿冷的风吹起白色的纱帐，那一刻情绪的记忆既虚无又真实，萦绕在脑中，至今未曾散去。
2018年8月5日，成稿于柏林 2019年2月1日，修改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