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数字时代下重新思考新理性主义（一）
数字化形式的衰弱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这里指，从Frank Gehry’s Office在二十世纪90年代设计Walt Disney Concert Hall和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开始），数字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中迅速发展，但近年来，这一倾向在变得越来越弱，这种衰弱的证明可以从最近的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颁布看到，一种“反技术”的力量逐渐浮现，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人们自上一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开始失去了对技术的一直保持的乐观态度，而代替的是对技术的警觉和恐惧，这种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如果愿意去在历史中找寻，从来不乏有人站在对技术抱有负面态度的对面立场。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数字的社会，探索数字技术依然是一个没有被完全完成的，也是不应该被放弃的任务。这里的数字技术在建筑领域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简单辅助设计工具，而是一种完整的设计方式，设计方式进而来影响设计想法。需要注意的是，设计想法受设计工具束缚本身是合理的，刻意避免被设计工具控制，而固执地使用保守的设计方式是没有必要的，而脱离设计工具去创造一个完全独立的设计思维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激进的乐观的建筑师对数字技术探索的声音变得微弱之前，数字技术曾经创造出了一时在数字化下建筑的新形式的短暂繁荣。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计算机对建筑设计的介入，建筑师放弃了传统的纸面图纸的表达和对传统透视学的训练，这极大解放了建筑师的设计想法，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建造方式，这一探索是进步的，并且那些努力和建造成本的明显地提高是值得的，建造成本终究会因为建造技术的成熟而下降。虽然建造技术并不是这里要探讨的重点。为了让建筑不再困于以往具有的滞后性，在理想的条件下，勇敢地忽视政治和商业因素是应该被认可的。
数字化形式的三种设计模式
在设计层面上，可以将数字化形式的设计模式分为三种：一，线性或者非线性的（线性的设计虽然传统的设计手段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在更为透明的错位的线性设计在传统的设计手段下是难以实现的，参看Peter Eisenman为Alteka Tower项目中所绘制的系列图解）类似于在数字环境下手工的雕塑形式。这种设计模式在数字化形式中最早出现的，它的理论背景可以从数学家 René Thom的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找到。这一模式的建筑师可以是Frank Gehry、Gerg Lynn、Zaha Hadid Architects、Asymptote、Coop Himmellb(l)au。二，依靠计算机算法（Algorithm）生成最终结果，尽可能地减少手工方式进行建筑设计，它的理论背景可以从生物学家D’Arcy Thompson的形态学（Morphogenesis），及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找到。这种模式的建筑师可以是Michael Hansmeyer、Mark Burry、Kokkugia、Gilles Retsin。三，基于创建简单的单元形状进行组合成新的复杂的形式，这一模式可以参考套件拼装（Kitbash）组合式的模式也是相对于前两者更容易被理解并更容易在设计端实现的方式。这种模式也是之后阐述数字化与新理性主义结合的要被强调的重要部分。这里的建筑师可以是 Yousef Al-Mehdari、Hernan Alonso、Mark Foster Gage、Ferda Kolatan。
必须要说明的是，以上分类并不是严格的，其中的一部分建筑师，以及这些建筑师在从事教学活动的中所探索的方向可能是这三种模式的多个、甚至全部。基于这三种模式，一些建筑师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现在已经被人所了解和习惯。如果不去讨论数字化转变的哲学、审美原因，数字技术产生了传统设计难以实现的若干特点。它们是效率、复杂和可共享。这些特点适应社会发展所将要面对的问题：未来人们需求的细化导致建筑功能的细分；追求效率的城市模式导致建筑功能的整合；人们工作种类的细分，不同领域的合作所需要的设计平台的开始，定制化设计，让使用者参与和影响设计所需要的设计资源的共享。
而目前数字化时代下，数字技术所面临的问题是缺少对文化历史的根基，有野心的建筑师希望于创造新的建筑形式甚至是新的主义，但现实显然表明了这一愿望是对他们自己的过于自信了。另外数字化设计也明显地脱离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过于沉浸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益处而少有思考如何与现有及未来的建筑功能的联系。基于对历史符号和新兴产生的建筑功能的思考，在上一世纪60年代，新理性主义就已经思考过了。回顾新理性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推进数字化形式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之一。
未完待续……
作者补充：在阅读了6篇参考文章之后（其实应该是7篇，但有一篇只是关于独立思考的，并不是建筑范围内的。），我最终将我的作业文章题目选定“当前数字时代下重新思考新理性主义”，其一是我对数字化的相信，其二是我同时对古典形式的认可，尤其是在我，在意大利游乐时惊叹于Palazzo della Civiltà Italiana和San Cataldo Cemetery，虽然前者可能是最著名的法西斯时期的建筑，而后者我也并没有去过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