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Kindle标注笔记
Kindle Mate, 2018/7/30 11:36:08
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l Nisbett和Norenzayan（2002）提醒我们“文化习俗和认知过程相辅相成。文化习俗促进某些类型的认知过程，而认知过程又使这些文化习俗长存”（p.562）。
l Ceci和Roazzi（1994）描述了由Carraher及其同事对以沿街贩卖为生的巴西儿童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当给儿童一些真实生活情境中常见的问题时（例如，“如果一只大椰子值76元，小的值50，那么两只一共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儿童的表现有98%是正确的。当给他们一个正规测验问题时（“76+50等于多少？”），回答平均只有37%是正确的。
l 回忆一下有关亚历山大·鲁利亚（维果茨基的学生）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个偏远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农民中进行（Luria，1976）。当时该地区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农村正引入集体化耕作和工业化的观念与做法。作为这次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一些居民参加了文化课程。鲁利亚比较了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文化课程的人在各种知觉、推理和分类任务中的表现。他发现了一致的群体差异：不具读写能力的人最可能用具体的、知觉的和受情境约束的方式对任务作反应；受过学校教育的那组对象表现出更强的、更为抽象和概念化的处理材料的能力或倾向。受教育组可以从前提中进行推理，并根据除他们自身经验以外的知识得出结论。
l 研究者（K. F. Miller et al.，1995）还调查了中美儿童数数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究竟有没有模式上的区别。只能数到10以下儿童的百分比没有差别：研究者发现94%的美国儿童和92%的中国儿童都能数到10。但是，只有48%的美国学龄前儿童能数到20，相比较而言，74%的中国学龄前儿童能数到20，这真是一个显著的差异。在接下去的几十个数字中，这个差异没有扩大。这表明，美国儿童的计数不如中国儿童的原因在于：两种语言中一个（中文）弄清了以10为基数的数字系统本身；而另一个语言系统没弄清，这就是差异所在。
l 与法国计数方式相似
l Luria（1976）认为，没文化的村民面临三条局限。第一，他们难以接受与自身经历相抵触的大前提（即使是为了论证起见）。通常这样的假设他们不予考虑或根本就遗忘了。第二，没文化的村民拒绝把大前提（比如“遥远北极的熊都是白色的”）看成是真实普遍的。相反，他们会把这些陈述当作是某个人的独特经历的描述，常常在他们的推理中不予考虑。第三，那些缺少教育者往往不会将不同的前提看作一个问题的几部分，而是把所有的前提当作是一条条独立的信息。参加过文化课程的农民正好相反，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结论不是从自身知识中得出，而是从问题（前提）本身就得出正确的结论。
l Kearins（1981）给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澳大利亚白种人的儿童呈现四组条件。在每组条件中，他们都会看到20件熟悉物品。其中两组是人工制品（诸如餐刀或顶针之类）；另外两组是自然界存在的物品（诸如羽毛或岩石）。在两组中，所有的物品都是同种类型的（比如全是岩石或全是瓶子）；另两组中，组内的物品类型不同（比如一把小刀、一块橡皮、一枚顶针）。测试在操场的长凳上或是树下进行，并且尽量采取措施使任务不像专门的测试。儿童对每组物品观看30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此时物体被搅乱成一堆。接着再让这些儿童重新组合这些排列，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如图14-5所示，实验结果显示，土著孩子在每组条件下都比他们的白种同龄人表现得更好。Kearins（1981）评论说，这种任务对于土著儿童来说显然是太容易了：相当大比例的儿童一个错误也没犯（在不同组中的比例为14%～54%，与白种儿童中平均4.5%的比例作比较）。 图14-5 Kearins（1981）的研究结果 对土著被试的观察显示，他们观察排列时通常只是静静地坐着，没有显示任何复诵的迹象。白人儿童和青少年更可能会绕着他们的座位来回移动，拿起物品，还“念念有词”。在重组阶段，土著儿童有条不紊地安放物品，而且很少有改动。澳大利亚白种儿童重组阶段开始时“心急火燎”，接下来又会在物品安放的位置上做很多改动。Kearins（1981）认为，土著儿童运用的是一种视觉策略；白种儿童运用的则是言语策略。当土著儿童被问及他们是如何执行这项任务时，他们往往耸耸肩，或者说他们记得排列的“样子”；而澳大利亚白种人往往详尽地描述言语复述策略。
l 与之相对，持文化相对论者，尤其是激进的文化相对论学者（Berry，1981，1984）不会认为认知过程、能力或策略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而且这些学者并不将文化视为是几个独立因素的总和，而是认为文化是一种格式塔或完形，不能将其分解为小片。特定的概念、过程、能力之类因而只与特定的文化相关，也只在这些文化中才能发现它们。所以，由此提出的认知理论及其解释必然与所有文化（至少也是许多文化）不同。
l 表14-1 文化症候群的例子
l Triandis（1996）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称之为文化症候群的文化变量维度，可以用于心理学理论的建构中。所谓文化症候群是指“在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在有界限的地理区域内，根据说某种特定语言的人们来确定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得到的共同态度、信仰、分类、自我界定、标准、角色界定和价值观的模式”（p.408）。表14-1给出了Triandis确定的一些文化症候群所
l 事实上，Segall（1984）认为，文化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系列诸如语言、习俗等独立变量的集合。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Rohner，1984）。
l 研究者把另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称为分离性认知（separate knowing），这种风格在男性以及那些在传统男性环境中获得社会化和成功的女性中更具代表性。分离性认知力求客观和严谨，即学习者置身于所学习和理解的事物、事件、人或概念之外。这种风格倾向于非人为的规则或标准，学习则意味着对所学信息的“掌握”而不是与之发生“衔接”。据Belenky等人（1986）所述，分离性认知包含了不同的智力风格，这种风格的人寻找争论或命题中的缺陷、漏洞、矛盾或者证据的遗漏。相反，连接性认知“建立的基础是学习者相信绝大多数真知来自个人经验而非权威的宣告……这些过程的核心是移情能力”（Belenky，pp.112-113）。
l 并非由性别本身引起,而是由环境对不同性别的差异引起
l Dweck和Goetz（1978）得出结论，可能由于女孩对成人要求的服从，在老师看来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她们会逐渐认为失败只是源于能力不足。相反，男孩的失败在老师看来更多是没有实际行动或努力不够造成的。因此在男孩的表现差于预期时，老师会更易倾向于（事实上，这种倾向是女孩的8倍）归咎于动机的欠缺而不是能力的欠缺。因此，男孩可能不经意地被教导成不把批评当回事（因为他们受到批评太多了）且不认为批评是针对个人能力的（因为众多批评均指向行为表现中的非智力方面，且大部分情境中直接认为是动机不足）。女孩由于受到的批评相对少，就鲜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处理这些负面的评价。而且，成人对女孩行为表现的批评多集中于认为她们胜任力或能力的欠缺。总之，女孩收到的信息是：失败源自能力欠缺（对此几乎没有办法可以补救）；男孩收到的信息则是失败源自努力的欠缺（补救方法是很明显的）。
l 近来在认知风格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概念称为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 tion，NFC），大致是指一个人接受智力任务和挑战的动机（Cacioppo & Petty，1982）。具有高认知需求的个体似乎喜欢在思考、问题解决和推理方面倾注更多努力，在完成一项智力挑战后所获得的满足感也比低认知需求者高。
l 6.认知能力实质上是可以遗传的，其比例明显不少于40%但也不会超过80%。（Herrnstein & Murray，1994，pp.22-23）
l 皮亚杰认为发展的主要机制是心理结构的适应。此处类比的是进化意义上的适应，即动物经过若干世代，进化出新的结构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它们目前所处的环境。皮亚杰意义上的适应包括两种不同但相互联系的过程：同化和顺化。
l Payne（1976）认为，当决策者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时，他们会通过采取因素排除法这样并非最佳的启发式来减少“认知负担”。
l 多属性效用理论包括6个步骤：①把一个决定分解成独立的维度（比如刚才所列的挑选专业的5项）；②确定每个维度的相对权重；③列出所有的选择可能（如可能的专业）；④按照5个维度给各个不同的选择排序；⑤将排序乘以每个决定的权重以获得最后的值；⑥挑选值最高的选择。
l 这一期望值可以用下面的等式来表示， EV=∑（pi×vi）（11-1） 式中，EV代表赌博的“期望值”；pi是第i次结果的概率；vi是第i次结果的钱的数值。比如，一种抽奖彩票共有10张彩票，编号从1到10。如果拿到1号，你将赢得10美元，如果拿到的是2，3，4号票，你将赢得5美元。其他数字的则什么也得不到。那么这种彩票的期望价值是 （0.1×10）+（0.3×5）+（0.6×0）=1.60
l 曲线斜率越接近45度，信心与准确度的“吻合”就越好。低于这根线的曲线偏离体现了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即信心高于实际的准确度。高于这根线的偏离表示了信心不足，这种现象很少发生。这里的一般思想是：如果所有被试给出0.8信心评定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估计答案准确的可能性是80%），其实只答对了60%。而被试认为自己100%正确的答案，也只有75%～80%是对的。 图11-7 一条标定曲线的例子 换种方式讲，人们对自己回答准确率的感觉是被夸大的。过分自信对正确的决策而言是真正的阻碍。如果你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不恰当的高时，你可能会摒弃所有决策中提供的帮助，因为你看不出有此必要。即使可以帮助你克服其他偏见和判断失误的办法就在身边，过分自信会使你偏信自己的直觉，而不去相信可以获得的其他客观信息。过分自信其实就是决策中的自大。
l 同样，假如有两组高中生，给他们2秒钟估计一个复杂算式的结果。第一组估计的是8×7×6×5×4×3×2×1，平均报告结果是2 250，第二组的问题是1×2×3×4×5×6×7×8，结果（平均）为512。正如你看到的，其实这是两个一样的问题。但你恐怕不会很快地告诉我那两个估计结果都太小了，因为正确值是40320。
l 11.4.3 框架效应 行驶在公路上，你发现自己的汽车快没汽油了，你看到两家加油站，都张贴有汽油广告。A站的价钱是每加仑1美元；B站是0.95美元。A站同时宣告，“现金支付每加仑的折扣为5美分”，而B站则称，“信用卡支付每加仑附加5美分”。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比如加油站的干净程度，你喜欢的汽油品牌，两家站内的汽车数）时，你会选择哪家加油呢？许多人喜欢A站，因为现金支付的话还有折扣（Thaler，1980）。
l 证实偏见
l 研究者已认定一些与推理有关的偏见。其中一个在Wason的2-4-6任务中就已经提及，称为证实偏见。证实偏见是指只寻找支持既有观念的有关信息的倾向。例如，如果你认为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是自由主义的，可能会试着去“检验”这一结论，但发现往往难以做到。因为你一般只去搜寻那些自由主义教授的例子，而忽略或遗忘了保守的大学教授。有证据表明，人们一般很少考虑与自己假定结论相反的例子（Baron，1985，1994）。因此，人们在评估自己的推理或其他行为时，相对于那些与预期相悖的信息，想到或搜集与自己预料一致的信息要容易得多。
l 这意味着没有规则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就像没有科学假设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样。假如你是一位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预言某些试验结果的假设。你想，“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p］，那么我将得到这种类型的结果［q］。”然后你进行实验，很幸运或本应如此，你确实得出了那样的结果。基于你的规则（p→q）和所得出的结果（q），能够得出结论说你的假设（p）是正确的吗？不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犯了肯定结论的错误。
l 第四种，三段论推理会导致对前提的理解错误。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做出假定或改变某些词的意思，而并没有与问题真正表达的意思很好地对应。
l 第三种会影响三段论推理的变量与前提措辞有关。否定［其中有词不（no）或非（not）］的前提一般比较难对付，也容易发生更多的错误，相比不包括否定项的前提，理解时间花费也更长（Evans，1972）。
l 三段论推理一般会产生至少四种错误。第一种，会产生内容效应（就像在命题推理中一样）。第二种，会有所谓的可信度效应（believability effect）。人们倾向于判定那些能够强化他们最初假想的结论为有效，而不管该结论是否由前提假设得来（Evans，Barston & Pollard，1983）。
l 两个前提中的“一些“可以没有重合
l 许多范畴三段论的执行都有错误倾向（Ceraso & Provitera，1971；Woodworth & Sells，1935）。一般说来，当一个或多个前提以“一些”来数量化，或者一个或更多的前提为否定时，人们的判断往往较慢，错误也更多。例如，当呈现三段论问题“一些商人是共和党人。一些共和党人是保守的”，多数人错误地推断出“一些商人是保守的”，并自以为肯定正确。（为什么这个结论不对呢？注意第一个前提允许了这样的可能性：一些共和党人不以商人的身份存在。他们可能全是律师。或许只有这些共和党的律师才是保守的。）
l Cosmides（1989）认为，关于社会交换推理的任何进化适应机制都必须满足两个限制：①它必须关注社会交换的成本和利润，②它必须能够觉察社会交换中的欺诈行为。一个不能考虑成本和利润的人，就难以对所提出的社会交换价值做出成功推理；一个不能识别欺骗行为的人，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或许都将是一大不幸。
l 有好几种方式可以解释两者的区别。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是从一般到具体也称从一般到特殊（例如，“所有大学生都爱吃比萨饼。蒂姆是一名大学生。因此，蒂姆喜欢吃比萨饼”）；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则是从特殊到一般（例如，“盖奇是一名大学生。盖奇住在宿舍里。因此，所有的大学生都住在宿舍里”）。 另一种描述两种推理类型差别的说法是，在演绎推理中并没有新的信息加入，所得结论表征了前提中已经暗含的信息。相反，归纳推理的结论则包含了新信息。 第三，谈到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区别的相关方面，不得不提及所得出结论的类型。演绎推理，如果操作正确，将得出具有演绎效度（deductive validity）的结论（Skyrms，1975）。当且仅当前提为真而结论（或结论群）为假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时，一个论点才称得上是演绎有效。演绎效度给推理者一个很好的保证：从正确前提出发，并遵循逻辑规则，就不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蒂姆和比萨饼”的论点是一个演绎观点：如果所有大学生爱吃比萨饼是正确的，并且蒂姆是一个大学生，那么蒂姆就会喜欢吃比萨饼。
l 用Perkins的话来说，良好的思维需要庞大的知识库以及高效使用的方法。同时，良好的思维还需要如刚才所示的质疑。通常阻碍批判性思维的是一种心理懒惰，即一旦找到一个解答就停止思考。一个无批判力的思考者对瓶子议案做如下推理：“嗯，尝试减少垃圾是很好的，但是5美分不足以让人们这么做，所以行不通。”注意在这个例子中，此人只建立了一种心理情景就停止了，没有提出任何假设问题或是思考任何其他可能性。Perkins等人（1983）敦促人们克服这种只有当问题完全表面化之后才对它们进行推理的倾向，而换以更加努力、持久地搜寻其他的可能和解释。
l Smith和Blakenship（1989）通过所谓画谜（rebuses）的图片-文字谜题，对酝酿效应进行了实验展示。在被试解决15个谜题之后，呈现给他们第16个问题。第16个谜题给出的误导线索会导致被试对错误解释的固着。稍后第二次给他们呈现这个关键谜题，但没有线索，再一次要求他们解决这个谜题并回忆线索。控制组被试即刻见到这个谜题的二次呈现，而实验组被试在解决谜题中会有5或15分钟的“中断”。在那段时间中他们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完成要求很高的音乐感知作业（以防止他们私下继续解决实验问题）。实验者预测那些接受更长“满负荷”间隔（在那段时间呈现音乐作业）的被试更可能遗忘误导的线索，从而解决该谜题。事实上，实验结果完全不出所料。 然而，许多实验研究没有发现顿悟有事实依据的记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接受物理或心理中断从而有更多机会酝酿的被试，相对于那些始终解决问题的被试几乎没有表现出更彻底或更迅速的能力上的提高（Olton，1979）。
l “非具体目标”被试比“具体目标”被试获得更高的结构分数。当要求输出达到特定目标值时，两组的表现相当，但在一个有新目标值的迁移问题上，“非具体目标”被试的表现要优于“具体目标”被试。Burns和Vollmeyer（2002）做了一个追踪研究，要求其中两种情况下的被试完成任务时出声报告想法。结果显示，非特定目标被试在搜索阶段更易于检验特定的假设。由此推测，以Newell和Simon的术语来说，尽管不同的任务都会产生不同的成本，拥有一个特定目标会减少致力于搜索问题空间的努力。
l 对表征的选择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差异。研究专栏10-2中“女士、狗、子女、职业问题”的S. H. Schwartz（1971）发现，建构图10-3中图表的人比那些仅仅写下名字、狗、职业之类并且以箭头或连线连接他们的人（例如，凯茜——爱尔兰长毛猎犬；金毛猎狗——4个孩子）在解决问题时更为成功。
l 回溯问题
l 专栏10-2 女士、狗、儿女、职业问题 从下列信息判断谢德兰牧羊犬的主人有几个孩子。 有5位女士：凯茜、戴比、朱迪、琳达和桑娅。 有5种职业：职员、管理人员、律师、教师和外科医生。 每个人有不同个数的子女：0、1、2、3、4。 凯茜拥有一条爱尔兰长毛猎犬。 教师没有儿女。 拉布拉多猎狗的主人是外科医生。 琳达没有谢德兰牧羊犬。 桑娅是一个律师。 谢德兰牧羊犬的主人没有3个孩子。 金毛猎犬的主人有4个孩子。 朱迪有一个孩子。 管理人员拥有金毛猎犬。 戴比拥有伯尔尼山地犬。 凯茜是一个职员。
l 直接垂直旋转180度
l 固10-2 柯内塔问题 采取-系列的移动步骤，将第一根柱上的三个团盘移到第三根拉上，次只能移动一个圆盘，而且不能将大的圆盘置于小圆盘之上。
l 后被证明无显著作用
l 沃夫假说预言，这些语言差别会限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认为有用信息的范围：作为说英语的人，我们可能区分不出不同种类的雪，而因纽特人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辨别。类似地，讲达尼语的人加工色彩信息的过程也会与我们大不相同，原因在于各自语言中色彩名词的差异。
l 反对华生,思维即语言,别无其他
l S. M. Smith、Brown、Toman和Goodman（1947）进行了一个异常大胆的实验以检验华生的理论。史密斯自己做被试，接受注射一种箭毒衍生药物，致使所有肌肉都麻痹，以致于实验过程中必须使用一台人工呼吸机维持呼吸。因为他不能活动任何肌肉，也就不可能使用无声语言。问题在于，这也会阻止他从事其他类型的认知活动吗？回答是确定无疑的“不会”。史密斯报告称，在箭毒控制下记忆和考虑某件事情仍可进行。那么很明显，无声语言和思维并不等价。
l 格瑞斯（1975）主张，谈话的进行需要所有讲话者之间相互合作。虽然交谈中讲话者对他们要说什么、怎么说和什么时候说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们还是要遵守一些约束或是普遍规则（G. A. Miller & Glucksberg，1988）。格瑞斯认为所有交谈中的人都会遵循“合作原则”。为此，他相信讲话者在交谈中会遵守如下4个特别的交谈“准则”或规则： （1）量的原则（maxims of quantity）：确定你所说的能提供必要的所需信息。不要提供过多不必要的信息。 （2）质的原则（maxims of quality）：设法使你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不要讲你自认为是错误的内容，不要讲没有事实依据的言论。 （3）关系原则（maxims of relation）：言语要有联系。 （4）规矩原则（maxims of manner）：讲话要清晰，避免表达晦涩。避免歧义，简明扼要，条理清晰。
l 视觉线索显然影响了声音如何被知觉。你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情境效应，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其他研究证实了言语知觉还受到众多其他情境的影响。Warre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Warren，1970；Warren & Obusek，1971）已经证实，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听到”根本不存在的音素。在1970年的研究中，Warren给被试听一个句子的录音，内容是“The state governors met with their respective legi* latures convening in the capital city”。句中有120毫秒的部分被一声咳嗽音替代（用星号表示）。20个被试中只有1个报告察觉到有一个缺少的声音被咳嗽声掩盖，但他没有报告对声音缺失的位置。剩下的19个人证实了“音素修复效应”（phoneme restoration effect）的存在，之所以用此名称来命名这种效应，是因为听者似乎在知觉过程中通过其他语言信息的预测“修复”了缺失的音素。
l Joanne Miller（1990）阐述了言语知觉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言语是连续的。各个声音之间少有停顿，同一个词中的不同声音会相互掺杂。这在图9-4中表示得十分清楚，该图显示了一幅口语句子的声谱图，声谱图是对言语的图解表征，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声音的频率，单位是赫兹（每秒包含的周期数）。图中较暗的区域所表示的是每个频率上各个音的强度。注意其中的边缘（空白部分），它们并不同单词或是音节的边界相吻合。换句话说，当你在听某人讲话时，音节和单词之间听起来好像有停顿，但其中很多只是一种错觉！ 图9-4 一个人在说这句句子时的声谱图
l Joanne Miller（1990）阐述了言语知觉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言语是连续的。各个声音之间少有停顿，同一个词中的不同声音会相互掺杂。这在图9-4中表示得十分清楚，该图显示了一幅口语句子的声谱图，声谱图是对言语的图解表征，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声音的频率，单位是赫兹（每秒包含的周期数）。图中较暗的区域所表示的是每个频率上各个音的强度。注意其中的边缘（空白部分），它们并不同单词或是音节的边界相吻合。换句话说，当你在听某人讲话时，音节和单词之间听起来好像有停顿，但其中很多只是一种错觉！ 图9-4 一个人在说这句句子时的声谱图 言语知觉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单个的音素会因为上下文而听起来有所不同。
l 从表象（或客体、画）的空间特征中分离出视觉特征是相当困难的。然而Nancy Kerr（1983）的一系列精巧研究却在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她做的是一项地图扫描研究，非常类似于先前提到过的Kosslyn等人（1978）的研究。然而，在此研究中，一些被试是先天失明的，通过触摸放置在一个平滑表面上的物体（每一个都具有一些特别的形状）来学习“地图”。一旦被试了解了这些位置，实验者会报出一对物体的名称并要求被试注意集中于其中一个物体，并想象有一个突起的点从该物体移动到第二个物体。Kerr发现，物体间的距离越大，无论是失明的抑或正常的被试扫描所需的时间都越长。 这一研究发现验证了Kosslyn等人（1978）的结果，表明视觉表象具有空间特性。这种空间特性类似于视觉表征，但未必是可视的，因为先天性失明的人（没有视觉）显然也能够利用视觉表象。
l Finke的第二个视觉表象原则是有关视觉表象的构建与对真正物体和事件的知觉间的相似性。它表明，“表象在功能上等价于知觉，当想象物体或事件时激活的视觉系统机制与同样的物体或事件真正被知觉到时相类似”（1989，p.41）。
l Paivio（1969）进而确信，一对名词中的前一个（称为“刺激”名词）常作为概念上的“挂钩”，从而使第二个（“反应”）名词可以被钩住。也就是说，刺激名词是作为一个“心理锚”来发挥作用的，使得反应名词的表征可以依附其上。因此，第一个词的可想象性对于增进易记性而言尤为重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CA条件下的回忆水平要明显高于在AC条件下的。
l Dual-coding hypothesis
l Paivio的一项研究（1965）提供了支持该假说的证据。要求被试学习4张名词对词表中的一张。第一张词表（CC）包含的词对均指向具体的物件（例如，书-桌子）。第二张词表（CA）包含的词对中，第一个名词是具体的而第二个则是抽象的（比如，椅子-公正）。第三张词表（AC）与第二张相反（比如，自由-裙子）。第四张（AA）包含的词对均为抽象名词（比如，美丽-真理）。在最高为16项均答对的情况下，对应于CC，CA，AC与AA词表，被试的平均成绩分别为11.41，10.01，7.36和6.05项答对。
l 知识表征和组织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知识是如何进行表征的议题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的基础，即“什么是常识？”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真正的智能程序或系统必须具有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必须不仅能够贮存而且能够提取关于现实世界的大量信息。因此，这个知识基础必须组织得富有效率。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有效组织这样广博知识基础的生物就是我们人类。
l 一方面，知识是如何进行表征的议题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的基础，即“什么是常识？”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真正的智能程序或系统必须具有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必须不仅能够贮存而且能够提取关于现实世界的大量信息。因此，这个知识基础必须组织得富有效率。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有效组织这样广博知识基础的生物就是我们人类。
l 概念的样例观（exemplar view of concepts）则恰恰相反：它断言概念包括至少一些实在的具体实例的表征。样例观认为，人们是通过将新的实例与以前存储下的被称为样例的实例进行比较，从而对新实例进行归类的。
l 然而原型观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首先，它没有抓住人们知识体系中概念分界的极限。例如，尽管一只墨西哥吉娃娃狗在很多地方更像一只猫而不像大丹犬，但它仍和大丹狗一样是犬类。这个例子用原型观就很难解释。与经典观不同的是，经典观为究竟属不属于一个类别设定了明确清晰的界限，但原型观却没有说明清晰的界限。
l 等人（1973）发现，人们对“知更鸟是鸟”这样的句子的
l 认知心理学实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提高目击者指认的准确性方面。Wells（1993）回顾了一些研究，并对警察如何编排待指认的嫌疑犯或嫌疑犯照片，以降低目击者错误的概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例如，他建议使用“模拟”证人，也就是犯罪发生时不在现场但得到了有关犯罪行为有限信息的人。其中的逻辑是，模拟证人也同样会指认一排嫌疑犯中的任何一人。但是，如果所有模拟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事实上的嫌疑犯，那么这就部分表明嫌疑犯的排列方式存在偏差。对于如何降低对目击者的暗示性问题，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建议（K. L. Chambers & Zaragoza，2001），例如告诫人们不要被耍花招的问题误导。
l 目击者的证词在多大程度上使你确信被告的罪行？Elizabeth Loftus是一位专门研究目击者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认知心理学家，她认为证词会对你的行为产生不恰当的影响。她坦陈“目击者的证词很可能被陪审员采信，特别是当证人表现出极高的确信度时”，即使在自负的证人记忆不正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确实，她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一个结论：当一个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的活生生的人，用手指着被告说‘就是他’时，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更令人信服的了”（Loftus，1979，p.19）。但是，Loftus重新考察的几项研究表明，目击者对证词的确信度可能被夸大了。
l 图式（schemata）
l 有趣的是，研究者后来发现，再认记忆并不能显示出同样的情境效应（Godden & Baddeley，1980），这表明再认和回忆的运作是有所不同的。
l Waugh和Norman（1965）快速（每秒4个数字的速度）和慢速（每秒1个数字）呈现数字。他们的推理是，如果是衰退导致了短时记忆的遗忘，那么接受慢速呈现的被试就不能很好地回记出该数字第一次出现在数列中的位置。因为慢速呈现势必会使报告时间滞后，从而导致前面数字更多的衰退。而图5-3（标绘出回忆率与干扰项数目多少之间的函数关系）表明，其实这并没有发生。该数字无论以什么速率呈现，被试回忆数字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在所有实验中，被试对位于后面数字的回忆不如对开头数字的回忆，这表明短时记忆中信息的遗忘是干扰而不是衰退造成的。 图5-3 Waugh和Norman（1965）的数字探测研究结果
l Sperling（1960）进行了一个堪称经典的精巧实验，用来研究视感觉记忆的特性。他给被试呈现如图5-2所示的包含字母的刺激，并要求他们回忆看到的字母。这些字母只快速呈现约50毫秒。Sperling发现，人们平均能报告12个呈现字母中的4或5个，增加呈现的时间，甚至到500毫秒，也不能提高他们的表现。问题并不是出在感觉方面；500毫秒或是半分钟足够让被试知觉到所有字母（klatzky，1980）。 图5-2 Sperling（1960）使用的刺激呈现示例 不过Sperling（1960）确实发现了一个提高被试表现的方法，那就是他发明的所谓部分报告法。当被试看到呈现的字母后，再给他们呈现一个低音、中音或高音的刺激。低音指示他们只需报告最下面一排的字母，高音对应上面一排的字母，中音则是中间一排的。无论出现的是哪一种音调，被试的报告几乎总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发现表明，被试一定储存了所有的呈现字母，因为他们事先不知道将会听到哪一种音调。如果他们能准确报告任意一排字母的90%，我们就可以推断任意一排的准确报告率都是90%。事实上，Sperling运用部分报告法发现，被试平均能准确地回忆出任意一排4个字母中的3个，这意味着平均的回忆准确率为75%甚至更高。
l 尽管开车时发短信非常危险，但是这依然是普遍现象，相对年轻和缺乏开车经验的人尤甚。Harrison（2011）最近的研究显示，91%的大学生被试报告曾经在开车时发过短信，甚至有乘客在边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并且是违法的。Atchley、Atwood和Boulton（2011）发现，70%的本科生报告在开车时发短信，81%的人会回复短信，92%的人读短信。还有一些被试报告说，他们会在等红灯时才发短信，但是只有2%的人在开车时完全不使用手机收发或者阅读短信。
l 根据Posner和Snyder（1975）判断自动化的一个标准（加工不影响其他心理活动），在该研究中的听写可以看成自动化的。
l Fukuda & Vogel（2011）研究了在注意捕获中工作记忆容量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分别招募了具有高工作记忆容量和低工作记忆容量的学生被试，通过实验得出两组被试在对待注意捕获这个问题上都是同样敏感的。唯一不同的是，高工作记忆容量组比低工作记忆容量组能够更快地从初始注意捕获中恢复过来。这就意味着工作记忆水平较低是与注意控制有关，尤其是同一个人不受分散注意项影响的能力有关。
l 在一致映射的条件下，一般认为只需要自动化加工（因为目标和分散注意项不是同一类型的刺激），被试只会因框架时间的变化而在执行上有所不同，而不会因为目标项的数目（记忆组）或者呈现的分散注意项数目（框架大小）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无论是搜寻一个还是四个目标，无论是在一个、二个或四个项目组成的框架中寻找，被试的准确率都是相同的。正确率只取决于框架呈现的持续时间。
l 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现象（Bressan & Pizzighello，2008；Rensink，2002；Simons & Ambinder，2005；Simons，Nevarez & Boot，2005）。这种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不加以注意，就会对眼前的刺激或者刺激内部发生的明显变化毫无察觉。
l 图4-5 Simons和Levin（1998）研究视频中被试行为的截图 资料来源：Simons, D. J., & Levin, D. T. （1998）.Failure to detect changes topeople during a real-world interaction.Psychonomic Bulletin andReview, 5, Fig.1, p. 646. Copyright©1998, Psychonomic Society,Inc.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想象一个人走过来向你问路。你好心相助，并开始给他指路。在你说话时，两个人冒失地打断了你们，竟然扛着一扇门从你们之间穿过。显然你应该注意到与你说话的那个人已经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Simons & Levin，1997，p.266）。
l 努力只是影响任务执行的一个因素。极大的努力或集中思想可以导致更好地执行一些任务，即那些需要有限资源加工的任务，以及受到所分配的心理资源或容量限制的操作（Norman & Bobrow，1975）。
l 根据Treisman（1964）的理论，人们只进行刚好能满足所需的加工以区分注意和非注意信息。如果两条信息在物理特征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只会在该水平上处理这两条信息，并且很容易拒绝非注意信息。如果两条信息只在语义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在语义层面对信息进行加工，并且根据语义的分析来选择注意哪条信息。语义处理需要更多的付出，因此，我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这种分析。
l 工作记忆广度
l 事实上，Conway，Cowan和Bunting（2001）的研究表明，在非注意信息中听到自己名字的被试，往往拥有较低的工作记忆广度。（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工作记忆。现在，你可以将其想象为记忆的“空间”，或者是一个人用来将事物保存在即时思维中的容量。）其实，对于65%拥有低工作记忆广度的被试来说，20%拥有高工作记忆广度的被试能在非注意通道中察觉到他们的名字。研究者是这样解释的：工作记忆广度较低意味着较少具有主动阻拦非注意信息的能力。换句话说，具有较低工作记忆广度的人很难集中注意。
l Wood和Cowan（1995）的总结认为，未注意信息的注意转移是无意的，而且完全没有觉察。
l Wood和Cowan（1995）首先希望了解的是，那些意识到非注意信息中含有逆向讲话的人，是否会对他们注意内容的追踪产生影响。换言之，如果他们对非注意信息中的内容进行处理，那么这样的处理是否会使他们在执行主要任务时的表现大打折扣？答案显然是肯定的。Wood和Cowan计算了追踪任务中的错误百分比，发现在逆向讲话持续的30秒内，错误比例提升至最高峰。对于那些报告注意到逆向讲话的被试来说，这个效果特别富有戏剧性。从未听过逆向讲话的控制组成员未出现追随错误上升的现象。同样，大多数先前没有注意到逆向讲话的被试也没有出现错误上升的情况。
l 每个人都知道注意是什么。它是以清晰和生动的形式对可能同时呈现的物体或一系列想法中的一种进行心理占据。意识的聚焦化和专注是其根本所在。这意味着为了有效地处理某些事务，就必须从另外一些事务中抽离出来，是与混淆、茫然、脑力不集中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
l 还有一种视觉性失认被称为面孔失认（prosopagno-sia），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有关人脸的视觉失认（Farah，1990）。大脑右半球特定区域受损（也可能包括左半球的一部分）的面孔失认患者可能拥有完好的识别物体的能力，但却不能认出家人或政治领袖的脸，甚至连自己面孔的照片也认不出来。他们能看见脸的细节，如鼻子、眉毛或一颗痣，但却不能把这些视觉细节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清晰的脸部知觉。Oliver Sacks（1985）在他的书中对面孔失认的详细案例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l 最能说明感觉和知觉这两个不同加工过程的是认知神经心理学对视觉性失认（visual agnosias）的研究，所谓视觉性失认，是指解释视觉信息能力（虽然可以看见）的损伤（Banich，1997）。请看图3-24这一取自Rubens和Benson（1971）报告的个案研究例子。图中显示了呈现给病人的原画以及他临摹的作品。正如图中所见，这位病人能清楚地看见这些画，对每幅画的临摹也都复制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但是，这位病人却不能正确地说出任何一样东西的名称，
l 也许是因为近端刺激不具备我们识别物体所需的所有信息（例如，因为视网膜像是二维而非三维的，或者物体可能看来模糊不清或被其他东西遮挡着），作为观察者我们必须利用已有知识弥补其中的缺失。
l 显然，有知觉经验的人懂得刺激的哪些方面需要被关注，并更努力、更有意识地去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刺激。至于自上而下的加工方面，知觉者的经验显然有助于引导他去关注刺激的特定方面，也会促进他“获取”更多的信息（Gauthier & Tarr，1997a，1997b；Gauthier，Williams，Tarr & Tanaka，1998）。
l 实际上，语音知觉的研究已再次表明了人类在解释语音时使用了分类知觉（categorical perception，Samuel，2011）。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声音的特征，如发音或者清晰度，且运用这些特征将声音划分入不同的类别。Lisker和Abramson（1970）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电脑合成人工语音，其中包括了以跟在“ah”音后的以双唇音结尾的辅音（类似于b，或者p）。b和p音有着相同的辅音结构，只是辅音释放时间（voice onset time，VOT）不同（VOT与辅音释放之后声带开始震动的快慢有关，VOT负值表明在声音发出之前声带就开始震动了）。通过计算机，Lisker和Abtamson将VOT分成从-0.15秒到+0.15秒，由此产生了31个音节。
l 鼻音，主要由空气是否进入鼻腔（如n）或不进入（如l）而定；
l 特征分析的知觉模型与一些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证据非常吻合。在关于青蛙视网膜的研究中（Lettvin，Maturana，McCullogh & Pitts，1959），科学家将微电极植入视网膜的单个细胞中，Lettvin等人发现，特定的刺激能更频繁地激活这些细胞。一些对明暗交界反应强烈的特定细胞被称为“边界探测器”（edge detectors）。因为一旦受到明暗之间的视觉“边界”刺激，这些细胞就会被激活。而这些细胞之所以被称为“探测器”，是因为它们能够指出特定种类视觉刺激的存在。另外一些细胞选择性地只对移动的边界和其他刺激做出反应，被称为“虫子探测器”（bug detectors），当一个小黑点（很像一只昆虫）移动越过视野时其反应最为强烈。Hubel和Wiesel（1962，1968）后来发现，猫和猴子大脑中负责有选择地对视野中的移动边界和轮廓作反应的视皮层区域，其实具有特定的方向性。换言之，他们发现了区分“水平线探测器”和“垂直线探测器”的证据，也包括其他不同的探测器。
l 图3-6 奇象限辨别任务
l 脑成像和记录技术包括很多的字母缩写形式，对于初学者而言如何记住它们呢？其中一种办法是根据它们所能提供信息的种类来加以分类。CAT和MRI扫描产生的是神经解剖学的信息，PET、SPECT和fMRI提供的是关于不同认知活动过程中血液如何流动的信息。MEG、EEG、ERP以及TMS都是测量（或引出）认知活动中的电活动。
l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这一技术中要注射用来标记的放射性化合物（碳、氮、氧或氟的放射性同位素，可以快速释放伽马射线的逊原子微粒，并且都可以被脑外部的仪器装置检测到）。PET扫描测量大脑不同区域的血液流动情况，可以形成大脑的电子图像，显示某一时刻大脑最为活跃的区域（Posner & Raichle，1994）。
l 多数神经科学家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高级认知加工太过复杂而且彼此相互联系，在大脑中不会只局限于任何单一的区域（Pritchard & Alloway，1999）。这一观点得到了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1890—1958）研究工作的支持。他进行了一些堪称神经科学里程碑式的研究，测评大脑切除术（ablation，摘除大脑的某些部分）对白鼠走迷宫能力产生的影响效应。拉什利（1929）报告，走迷宫能力的损伤与被切除的大脑皮质的总量有关，而不是特定的部位。
l 脑区
l 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方法其实受到了机能主义和格式塔学派的双重影响。机能主义者关注的是认知加工的目的，这当然也是一个生态学的问题。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任何经验产生的周围情境，这一点与生态学方法非常一致。生态学方法否认与广阔现实情境相分离的、在人工环境下进行的对认知现象的研究价值（甚至是可能性）。因此，该方法较少依赖实验室中的实验和计算机的模拟，更倚重自然观察和现场研究的方法来探索认知。
l 进化心理学家Leda Cosmides（1987）指出，我们的祖先所经历的环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且还是生态和社会意义上的环境。
l 联结主义的框架由此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模型，它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所假设的单元数量、单元之间的联结数量及方式以及单元与环境的联系方面。然而，所有这些模型都具有的共同点是，无须假设一引导信息从一种加工或存储区流向其他加工或存储区的中央处理器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用不同的激活方式来解释不同的认知过程（Dawson，1998）。知识不是储存在不同的存储区中（如图1-2中描述的方框），而是储存于单元之间的联结当中。当新的联结方式得以建立，并由此改变了单元之间联结的权重时，学习便发生了。
l 范式
l 首先，什么是研究范式（paradigm）呢？该词有许多种相关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范式是一个知识体系，该知识体系根据服膺于此的学者所推崇为重要或不重要的内容建立起来。范式包括研究某一现象时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同时它也规定了在研究过程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实验和测量方法。因此，范式是用来引导研究者对各种现象加以研究和理解的知识框架。
l 内省法
l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要优于外部观察者的观察，但也可能由于涉及自身的认知活动而更加容易带有偏见。人们在观察自身的心理过程时，可能更关心自己的操作表现水平，并可能因此驱使他们以不被察觉或无意识的方式扭曲自己的观察。获得的有关自身心理过程的结果，可能要比实际情况更具有组织性、更富有逻辑或更完整等。人们一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认知活动中会有错误和不经意的地方。另外，对于一些认知任务（尤其是一些颇具要求的任务）而言，观察者可能很少再有多余的精力来观察和记录。
l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要优于外部观察者的观察，但也可能由于涉及自身的认知活动而更加容易带有偏见。
l 实验者也要承担研究的现象只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有微弱联系的风险。
l 加德纳（1985）指出，认知科学领域具有一些特定的共同假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认知必须在所谓的表征水平（level of representation）上来加以分析研究。这意味着认知科学家同意，认知理论可以使诸如符号、规则、意象或思想等用加德纳的话来说“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可见的……所有内容”（p.38）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知科学家关注的是信息的表征，而非大脑中神经细胞是如何工作的，或者是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之类。
l 乔姆斯基（1957，1965）并不认为所有关于一种语言的规则都能被该语言的使用者有意识地了解。相反，他认为这种语言规则的运作是潜在和内隐的：我们不需要准确地了解所有的规则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它们，生成可以为人理解的句子，防止出现那些啰嗦又词不达意的句子。
l 格式塔心理学家由此拒绝接受结构主义、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因为它们都不能对心理方面，尤其是认知方面的经验提供完整的解释。他们选择有关刺激的个体主观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人们是如何使用或运用结构，并规定自己经验的。他们相信思维会运用其自身的结构对刺激加以组织，特别是将知觉组织为整体，而非分割的部分。这些整体趋于将刺激简化，这样，我们在听到某个旋律时就不会觉得这是单个声音的集合，而是更大的、更富于组织的单元：旋律段。
l 思维或心理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个体适应其环境。
l 詹姆斯把习惯视为“社会的飞轮”（1890/1983，Vol.1，p.125），这是一种使我们的行为保持在规范以内的基本机制。
l 洛克、休谟、贝克莱和穆勒追随的是亚里士多德，更多地采取经验论者的立场，而笛卡儿和康德赞同柏拉图的思想，是一种先验论的立场。
l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将一种刺激划归某一已知的类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