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姐姐给弟弟买房：是家庭互助，还是“扶弟魔”？

最近，一个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据媒体报道称，山西吕梁的高家有12个子女，最小的儿子是高家唯一的男丁，为了给家中唯一的男丁娶媳妇，11个姐姐集资赞助32万，其中23万用来给弟弟买房。婚礼当天为了给弟弟送去祝福，11个姐姐穿着标注有1-11数字的红色T恤，按家中排行从大到小逐一上台，对结婚的弟弟说祝福语。

这个视频戏剧张力十足，很快就走红互联网，并引发了两极争议。有人从这个视频看到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看到的是家的“爱和团结”；有人则认为，这个家庭是“重男轻女”“扶弟魔”的典型，不仅不值得美化，还应该引起反思。

究竟孰是孰非？

值得赞许的家庭互助？

该视频走红之后，率先发声的某主流媒体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家庭成员互助。

评论认为，很多独生子女无法理解姐弟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个人面对残酷的竞争，并且要学会面对一切有可能到来的结果”。这种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导向的是“冷漠，甚至是对亲情的冷漠，不应该‘剥削’他人（针对弟弟），也尽量不要帮助他人（针对姐姐）”。

该评论说出某部分事实。如今我们的社会的确越来越原子化，太多自媒体告诉我们应“个人至上”：我们的情绪、感觉、想法是最重要的，即便在面对某些家庭纠纷时，也应该勇敢地断舍离，亲情该割舍就割舍。

比如某个百万级别的微信号大V鼓吹的哲学就是“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许多读者会写信求助面对家庭纠纷怎么办，该大V给出的答案从来都是：你是你自己，不是你父母的儿子，不是你丈夫的妻子，如果他们干涉你或者让你有不快，勇敢地“抛下”他们，你只需为自己而活，不必背负任何情感负担——这样的论调收获了无数受众。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在这样的情境下，适当的团体格局的倡议，当然是必须的。不过时下的社会语境，我们又感觉到，很多人似乎从差序格局的极端走向团体格局的极端，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许多年轻人推崇“个人至上”“他人即祸害”，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独来独往，谁都不要来干涉我，谁都不要来要求我。

英国《卫报》在一篇文章指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导致了人们的孤立状态。而在日本，“无缘社会”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很多人“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故乡，也没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骨灰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有学者担忧，日趋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有朝一日也会演变成这样。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有评论认为11个姐姐凑钱给弟弟结婚、帮弟弟买房，是值得赞许的家庭互助，它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正在缓慢流失的一种情感模式：人人相亲相爱，互帮互助；虽然这可能是种负担，但也是一种甜蜜的彼此牵连。并且在老龄化社会当下，11个姐姐+1个弟弟的家庭模式，反倒是养老负担沉重的无数独生子女该羡慕的。

“扶弟魔”不该被赞美

与之相对的声音则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重男轻女，虽然姐姐们在采访中表示，父母没有重男轻女，她们也是心甘情愿，但这并不能抹灭重男轻女这一事实。

反对者注意到这个家庭透露出的诸多重男轻女的信息：

——之所以生了12个孩子，是因为一直想要生个儿子。

——家中11个姐姐，大多初中毕业，有1个姐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家庭困难而作罢，还有两个姐姐甚至从来都没上过学；而弟弟即便不是读书的料，还是读到了高中。

——11个姐姐吃苦最多，弟弟则是在宠爱中长大，一直以来都是姐姐在帮衬弟弟，比如这次结婚，除了彩礼钱外，还出资22万帮弟弟买了房。当地人均月工资只有3000余元，平均房价也是3000余元，因此每个姐姐要拿出3万余元，并不轻松……

总而言之，从个人层面看，如果姐姐们的主观意愿是心甘情愿，也感到由衷快乐，他人的确没什么可置喙的。可是当这个新闻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它就超越了个人层面，而是嵌入我们的社会背景和认识经验中，不能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进行评价。如果将这个新闻放置社会大背景下考量，它就成了“重男轻女”“扶弟魔”的典型，倘若还以家庭互助的名义美化它，简直是“助纣为虐”，因为它以美化的形式，遮蔽了对“重男轻女”“扶弟魔”等问题的检讨。

比如重男轻女这一老生常谈的议题，它直接导向的是，对无数女性合法权益的损害和剥夺，甚至许多女孩因此“消失”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大概在1985年以前基本是在106、107左右。从1985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就逐渐地上升，到了2000年左右，出生性别比就很高了，能达到120，到2004年更高达121.18。虽然近些年来仍有所下降，但2016年出生性别比仍高达113。

而国家卫计委公示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这个目标数值仍旧高于107的上限。畸形的性别比背后，是重男轻女思维下的非法的性别鉴定。

再如“扶弟魔”这一称呼。与姐弟互助不同的是，“扶弟魔”指涉的是弟弟一味地索取，姐姐一味地付出，并且双方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知乎上有一个热帖讲述了有一个“扶弟魔”老婆是怎样一种体验，真是叫人看得心惊。而笔者身边也有过这样一个例子：姐姐偷偷把丈夫的房产抵押了，给弟弟还债，结果钱还不上，房产被收走了，姐姐婆家闹得鸡飞狗跳。

“扶弟魔”并不排除姐姐疼爱弟弟、对付出甘之如饴这一情况，但它可能隐藏的另一个信息是，重男轻女已经内化为姐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条件反射，姐姐认为她就是应该为弟弟付出，就是该为弟弟无条件牺牲。如果是这样，即便姐姐是自愿，但这种自愿其实也不是一种自由选择，它反倒折射出姐姐被“奴役”得有多深，也愈发凸显打破重男轻女桎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最后回到这个新闻，无论是家庭互助的赞美，还是重男轻女的担忧，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就这一家人而言，这一切都是个人选择，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该对他们有过多的苛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但当它作为一个公共事件时，我们更倾向的态度是，在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语境下，应该对类似事件持谨慎态度，少一些美化，多一些“社会学想象力”，以期以个案推动社会进步，而非为落后的现状寻找漂亮的遮羞布。

当然，家庭互助的模式很美好，却不必以这个新闻为正面范本。

——首发南周知道——