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吴越魂 The Lost Urheimat of Wu-yue Culture
I do not intend to--and perhaps cannot gather enough conclusive evidence to be able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on this topic, so you will have to excuse the lack of such rigor and composure in this article.
在中国东部语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今天，一小部分人，以他们极为有限的声音，呼吁着所谓的“重塑吴越魂”，企望通过溯源origin tracing, 来将地方文化从中原文化区别开来，以达到文化保护和语言保护的目的。他们希冀于起源的不同能带来身份自我认知的区分，从而为濒危语言构建各种生态走廊habitat corridors。
暂且不谈它的可行性和潜在影响，所谓的”吴越魂“究竟在哪？
0. 概念
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何为“吴越”，何为“魂”。
先解“越”字。这里的“越”明显指的是“百越”，而不是“翻越”等意思。“百越”一词，初见于《吕氏春秋》239BC，是中原人对生活在中国南方、东南方、西南方以及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称。越即现代指广东的“粤”，指越南的“越”Việt。《说文》曰：“越，度也。从走戉聲。“也就是说，走是义符，戉是音符。我们分开来看。首先，“走”字：
这里的甲骨文（左1）应该是金文（左2）的一种简写形式。也就是说，下半部分的“止”（趾的本字）是本来就有的。从这一点来说，“走”字有点指事的意思。那么，可能的情况是，上古汉语Old Chinese有个音读戉，但是写的时候为了区分“翻越”和“戉”两个意思从而加了一个走字旁给它。实际上，“戉”字确实是最初周朝用来指代越国的本字，至于为什么后来换回了“越”字，可能是因为其中某一种用法已经太过少见，从而没有必要加以区分。这可能类似于”会稽山“中“会”字的三种读音一样（快／惠／跪）。
至于“戉”字的字源，我归纳为两种说法：一种从声，一种从形。从声者，假借也。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就是说，一个字先有其音，然后人们再找到一个字与之对应以方便书写。上古汉语对这个字的重构是ɢʷad。这个辅音是唇化的浊舌根塞音。 从音一派认为，这个音是古代越人用来称呼“人”的语音。中原人便从自己已有的字中找出一个发音相近的字，即“戉”来对应古越人的“人”，从而指代整个南方民族。然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由于像“人”这类词的使用过于频繁，其发音十分容易发生变异；再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即使找到了该语言的现代后裔，其发音受历史上各种文化环境相互交融影响，肯定已经面目全非了。
从形一派则从字形本身出发：
戉是鉞的本字，即一种大斧子。这里的造字法当然是象形。《说文注》说：“戉，大斧也。一本奪大字。非。斧所以斫也。从戈。聲㇂。王伐切。十五部。俗多金旁作鉞。” （从这里的反切看，上古切韵似由中古推出，或者两者是变化一致的）。斧鉞被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权力的象征与美学的脊梁，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比如仰韶、龙山、良渚等。
以上不难看出戉字是象形这一说法。从形一派的人认为，戉器最初产于良渚等越文化区而后传入中原，而中原人则用这个字代表这种器物，后来引申到盛产这种器物的人，即越人。这一点有没有办法证明呢？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至今越族后裔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将斧子、板锄（源于钺）读为“kwan”、“kwak”，与“越”字汉语古音接近。但对于“百越”是对“越”多个支系的泛称这一说法，李锦芳认为是望文生义；他认为，其实“百”是中心词“越”的词头，越音“bak”，是“把”的意思，“百越”即“把斧”。”
另外，我翻照片时偶然撞见了早期良渚刻画符号中类似的标记：
这与甲骨文中的戉字可以说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比他早了1500年左右。但是这表面、单一的联系并不能作为结论性的证据。同时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相互影响了数百年。因此到底是谁发明了鉞，是谁影响了谁，还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说，越的本字戉，与当时南方的越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字的情况则似乎要简单一些。吴即“口”+“大”，大声呼喊之意。 可能和藏语ངར་སྐད (ngar skad, 喊，咆哮)有亲缘关系(Schuessler, 2007)。吴字与越联系起来，应该是自周王室的吴泰伯来到太湖流域建立吴国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当然这件事的真实性任然存疑。我们所知道的是，大约公元900BC左右，越人中的两支，句吳（勾吴）和於越（于越）开始受到明显的中原文化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贸易等往来都有可能促进这一现象的发生。但是中原的史官喜欢把非中原民族的祖先写成是来自中原，比如越王勾践被说成是大禹后代（司马迁），以此来为自己征服同化对方民族来正名(von Stella, 2016)。总之，吴越最开始只是用来指代太湖流域的越部族，后来又指代同地的诸侯国吴国，再后来又包括了南方的越国，现在宽泛地指代中国东部江浙沪一带的居民。在本文中，吴越主要指代吴语区的人民，即浙江全境、上海全境、苏南、皖东以及江西福建部分地区的吴语人口。
最后，何谓“魂”呢？《左傳·昭七年》云：人生始化爲魄。旣生魄，陽曰魂。即一种与生俱来之气，cf. 拉丁innãtus, 即born-in，引申为innate即先天的。因此，所谓寻找吴越魂，就是寻找吴越文化中那种从诞生就有的、经过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而不易从水面上看到的本质。
1. 早期人类迁徙 Early Human Migrations
仅在此文一周前，几位中国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轰动学界的文章，称在陕西蓝田的上陈遗址发现了212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朱照宇 et al.,2018)，将该物种迁徙出非洲的历史足足往前推了27万年。如果该年代推算属实，那么整个直立人迁徙历史都将被改写。
在约300万年前东非，最早的人属Homo开始从南方古猿亚族Australopithecine中进化出来。从300万到200万年前之间，人属中的一种，直立人Homo erectus，开始从非洲迁徙到欧亚大陆各地。
根据上图，在非洲的一支的直立人最终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智人Homo sapiens。但是远早于智人走出非洲到达亚洲腹地，直立人早已在那里生活了数百万年。
上图其实有一定误区，尼安德特人是直立人走出非洲后分化的一个物种，上图黄色区域包含着许多这样的分化物种。不管怎么说，根据中国学者的最新发现，很有可能最先到达中国东部的是直立人的一支，大约在190万年前。考古证据有1981年安徽和县发现的直立人，据测为190-150万年前(刘武，2017)；2015年在安徽东至县龙华洞也发现了类似的直立人化石。
换句话说，吴越之地最早的人类可能是19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
而智人本身的起源仅在30万年前左右(Richter et al., 2017)；去年对摩洛哥发现的重新推算打破了50年来公认的20万年前起源论。现在比较流行的晚近单一起源说Recent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RSOH), (as opposed to multiple origin theories, e.g. Hamitic Theory)认为， 从27万年前到11.5万年前智人陆续从非洲走出，但对现代人口基因分布最有影响的来自于7万年前的一波出非洲迁徙。
这个模型当然是相当粗略的，人口迁徙与扩散不可能是单方向均匀地向四面发散开来；但不管怎么说，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祖先，应该是从中国西南部进入腹地。他们与当地的其他智人（存疑，如柳江人，13.9万年前，学界对该时间有较大争议）、直立人相融合，成为了今天中国基因池的主要贡献者。至于迁入的时间则有点棘手。著名的田园洞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晚近智人之一，时间推测为4.2万至3.9万年之间。研究表明他与现代东亚人口和美洲印第安人有亲缘关系，但并非直系祖先(Yang et al., 2017)。
而更近的人口历史或许能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出端倪。汉藏语系Sino-Tibetan是大中华区的主要语言类别，是本地最早有书写形式的语系（殷墟甲骨），也是世界第二大母语语系。它主要包括汉语语族Sinic的七大语言（官吴粤湘赣闽客），缅彝语族Lolo-Burmese和藏语语族Tibetic。现在它有一个时髦但是受众不多的称谓：跨喜马拉雅语系Trans-Himalayan，因为众多对中藏语系演化的分析都将原始汉藏语Proto-Sino-Tibetan的起源地定在喜马拉雅山附近。不同的假说包括西藏东部4000BC，四川盆地7000BC，印度东北7000BC，印度东北8000BC等等。
也就是说，古代中原人，也就是狭义的中国人，可能基本都来自于印度。
但是同一时期吴越地区的语言，不要说新石器时代时期的语言，就连春秋战国的古越语Old Yue，在古代各种文献中都鲜有提及。我们无从推测古越语，或者某种重构的“原始越语”Proto Yue，是否与汉藏语系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两者属于不同的语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口头语言在文字书写系统形成的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古人类学家正在探讨56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语言可能性（主要是从颅骨形态学角度)。因此，旧石器时代前后的百越先民极有可能有着自己独有的语系，来到中国最后扩散到南方各地形成百越语言。古籍中说吴越、闽越、瓯越、南越等地的语言有一定的相通性，可能是由这个的原因造成的。
2. 新石器时代文化 Neolithic Cultures
根据近东文明研究的ASPRO chronology，人类在10200BC进入了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长三角地区出土了丰富的古文化考古遗迹，比如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据称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文化之一。当然它的意义远不限于此，后文将提到。
同样重要的当然还有环太湖地区出现的自然过渡的连续文化时间层（钱山漾之前）。我们来看下面这张良渚博物院的时间对比图。
上图虽然仅仅是将一系列文明的时间分层横向对比了一下，但它其中的潜台词就是，这一时期的吴越文化是可以与其他公认的文明摇篮cradles of civilizations相媲美的。实际上最左侧的是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下它能否被称为“文明”。
大约有四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类文化是否可以被称为文明：1.城市的出现（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区域分工等） 2. 社会分层，由一小部分精英主导； 3. 用作交流的符号系统； 4.与自然环境主观认识上划清界限(Llobera, 2003; Adams, 1966; Haviland et al., 2013)。关于最后一点，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就是对自然的驯化domestication，包括家畜和农作物；另一个就是对自我的具化reification，意识到自己有别于自然，包括雕刻、原始宗教等表现形式。
我们来看环太湖文化中成就最高的良渚文化是否符合这些标准。首先是社会分层。可以肯定的是良渚社会是一个分层明显的社会。比如特定的玉器、漆器只在有尊贵身份的墓主人的墓室中找到。
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
其次，诸如莫角山宫殿的大型遗址等发现，表明可能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统治者，以及一定复杂程度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该城邑有公共的祭祀场所以及一定的基础设施。另外，良渚文化在建筑布局方面也呈现出了早期城市的分区特征。
因此，保守的说，良渚文化出现了早期城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看主观与自然的自我区分。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动物驯养和水稻种植应该来说是相对成熟的；而在宗教祭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证据，比如下面这个上海发现的良渚文化晚期（2500BC）发现的贵族（可能为“王室”）墓葬中的有着精美雕刻的象牙：
另外在同一个墓中发现的神像与距它500年前的良渚文化核心区的神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能可以说明某种良渚原始宗教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性。
从雕刻方面来说，玉器上出现的兽面纹有着一定的时空上的统一性：各地发现的兽面纹主干相似，边上的鸟纹形态各异；其次该图案也经历了从繁复变为简明的过程。
最后说说文字。成熟的文字／书写系统形成一般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图画painting--刻画符号marking--原始文字proto-writing--早期文字early writing--成熟文字true writing。
争论的焦点无疑就是良渚标记是原始的书写系统还是一些刻画符号。
书写系统与符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书写系统的文字是用来记录某一种特定的语言的。我认为这就规定了它必须有双重的系统性。第一就是社会系统性，即该系统可以被一个公共的社会群体所认同，所解读，所复制；第二就是语言本身的系统性，该系统必须包含一定约定俗成的语法和书写方式来成全前一条要求。因此，如果是符号，一个人不需要具备某种特定语言的知识也可能看懂(or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for the same reason)：比如特定的徽记（人名、族名、职业名）、天文地理信息、数字记录以及图画。这四个符号的特点在良渚标记里似乎都可以看到：
除了极个别符号，整个良渚文化的标记单一性比较高，很难成为某种语言的载体。这一点与中原地区的仰韶、半坡等刻画符号情况基本一致。
另外一个作为书写系统的文字的重要的特征就是特定的组合性，主要是声旁和意旁的组合phonosemantic。比如下面公认为是原始书写系统的原始楔形文字Kish tablet：
而这在良渚符号中更加无处可寻了。结合以上几点，我认为称良渚记号为原始文字明显是欠妥的，但把它当作一种刻画符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综合这四组分析，总的来说，良渚文化可以看成是某种文明的起源阶段：虽然在各方面都能找到一定的证据，但缺乏决定性的考古证据来证明其价值--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因此如下图这样的表述，在找到文字记载前，我以为都是欠妥的：
然而似乎上天并没有耐心给良渚文化足够的时间发展出成熟的书写记事系统。公元2000BC之前，良渚文化消失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环境变化，包括洪水导致大部分聚居地被淹没，--似乎该时间也与传说的大禹治水相吻合。但是研究表明诸如洪水的气候变化在地球最后一个冰期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与白垩纪-更新世灭绝事件不同：因此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那么良渚先民是否全部消失了呢？它们是否可以被称为是“吴越魂”呢？
3. 后世继承 the descendants
良渚文化是吴越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它为吴越文化无疑奠定了一定的基调。而这之后这一支文化的去向，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路向南”。当然这并不是说该文化在当地的继承是荡然无存的。本节主要运用三个维度的材料：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以及文学和历史资料来探讨这个问题。
先来探讨一下汉民族。Paul French说所谓的汉民族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的(2017), 他的意思是说，汉民族的统一特征是文化上non-physical的而非基因学上的physical。他讲对了一半。首先，南北有别，即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在起码战国时代之前有明显的差别，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证过了。一项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北方人的基因特征在1000BC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Zhao et al. 2015)。同时，另一项研究表明，汉民族的线粒体DNA（mtDNA）从北到南多样性明显增加，这表明了历史上北方男性人口不停地向南迁移并于当地女性结婚繁衍(Li et al., 2004)。同时，南方人有多种Y染色体Y-chromosome 的单倍型haplogroup是北方人所没有的，也表明了其独特性，这个后面会提到。最后，中科院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南方各地的汉民族人口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基因十分相似。这一切都说明，起码在西周，南北是有明显区分的不同民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起码在现代，经过了2千年左右时间的融合，汉民族的基因统一性很高，有共同的单倍型记号O2-M122，同时也有着连贯的稳定的基因组结构(Gan et al., 2008)。因此，起码在现代，“汉民族”这一词是有他的基因学和科学依据的。
上古时代的南北之别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许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林庚先生就认为，山海经中的黄帝战蚩尤，不是黄河流域几个部族之间的简单争斗，而是北方部族领袖与南方部族领袖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战。“蚩尤为雨神，因此逃回南方后南方多雨”的传说因此而来（1947）。而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直到很晚国内学者才放弃了“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分类方法，因为南方的西南官话与北方各官话之间差别太大了，人们一直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方言而不是官话的一支。可见，即使至元朝而来700多年对西南地区的殖民和融合，西南方言还保持着明显异于北方特征。加上本来就十分迥异的东南和南部各个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也应该可以印证南北有别这一点。
既然南北有别，那么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南方古越各族的历史。前面说到，百越是周人对从会稽到交趾“蛮族”的统称。有群体遗传学的研究表明，百越有着由单一的起源。百越的祖先于40000年-30000年间迁入了广东一带，并从那里开始了分化称为了两支：向西南版纳一带迁移的“西越”和向东江浙一带迁移的“东越”（李辉，2002）。大约距今10000年前百越中的一支已由江西迁入了浙江一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支越部族与后来的句吳（勾吴）和於越（于越）部族有直接的联系。
自战国以来，古越民族开始了长达2000多年的南迁历程。其实早在2000BC，部分良渚遗民就开始迁往南方。公元473BC，勾践灭吴，吴越形成一体。公元333BC，楚国灭越，越王室迁到福建建立了闽越国（333BC-111BC）。秦汉时期，中原军队与闽越、南越以及其他越族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征服并同化了大片土地和人民。秦汉军队给当地人的选择是，要么接受中原文化并服从管理，要么就是死：因此大批越人只能逃入深山老林中。到公元2世纪时，汉朝已经直接控制了两广和越南北部。
之后五胡“乱”华，大批北民南迁，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五代时南方再次与中原相分裂，经济持续发展。直到赵构“建立”南宋，中原王室入杭，可谓南迁的一个高潮。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至于这些越人南迁到了哪，历史语言学应该给能我们一些答案。
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国内学界对汉藏语系以及与其相关与的语系的划分与西方学界完全不同。个人认为西方的划分相对客观一点。举一个最要紧的例子，泰-仡央语系（国内称为侗傣语系）Kra-Dai languages现在经多方面的对比和重构很明显是一个独立的语系，而非隶属于汉藏语系中的一支--然而国内还有很多人喜欢把它归入到“我们”的语系名下。之所以要提这个语系，是因为它正是百越民族语言的其中一个后裔。
今天仍然可以在粤语广东话、壮语以及泰语中找到很多同源词。也就是说，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些人，向南迁徙，形成了今天泰族（泰国）以及包括侗族、黎族、傣族等南方少数民族。这一点人口基因学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
古越人南迁的另外一个方向貌似与江浙一带的吴越关系更佳密切。与之相关的便是世界第五大语系、横跨两大洋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虽然有一定争论，但是学界一般认为这门语系的起源地在台湾。大陆叫“高山族”（其实有好几个民族，建国后拍脑门民族问题决策的典型），台湾叫原住民。台湾有着所有南岛语系最丰富的语言多样性，然而这些语言（大陆称为“台湾语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说这些南岛语言的原住民只占总人口的2.3%，而在这总数位26种的语言中，有10种已经灭绝，有5种已经功能性灭绝functionally extinct（好比野外只存活一两只的白鳍豚，没有足够的数量来维持种群，而它们的灭绝标志着整个属的生物的灭绝--当然白鳍豚现已确定灭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剩下的10多种语言也是极度濒危状态。这些语言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似乎又必须亲眼见证一次大面积语言灭绝事件。
南岛民族沿着之前古人类迁徙的路线，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征服了从马达加斯加岛到智力的复活节岛的数以万计的海岛，发展出了惊人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而这些南岛居民很有可能就是古代吴越人的后代。《剑桥东南亚史》认为河姆渡文化是原始南岛语系的文化根源之一(Tarling, 1999)。而2007年发表的一篇对良渚文化遗骸的基因检测发现了与现代南岛居民共有的单倍型O2，这说明良渚文化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南岛语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然，再次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人类迁移绝非单一线性，南岛语系也一定受到了多方面、多时间段其他地区人民的影响。
这甚至在语言学上也能找到一定依据。现代吴语的很多词汇在汉语语族里是根本找不到本字的，很多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底层词汇”，即远古时代古越语遗留下来的词汇。那么如果古代越人最后迁徙到了台湾发展成了今天的南岛各族人民，那么这些底层词汇应该也能在那些南岛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复旦大学的李辉教授曾研究了上海马桥地区的吴语方言，结果发现它与台湾原住民的三种语言Paiwan、 Amis和Bunun有着很多共同词汇（2001）；而又很多这些词汇其实是北部吴语共有的，比如（左为台湾语族）：
有证据表明古越语是一种黏着语，即通过在词根前中后黏贴不同的词缀来达到语法目的，这可能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吴语对古越语的音节省略。
综上，所谓的吴越魂，很有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地球广袤的南方，并开始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5. 意义
既然吴越先民早已迁移出了故地，那么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有必要追寻所谓的吴越魂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来看一看当今的吴越居民还保留着多少当年古越人的遗传。先从遗传学的角度：单倍体O-M119被认定是古越人的标志，这一基因记号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民中分布广泛：
综合多项研究，江浙一带汉族的该基因比率大概为25%左右，这实际上是相当高的。
而在语言方面情况可能就要差得多。这里再次提一下国内语言学对汉藏语系莫名其妙的分类：吴语毫无疑问的是中古汉语的直系后代。实际上，1010年前的中古韵书《广韵》中的反切可以直接用现代吴语来读，正确率奇高，这正是因为吴语对中古对声调近乎完美的保存与继承。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喜欢把吴语自上古汉语时期就分出去，这是毫无依据的。
总而言之，就语言方面来说，相比较吴越先民，现代人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了。但是如上文所说，还是有很多底层词汇残留在吴语中，这正是文化基因不可磨灭性的体现。而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我们本质上已经属于汉人，但却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而这正是我们传承这一文化的正确方式：在承认大一统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文化个性的传承。在生物界，物种过于单一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种族灭绝。
（完）
© 本文版权归 Souljourner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